作者姓名: 胡思

人口危機的緊迫性

人類對人口的恐懼,原本在另一邊。馬爾薩斯說,人口指數增長,資源線性增長,終有一天地球頂不住。馬寅初也提醒,人口過快會拖垮國家。那時怕的是孩子太多。今日怕的,卻是孩子太少。生育率長期低於 2.1,人口便只會一路往下跌,這是鐵律。

聯合國預計人口要到 2080 年代才見頂,但愈來愈多人認為估得太保守。因為主要國家的生育率跌得太急、太深。城市壓力太大,年輕人看不到前景。若形勢不變,人口頂峰很可能提前一、兩代便到,甚至本世紀中葉便轉負。

東亞跌得最快。日本 2008 年起人口負增長,如今年自然減少 50 萬。學校關,村落空,白髮遍地。韓國更狠,生育率跌到 0.7,全球墊底。中國在房價、教育、職場三座大山下,年輕人不敢生、不想生。連人口大國印度,如今生育率也只剩約 1.9。如今仍有可觀增長的,只剩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口板塊正在重新洗牌。

人口萎縮的第一擊落在財政。養老人口愈來愈多,在職人口愈來愈少。醫療費上升,稅基下沉。政府加稅、延退、減服務,不是喜好,而是算術。第二擊則落在經濟。勞力不足,服務業缺人,科技業搶人,製造業外移。內需收縮,樓市轉冷,增長失速。人口紅利不再,整個社會變得老、慢、窄。

問題的根源很簡單:生育不再划算。孩子太貴,時間太少,工作太難,房子太貴,教育太累。投入巨大,回報未明。理智一算,「不生」便成為合理選擇。政府的補貼、托兒、育嬰假,只能解渴,無法改變心境。生育意願不是政策,是生活感受。

有人說科技能救,機器人、AI、仿人形,都能頂住勞動力短缺。這話只對一半。機器人能做工,但不能成家;能運算,但不能育兒;能提高效率,但不能創造下一代。科技能補洞,不能代人。

人類的路只有三條:提高生育率,延長工作年齡,引入移民。第一條難,第二條痛,第三條最敏感。避得了一時,避不了一世。人口問題沒有奇招,只有代價。

人口爆彈不會轟然作響,而是慢慢凋零。等到某一天,學校空了,醫院滿了,企業找不到年輕人,城市失去活氣,我們才會明白,這顆炸彈一直在腳下,只是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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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威爾斯三座小型核電廠的意義

英國將在北威爾斯興建三座小型模組化核電站 (SMR),這是英國多年來規劃中的一步,但真正落地的決定仍然意義重大。風能與太陽能已成為英國能源轉型的核心,近年發展迅速,造價大幅下降,發電量亦屢創新高。然而,一個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電力系統,仍需要某種形式的長時段、全天候基礎電力來支撐,而 SMR 的角色正正在此。這三座反應堆不是為了取代風光,而是為了讓風光可以更穩定地成為主角。

可再生能源的限制不是理念,而是物理。冬季缺乏日照、連續低風期可能長達多日,寒潮時負荷在黃昏急速上升,這些情況都要求電網具備能連續運行、可提供慣性與電壓支撐的底層電力。電池適合短時段調節,但成本要支撐多日並不現實;抽水蓄能受地形限制;氫氣儲能尚未成熟。這不是否定可再生能源,而是說明英國需要一個可靠的「穩定層」,讓風光可以放心佔據七成甚至以上的長期電力結構。

在這個格局裏,SMR 的作用是把核電從十年一座的大型工程,變成五年可複製的模組。它可以在退役發電站的舊址快速落地,接上既有電網,不需大規模改動;它可以分散部署,讓電力系統在不同區域都具備穩定支點。北威爾斯的三座 SMR,是英國重塑能源基礎的一部分,是讓可再生能源更可依賴、更具彈性的關鍵配套。

全球 SMR 設計雖多,但真正具體量產前景的只有少數幾款。美國通用電氣 的 BWRX-300 設計最簡潔,工程界普遍視為最有成本突破能力的方案。英國勞斯萊斯的 SMR 採用壓水式反應堆,設計保守但符合既有監管與運維體系,模組化程度高,亦較易獲歐洲及中東市場接受。中國核工的 ACP100(玲龍一號)是目前全球第一個投產的 SMR,成熟度最高,但出口受到政治因素限制。美國西屋電氣 的 AP300 安全穩定,但模組化程度較弱;韓國 SMART 系列技術底子強,但缺乏國內市場支持,難以形成規模。

以工程觀點看,通用電氣最具突破性,但以國際市場與監管可行性看,勞斯萊斯則最具出口潛力,尤其對歐洲、中東、南美具有吸引力;以成熟度看,中國走在最前。英國最終選擇勞斯萊斯,並非因為它在每個指標上最頂尖,而是它與英國的體系、供應鏈和能源策略最貼合。壓水式反應堆正好與英國熟悉的監管框架一致,而勞斯萊斯又承諾在本地建模組化工廠,使 SMR 成為可出口的英國產品,為產業創造新空間。

當然,SMR 的限制亦不能忽略。即使全球全速推進,到 2050 年也只可能建成二三百座,只佔全球電力 2% 至 4%,無法成為主力。它的重要性不在份量,而在位置:它位於可再生能源與電網之間,補上最後那段最難維持的基礎負載,令整個系統更穩更可靠。

北威爾斯的三座 SMR,是英國能源改革的一個起點,是為了讓風能與太陽能在未來佔更大比重時,可以站在更穩固的地基上。這一步務實、穩健,也為英國留下了一條可能的出口之路。可再生能源將繼續成為主角,而 SMR 將成為讓主角發揮得更好的那一道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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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需為六米風暴潮做好準備

談海水上升,先要講清海圖基準(Chart Datum, CD)。它是一個極低的潮位基準,設定在比一般最低潮更低的位置,大部分時間海水高度都在此基準之上。香港在無風暴時,鰂魚涌的天文最高潮約為 2.75 米;水位一到 3 米,沿岸便開始受浸;升到 4 米,更會造成嚴重破壞。然而維港沿岸大部分地方的設計高度只約 4 米,本身已貼着風險底線。

歷史兩次重大紀錄——1962 年溫黛與 2018 年山竹——都把維港水位推至接近 4 米,足以令城市大片地區癱瘓。更值得警覺的是,兩次香港其實都僥倖避過最差組合:增水並未撞上天文最高潮。以山竹為例,其增水約 2.35 米,若疊加在 2.75 米的大潮上,水位便可達約 5.1 米,遠超現有防線。更何況,溫黛與山竹皆非最強烈的超強颱風;若更強的風暴正面吹襲,或在香港以南數十公里掠過,再遇上大潮,水位只會推得更高。這些「差那一點」的幸運,不會次次重複。

再往前看,1874 年風災曾把維港水位推至接近 5 米,是香港自然極限的清晰示範。海平面正逐步上升,而高水位事件亦愈來愈頻密;在海平面上升約 1.4 米的情景下,約 4.7 米 的極端水位甚至會成為十年一遇。對一個 3 米開始受浸、4 米已重傷的城市而言,這意味極端事件正從偶然變成周期性威脅。

面對這樣的前景,香港終必須選擇如何構建防線。最直接的做法,是把沿岸海堤普遍加高至 6 米級,但代價驚人,也會把海濱變成混凝土高牆,破壞景觀與公共空間。另一個選項,是在維港外圍築三道大型海堤——東壩連接佛堂澳至歌連臣角、南壩連接摩星嶺至愉景灣、西壩連接機場至青山角——把整個維港封成半封閉內海。此類港口大壩雖然極端昂貴,但能同時抵禦風暴潮與海嘯,是最徹底的硬防禦。至於航道,可在海壩上預留大型開口讓巨型船舶進出,或是把貨櫃碼頭與郵輪碼頭遷往維港外,以換取完整防線。

然而,討論任何方案之前,當局應評估風暴潮或海嘯致水位升至 6 米的傷亡和經濟損失,讓社會看清香港在最壞情境下會失去哪一片市區、癱瘓多少基建,又需付出多少代價。沒有這份底線認知,公眾無從討論甚麼才是合理的防洪標準。

最後,氣候變化仍是根本挑戰。香港固然要為極端情境做好準備,但更重要的是減少排放,把全球海平面上升壓到最低。若要在下一次強颱風的正面衝擊中站穩腳步,城市就必須同時做好兩件事:未雨綢繆,並從源頭減緩危機。大自然的上限我們早已見識過,而城市能否承受下一次衝擊,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踏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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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公地悲劇與碳價制度的最後防線

氣候變化之所以難解,不在科技,而在人性。每個國家都知道排放越多,災害越重;也知道越早行動,代價越低。問題是到了付出成本的那一刻,人人都想等別人先做。等鄰國先減排,等競爭者先轉型,等下一任政府去承擔。公地悲劇便在這種「心照但不做」之間慢慢成形。

這場悲劇沒有壞人。發展中國家要提升生活水平,富裕國家維持高能耗模式,企業追求利潤,選民不願能源變貴。每一項選擇單獨看都站得住腳,但集合起來,卻把地球鎖在 2.8°C 的升溫軌道上。這是文明的吊詭:沒有人刻意破壞地球,但所有人加起來,卻足以把我們推向不可逆的深淵。靠良心不會解決問題,靠呼籲也不會改變行為。

要走出公地悲劇,只有制度。制度把代價擺上檯面,把成本算清,讓逃避變得不再便宜。碳稅的邏輯最直白,把每噸排放變成金額。污染不再免費,企業自然會精打細算,更新設備,提升效率。瑞典多年高碳價,排放下降,經濟照樣增長。加拿大雖政治爭議不斷,但早年實施碳價時,亦證明價格訊號足以推動整個能源系統自我調整。污染一旦變貴,市場自然會轉向更乾淨的選擇。

碳交易則從另一端切入。政府先劃出排放上限,再讓企業買賣配額。能減排的,有利可圖;不能減排的,就得付錢。市場會自動把資源推向成本最低的一方,使減排成為競爭,而非包袱。歐盟的排放交易系統已經證明,這套方法足以逼退煤電,加快可再生能源滲透。

但碳稅與碳交易都有同一限制:它們只在國界內有效。若甲國有碳價,乙國沒有,高排行業便會搬到乙國,再把產品賣回甲國。排放不減,競爭更亂,公地悲劇反而加深。這就是「碳洩漏」,一個用腳投票的破口。

CBAM(碳邊境調整機制,或稱碳關稅)便是為堵塞這道缺口。它的道理也一樣簡單:你在本國沒有付碳價,那就必須在出口時補回。鋼鐵、水泥、鋁、化肥,不論在哪裡生產,碳含量都計算在內。未付的碳成本,在邊境付。這不是懲罰,而是把規則對齊,讓任何企圖在國界外走精面的排放者,都無法在貿易上佔便宜。碳關稅的意義在於把碳價延伸到國界之外,迫使整條供應鏈一起減排。

碳稅、碳交易、碳關稅三者看似不同,實則一體。它們是用價格揭示真相,用制度約束行為,用市場修補人性,從而確保增長能持續。

公地悲劇最大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率先承擔成本;而碳價制度的妙處,是它讓不作為變得更貴。只要制度到位,減排便不再靠善意,而是靠利益;不再靠志願,而是靠邏輯。

選擇已不在科學,也不在道德,而在制度是否敢落地。制度若遲疑,未來會替我們付帳;制度若堅定,公地悲劇便不再是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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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泵:英國供暖的未來

英國過冬,家家戶戶仍依賴天然氣熱水爐。點火、加熱、送暖,是沿用了半個世紀的模式。但取暖其實毋須燃燒燃料。熱泵利用物理循環,把室外熱量搬進屋內;原理與冷氣機相反。因為是搬運而非燃燒,其效率可達三至四倍,而現代天然氣熱水爐的效率只有約九成,兩者分別差天共地。

英國要達成淨零,住宅供暖是無法迴避的一環。天然氣供暖每年排放逾一億噸二氧化碳,佔全國排放的六分之一。天然氣是化石燃料,燃燒時必然產生溫室氣體;電力則不同,愈來愈多來自風電與太陽能,可逐步走向零碳。取暖從燃氣轉向電力,是能源系統邁向低碳的自然延伸,而熱泵正好契合這一方向。

政府政策亦已明確:透過 Boiler Upgrade Scheme (BUS) 提供最高 £7500 補貼,協助家庭安裝熱泵;最近更增設 £2500 空氣對空氣熱泵補貼,讓需要冷暖兼備的住戶有更多選擇。過去令家庭卻步的,是初期成本;如今補貼到位,轉型門檻已大幅下降。

採用熱泵後,許多家庭第一個感受是更乾淨。熱泵無火焰、無燃燒,沒有氮氧化物排放,街道與居家空氣都立時清新起來。其次是更安全:沒有氣體洩漏,沒有爆燃風險,也不再需要每年進行燃氣安全檢查。再者是氣候層面的好處:供暖轉向電力後,每個家庭都在直接減少碳排,實實在在為減慢全球暖化作出貢獻。

對用家來說,最重要的仍是運作成本。熱泵使用本地生產的電力,取暖費不再受國際天然氣價格牽動;停用天然氣後,更不用再支付日費 (standing charge),帳單更簡單。若配合智能電價,每年可節省約三百鎊。累積多年,差距愈來愈明顯,這是真實可見的長遠效益。

熱泵是未來供暖的標準。它把效率、清潔、安全與經濟性結合起來。早買早享受,在能源轉型加速的年代,主動踏出一步,遠比等待改變更合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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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福利金與 HICBC——英國制度最典型的荒謬

兒童福利金原是英國戰後福利國家的招牌。1946 年推出 Family Allowance,到 1977 年整合成今日制度,理念十分清楚:養育孩子有成本,孩子是國家的未來,政府應普遍支援所有家庭。因此,它一開始是全民福利,不審查、不分收入,人人有份,既體面,亦簡潔。至今,每名長子每年約 £1,355,其後每名子女每年約 £897,對不少家庭而言,是實實在在的幫補。

2013 年政府引入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HICBC),普惠福利的邏輯從此被打碎。當年聯合政府不願承擔政治責任,不敢在福利制度內引入家庭收入審查,因為那等同承認普及福利已告終結。自民黨亦堅決反對,於是政府繞道而行,把兒童福利金的回收塞入稅務系統處理。稅務資料現成,審查只需看個人收入,不涉家庭結構,官員自覺省事,卻造成更深的不公。

制度結果是:個人收入超過 £60k 開始要繳回福利金,若達 £80k 則全數退還。福利看的是「家庭」,回收卻看「個人」,兩套邏輯互相抵觸。於是,一個單薪家庭收入 £80k,要把兒童福利金悉數交回;另一個雙職家庭各自收入 £59k,總收入 £118k,卻仍可全額領取。兩個家庭實際負擔天壤之別,制度卻懲罰較弱的一方,這不是福利政策,而是行政錯亂。

更荒謬的是實際操作。政府先把錢發給你,再要求你在 Self Assessment 裡交回去。許多受薪人士以往都在 PAYE 制度下由僱主直接代扣代繳,從來不用報稅,如今因不知道要報稅而被 HMRC 追收欠款,加罰息與罰款。有人為免麻煩,乾脆放棄領取兒童福利金,導致母親失去 National Insurance credit,日後退休金受損,反而犧牲最弱勢的一群。

這些混亂,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妥協與行政偷懶累積成的後果。官員不願承擔成本,制度便一層層往上貼補丁;補丁越貼越多,便成為陷阱。英國的稅務與福利制度多年來愈拆愈碎,HICBC 不過是一個最清楚的例子。最應最簡單的兒童補助,如今卻成為制度失靈的象徵。

日子拖得越久,公眾對政府的信心只會流失得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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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碳與發電:淨零路上的最後拼圖

當風電、太陽能與核電把電網推至 95% 無碳,人類卻發現最後 5% 的距離最難跨越。要讓整個電力系統完全零碳,需建設巨大的儲能與輸電網絡,代價高得驚人。此時,碳捕捉與封存(CCS)成為更務實的選項:不追求絕對零排放,而是捕回殘餘碳排放,用工程手段抵銷。

DACCS(直接空氣捕碳) 是最純粹的技術構想。它以化學吸附劑直接從空氣中抽取二氧化碳,理論上可隨地部署,不依賴能源來源。然而,大氣中的 CO₂ 濃度僅 0.04%,極為稀薄。為了捕獲一噸碳,需要處理上千噸空氣,耗能龐大。現時試驗規模的 DACCS,每噸成本高達 400 至 1000 美元,即使未來降至 200 美元,也仍是昂貴技術。它的優點在於靈活、分散;缺點則是效率與成本都極不理想。

BECCS(生物能源與碳捕捉) 的原理較自然。它利用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吸收二氧化碳,再把這些生物質燃燒發電,並從煙道中捕捉碳排放。由於燃燒氣體的 CO₂ 濃度高達 10% 至 15%,比空氣中的濃度高出數百倍,因此捕碳效率大幅提升,成本約 每噸 100 至 200 美元。更重要的是,它能同時發電。像竹子、象草、蘆葦等快速生長的植物,在生長期吸碳迅速;當被收割燃燒並捕碳封存後,土地又可重新種植,形成持續的「負排放循環」。這種電廠能在無風無日的時候啟動,維持電網穩定,屬於真正「可調度」的綠電。

兩者相比,DACCS 靈活卻昂貴,BECCS 高效但需土地。DACCS 適合作為分散式補償手段,而 BECCS 可成為電網的一部分,既生產能源又減碳。在中短期內,後者更具現實可行性。要達到最後 5% 的淨零,與其再投入天文數字建設超級電網,不如容許 BECCS 以工程方式彌補間隙。

至於儲能,短期電力可交由鋰電池、熱磚、重力儲能與飛輪等技術處理;但要應付季節性的長期波動,綠氫與 BECCS 才是更有效的搭檔。氫能能長期儲存並快速啟動,而 BECCS 則兼具供電與捕碳功能。這兩者共同構成「深度脫碳」的基礎設施。

當然,科學界仍未形成共識。一部分專家認為 CCS 是淨零的關鍵拼圖,但尚未到大規模推廣的時機;另一部分則認為只要儲能技術夠強,CCS 根本多餘。不過在鋼鐵、水泥、化工與航空等高能耗行業,碳排放幾乎無法根除。要讓地球真正歸零,捕碳或許是唯一的退路,也是最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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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稅改革的迫切性

英國地方稅的荒謬,不需深論,一個例子便能見全貌。在倫敦,一間市值 £691k 的 Band D 住宅,一年地方稅 £990;在北英格蘭,一間市值 £205k 的同級 Band D,地方稅卻要 £2,463。樓價三倍,稅單僅四成。資產愈高,稅賦反而愈輕,這種倒置,正是制度僵化三十多年的結果。

問題的根源,在於地方稅仍以 1991 年的估值作基礎。三十多年風景全變,制度卻停在舊時代。更離譜的是,即使一座 2025 年落成的新建住宅,政府也要推算它在 1991 年的價值,然後套用當年訂下來的評稅表。那時地皮可能還是荒田,周邊未發展,交通不成形,如今的繁華在當年根本不存在。以虛構的過去代替真實的現在,公平自然無從談起。

更深的結構問題在於市政稅是一種地方稅,因而放大區域差距。富裕縣市樓價高、稅基厚,其他收入如停車費與罰款也多得多,富人仔女多入讀私校,其他社會服務需要亦較低,市政稅抽少一點也沒問題。反之,貧困地區稅基薄弱,額外收入有限,卻仍要承擔更多教育與社會護理等法定職責。服務需求愈大,財源反愈少,議會常年捉襟見肘。地方稅本應補弱點,結果卻成為加深不平等的力量。

財政研究所(IFS)多年來不斷指出,現行制度既不反映樓價,也不反映住戶的實際承擔能力。英格蘭與蘇格蘭三十多年從不敢重估,唯獨威爾斯在 2005 年重新評估一次,雖不完美,至少承認現實、邁出必要的一步。英格蘭則仍困在 1991 年的影子裡,把落伍當成穩定。

走出困局,不靠技巧,只靠決心。地方稅必須重估,讓稅基回到現代,使高價物業按價值承擔,讓低價物業免於被過時估值壓著。同時,中央政府應重新分擔教育與社會護理的結構性成本,讓市政稅完全用於市政府有權決定的用途。

三十多年不動,制度已不能靠小修小補維持。英國要繼續活在 1991 年的估值幻象裡,還是重建一套公平而現代的地方財政,答案已寫在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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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風起,電價將降——英國離真正的綠色繁榮只差一步

未來兩年,北海將迎來英國能源史上最大的一次風電躍升。Dogger Bank A、B、C,Hornsea 3,Sofia,以及 East Anglia Three 等多個大型項目合共新增裝機超過 9 GW,形成自約克郡外海延伸至英格蘭東岸的清潔能源長廊。這些風場將陸續接入英格蘭與東岸主幹電網,避開蘇格蘭長期的輸電瓶頸,不但不會加劇風電「限載」,反而能減少浪費、提升穩定性。若以年量計,這批風場合計可生產約 34 TWh 綠電,約佔全國總發電量 12%,足以改寫整體能源結構。

大量低邊際成本風電的加入,將自然重塑電力市場。英國批發電價由邊際機組定價,過去多由燃氣主導,燃料成本稍一波動,全國電價便隨之起落。當更多風電進入市場,可再生能源在更多時段成為價格制定者,燃氣退至邊緣。低價時段增多,全年平均電價自然下行。這不是願景,而是供應邏輯改變後的必然結果,風吹得越多,電價越穩。

這場變革的底子,多來自十年前推出的差價合約制度(Contracts for Difference)。制度以穩定收購價掃清投資風險,再以競標壓低成本,使英國能在市場架構下大規模發展離岸風電。上述風電場都在 CfD 的框架下成長,是保守黨政府過去少數真正具遠見的政策。今日北海風場林立,正是當年所種的種子結出的果實。然而,如今保守黨卻在「淨零」問題上反覆,未能延續當年的清晰方向,令人遺憾。

風電不是烏托邦,而是眼前可見、帳上可算的現實。當渦輪轉起,電價下降、碳排減少,沿岸港口、製造業與維修供應鏈都將受惠。真正的問題,不在風,而在信念——政府能否守住當年的遠見,讓英國在這股北海之風中重新找回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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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輕鐵的荒謬實驗

香港輕鐵自1988年通車,三十多年來承托屯門元朗的交通重任,系統不華麗,卻貼地可靠。真正的問題,是載客量不足與規劃滯後,從不是動力方式。

如今卻有人倡議「電池輕鐵」,彷彿拆掉架空電纜便是進步。這種想法既不合邏輯,也不合成本。輕鐵最大的成本是土地、規劃、土木工程,早已沉沒,不會因更換動力而回本。電池製造需採礦、提煉、組裝,必然產生碳排放;而拆除電纜杆空出來的土地呈狹長條狀,不大可能有其他用途。

電池不輕,電池列車肯定比現有列車重得多。讀過牛頓第二定律的人都知道,要保持現有加速度,只能採用更高功率、更昂貴的電動馬達。重量增加,耗電會隨之上升。電池列車還要定時回廠充電,停在車廠時不能載客,意味需要增購列車才能維持現時班次;若集中夜間充電,車廠更要增設高功率供電設施。這一切加起來,成本遠高於維持現有供電系統。更換架空電纜頂多花上數億,但全面採用電池列車恐怕要花上數十億,卻換來更笨重、更耗能、更難維修的系統,叫人如何接受。

英國因維多利亞時代遺下的低橋窄隧,後加架空電纜成本過高,方才在偏遠支線研究使用電池列車;德國、日本亦只是在非電氣化低頻率路段用電池車取代柴油車。要把一個已建成、能用、可靠的供電系統拆掉,然後改成一套更重更貴的電池系統,若成真的話恐怕會成為國際笑話。

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港鐵早前測試氫能輕鐵,最後才發現低地台列車與現有月台高度不符,只能叫停。這個躺在床上都想到的問題,竟要借來實體列車試完才知道,當局對科技的理解薄弱得令人咋舌。

輕鐵非完美,但當年設計前衛,月台照顧輪椅使用者需要,無尾氣排放,路線深入社區,為居民服務數十年。今日真正要做的,是提升載客量、改善乘客體驗,而不是浪費公帑搞無謂實驗,虛耗光陰。

看錯問題,所有努力都會落空。輕鐵需要的是務實改革,而不是一個注定失敗的電池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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