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Why Don't British People Use Umbrellas?

為什麼英國人不愛打傘?

住在英國的香港人,大概都有過這樣的困惑:明明天色陰沉,細雨已經飄落,身邊的英國人卻若無其事地繼續走路,頭頂空空,連帽子都懶得戴。香港人視打傘為本能反應,英國人卻彷彿對雨水免疫。這不是個人習慣的差異,背後有一套完整的氣候邏輯。

英國的雨,跟香港的雨根本不是同一種東西。香港的雨來得快、落得重,幾分鐘內可以把一條街變成河道,不打傘就是全身濕透。英國的雨則截然不同:它大多數時候是毛毛細雨,英文叫 drizzle,輕得像霧,飄得像塵,落在衣服上不會即時滲透,甚至讓人一時難以判斷究竟算不算在下雨。英國人有句話說,”It’s only drizzle”,這句話本身就說明了問題——他們對這種程度的雨壓根不當一回事。

更關鍵的原因在於風。英國地處大西洋邊緣,全年受偏西風帶影響,風向多變,陣風頻繁。在這種條件下,傘不是保護工具,而是麻煩製造者。一把傘撐開來,隨時可能被風翻面,甚至整個骨架斷裂。倫敦街頭的垃圾桶旁,不難見到被風摧毀後棄置的傘骸。英國人不是不知道下雨,而是清楚知道在這樣的風裡打傘往往比淋雨更狼狽。

既然傘不好用,英國人的替代方案是防水外套。功能性的 waterproof jacket 能同時防風防雨,雙手保持自由,不會在地鐵上佔位,也不會在風中失控,實用性遠勝一把脆弱的傘。

出行方式的差異也至關重要。英國郊區以開車為主,許多人出門直接從車庫走到車廂,再從停車場走進室內,真正暴露在雨中的時間少之又少。香港則截然不同——市民大多依賴公共交通,每天步行往返巴士站、港鐵站,在露天環境中花費的時間遠比英國人多。不打傘,在香港根本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

香港人對雨的戒備,還有一層歷史背景。1990年代,香港曾深受酸雨困擾,工業排放令雨水酸鹼值偏低,直接接觸皮膚和衣物並不安全。那個年代形成的習慣,令一整代香港人將雨水視為需要隔絕的東西。即使酸雨問題後來有所改善,這種謹慎態度已深植民間。

城市結構本身也讓香港的雨水更不乾淨。香港高樓密集,雨水沿外牆流淌或從高處彈落時,往往已沾染大量塵埃與污垢。街上的雨滴從來不算清潔,淋雨的代價因此不只是濕透衣服那麼簡單。

文化因素同樣不可忽略。長期在這種氣候下生活,英國人逐漸形成一種對壞天氣的漠然態度,視之為背景噪音而非需要應對的威脅。天氣成了英國人最常聊的話題,不是因為他們在意,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它的存在——談天氣不過是一種社交潤滑劑,而不是真正的抱怨。對英國人來說,淋點毛毛雨不值得大驚小怪,這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立場。

香港人來到英國,往往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理解這套邏輯。傘在香港是全年必需品,既擋雨也遮太陽,更是抵禦不潔雨水的一道屏障,背後有氣候、歷史與城市結構共同塑造的合理性。但在英國,雨輕、風強、出行靠車,防水外套才是更務實的答案。兩地都是理性的選擇,只是條件根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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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ground-mounted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 in Saxony, Germany, with rows of solar panels stretching across an open landscape.

當伊朗危機推高油價,為何歐洲的電費沒有跟著漲?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軍空襲伊朗。消息傳出,全球能源市場即時震動。

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每天有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大量液化天然氣從這裡通過。戰事一起,油輪保險費用急升,商業船隻幾乎全面停航。3月2日,伊朗無人機擊中卡塔爾能源(QatarEnergy)在拉斯拉凡(Ras Laffan)的生產設施,令全球約19%的液化天然氣短期供應驟然中斷。歐洲天然氣基準合約荷蘭TTF期貨當日急升近50%,創下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最大單日漲幅,一度突破每兆瓦時63歐元,較衝突爆發前的32歐元幾近翻倍。布倫特原油(Brent crude)在高峰期亦接近每桶120美元。許多歐洲人看著這一切,心裡都浮現同一個念頭:2022年又來了。

然而,這一次有些不同。

德國和法國的電力現貨價格,在同一周不升反跌。這個細節,值得細想。

油氣暴漲,電費不動,甚至下跌——這不是偶然。背後有一個結構性原因。根據能源研究機構Ember的數據,2025年歐盟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首次超越化石燃料,合計佔歐盟電力供應的30%,而五年前這一比例只有20%。德國更為顯著:2025年可再生能源已佔該國淨公共發電量的約56%。荷蘭銀行(Rabobank)估算,若非可再生能源的存在,歐洲電價目前已比實際水平高出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2022年危機最嚴峻時,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在8月曾觸及每兆瓦時311歐元的歷史高位。今次的衝擊仍大,但已不在同一個量級。

道理其實不複雜。電力市場的定價,由邊際發電廠的燃料成本決定。天然氣機組的成本,跟著氣價走;但太陽能和風能不需要進口燃料,它們的邊際成本幾乎是零。當陽光充足、風力回升,這些廉價電力大量湧入電網,自然把整體電價拉低,甚至把天然氣機組擠出定價序列。今年春天,這個效應格外明顯。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預計德國4月太陽能發電量將按年增約25%,風力發電更預計按年增長約70%。法國核電站的運作狀況亦遠比2022年穩定。電力分析師指出,自2月中旬起,德國白天已頻繁出現負電價——本來要到4月才有的現象,今年提早了近兩個月。

德國能源巨頭萊茵集團(RWE)行政總裁馬庫斯·克雷伯(Markus Krebber)說得直接:可再生能源不與進口燃料掛鈎,這就是它的穩定性所在。這句話看似平凡,其實說出了能源轉型一個常被忽略的意義——它不只是應對氣候變化,它還是地緣政治的保險。每一度來自本土陽光和風的電力,就是少一度電的價格可以被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所左右。

當然,這份保險並不完整。

歐洲目前的天然氣儲備,令人憂慮。據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的數據,歐洲2026年2月底的天然氣庫存僅約460億立方米,遠低於2025年同期的600億、2024年的770億。分析師預計3月底時儲氣率只有22%至27%,遠低於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約41%。夏天即將到來,歐洲要把儲氣量補回到安全水位,需要注入的氣量相當龐大,而偏偏現在的LNG市場正因伊朗危機而供應緊張。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物理限制:太陽下山了,怎麼辦?白天,太陽能把電價壓低,甚至壓成負數;但到了傍晚,發電量驟降,電網重新依賴天然氣機組補缺,氣價的高企便立即傳導到電費上。荷蘭本月早些時候的傍晚電價,一度突破每兆瓦時400歐元,德國亦出現類似的峰值。可再生能源的保護,在時間上是不均勻的:白天是緩衝,晚上是缺口。儲能技術的規模,還遠遠不足以彌補這個缺口。

這次危機,提供了一個現實中難得的實驗機會。過去談能源轉型,論據多是氣候、碳排放、長遠責任。如今,電力市場的實時數據,說出了另一件事:一個國家的電力系統裡,有多少來自本土的陽光和風,就有多少能力抵擋遠方戰場的震盪。克雷伯說,這次危機發出的訊號,比戰爭爆發前更強烈:加速電氣化,擺脫化石燃料的進口依賴。方向清晰,但道路尚長。儲氣不足、傍晚電價暴衝、工業電費仍高——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答案。

每前進一步,下一次地緣政治衝擊到來時,電費帳單受到的衝擊就少一分。僅此而已,但這已經是確實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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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世界只有一個油價?美國產油最多仍捱貴油,北海增產也難改價格

新聞談油價時,幾乎都指布蘭特原油價格。很多人會問:石油明明在不同國家開採,為何世界卻像只有一個價格?如果油價由國家決定,為何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產油國,人民仍然要承受汽油價格上升?又為何英國多開採一些北海石油,也難以改變油價?

答案很簡單。石油市場早已全球化。

布蘭特原油來自北海油田,位於英國與挪威之間。最初只是當地的一種原油,但隨著期貨市場發展,它逐漸成為全球石油交易的參考價格。今天世界各地大量原油銷售合同,都以布蘭特價格為基準,再按品質與運輸距離作少量加減。

例如品質較好的原油,可能在布蘭特價格之上多一兩美元;較重的原油則可能折讓幾美元。無論產地在哪,價格大致圍繞布蘭特浮動。每天在期貨市場交易的布蘭特合約,形成一個公開透明的價格訊號,能源公司、航空公司與交易商都以此為基準。

石油能形成全球價格,其中一個原因是運輸成本相對低。大型油輪一次可以運載約二百萬桶原油,跨洋運輸每桶成本通常只需幾美元。相比目前約每桶100美元左右的油價,這個成本並不高。

只要不同地區出現明顯價差,交易商便會迅速行動。如果某地油價較低,他們會買入當地原油,再安排油輪運往價格較高的市場。低價地區需求增加,價格回升;高價地區供應增加,價格下降。這種套利行為不斷發生,使各地油價難以長期出現大幅差距。

因此,即使市場上存在不同原油品種,例如西德州中質原油,它們的價格仍然高度同步。布蘭特之所以經常出現在新聞,只因它是交易最活躍、最具代表性的基準。

石油通常在產地港口出售。買方可能是煉油廠,也可能是大型能源交易商。原油裝上油輪後,運往全球不同市場。有時一批原油在航行途中已被轉售多次,最後才確定目的地。這種高度流動的交易網絡,使石油市場幾乎完全連成一體。

這也解釋了為何美國人同樣會受到油價上升的影響。美國如今已是全球最大石油生產國,日產量超過1300萬桶,但全球每日石油供應約為1億桶。美國石油同樣可以出口到全球市場,因此國內煉油廠購買原油時,仍需支付接近國際市場的價格。當國際油價上升,美國汽油價格自然也會上升。

同樣道理,英國有時出現呼聲,希望增加北海開採以降低能源價格。但英國北海產量只佔全球供應不足1%。即使進一步開發新油田,增加的產量大概只有數萬桶。相比全球每日約1億桶的市場規模,幾乎難以對價格造成影響。

也有人提出另一個方案:既然北海石油在英國附近,是否可以規定所有在英國水域開採的石油只供本地使用,不准出口,以壓低本地油價。這種做法看似直接,但代價很高。石油公司原本可以按國際價格出售石油,一旦被迫只能在本地以較低價格出售,投資回報便會下降,長遠可能減少勘探與開採。英國的煉油體系亦與全球市場相連,不同煉油廠需要不同種類原油,同時英國也需要進口部分石油產品。強行限制出口只會打亂供應鏈,同時放棄國際市場收益,而能源價格仍難長期脫離全球市場。

換言之,石油市場早已不是國家市場,而是真正的世界市場。油價由全球供需決定,而不是由單一國家決定。布蘭特原油之所以天天登上新聞,正因為它是這個全球市場最接近「共同語言」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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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止工作到徵用酒店:英國庇護制度的「自我實現」困局

今日英國庇護制度的矛盾,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政策愈收緊,問題卻愈難處理。

事情要從 2002 年說起。當時貝理雅政府在政治壓力下取消了尋求庇護者在等待審批期間工作的權利。此前,如果申請超過六個月仍未有決定,尋求庇護者可以合法工作。政策改變後,他們基本上只能依賴政府提供住宿與生活費。

這個決定原本是為了減少政治爭議。政府希望避免被指吸引移民,也希望化解「搶走本地工作」的輿論壓力。但長遠效果卻截然不同。一旦尋求庇護者被禁止工作,他們在整個審批期間都必須依賴政府。只要審批速度一慢,住宿需求就會迅速累積。

在早年,英國主要依靠「分散住宿」制度安置尋求庇護者。所謂分散住宿,是指政府透過承包商在全國不同城市租用住宅,把尋求庇護者分散安置在普通社區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大型難民營。然而當全球衝突增加、申請數字上升,而審批速度又下降時,制度弱點開始顯現。當分散住宿不足時,政府只能尋找臨時方案。酒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大量使用,並逐漸成為主要安置方式。

限制政策也帶來另一個副作用。當尋求庇護者被禁止工作、長期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宿中,社會很容易把他們視為負擔。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容易滋生不滿與敵意。當社會情緒轉為憤怒時,政治人物往往再以更強硬的政策回應。於是形成一個循環:限制愈多,怨氣愈大;怨氣愈大,政策再收緊。

脫歐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發生。英國離開歐盟後,也退出了「都柏林規則」。這套制度原本規定,庇護申請應由尋求庇護者首次進入的歐洲國家處理,因此英國可以把部分人送回歐洲大陸,同時亦能透過歐洲指紋資料庫查核他們是否曾在其他國家提出申請。脫歐後,英國失去了這些機制,不但更難把人送回歐洲,也更難確認他們在歐洲其他國家的紀錄。經英倫海峽的小艇偷渡如今成為政治焦點,但在脫歐之前這條路線其實幾乎不存在。制度改變後,跨海偷渡逐漸增加,並迅速成為媒體與政治辯論的象徵。

制度的壓力在近年進一步惡化。保守黨政府在執政後期曾刻意放慢庇護申請的審批速度,理由是希望減少所謂的「吸引力」。政策假設是,如果尋求庇護者知道制度困難、等待漫長,便會減少來英國。然而實際效果卻是案件迅速積壓。等待時間愈長,需要住宿的人愈多,政府支出也隨之增加。原本試圖用嚴格政策達到阻嚇效果,結果反而令系統更昂貴、更難管理。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保守黨政府提出另一種阻嚇方式。盧旺達方案的核心,是把部分尋求庇護者送往盧旺達處理申請,希望藉此阻嚇偷渡。政府已向盧旺達支付數億英鎊,但整個計劃原本只能處理數百人,與每年數以萬計的申請相比幾乎無關痛癢。更重要的是,盧旺達是一個獨裁國家,把庇護制度外判給這樣的政權既帶有道德風險,也可能在未來被對方利用為政治籌碼。一旦當地政權出現動盪甚至崩潰,被送往當地的人又將何去何從。最終方案在法律與政治層面都遇到重大阻力,並未真正落實。

最近現任工黨政府又提出新的措施,向部分被拒的庇護申請者提供現金,鼓勵他們自願離境。政策的計算是,與其長期支付住宿費,不如一次性付錢離境。然而在政治氣氛已經高度對立的情況下,這類措施很容易被解讀為「用納稅人的錢送走移民」,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情緒。

與英國相比,歐洲多數國家的制度走向另一條路。許多國家仍然允許尋求庇護者在三至六個月後工作,讓部分人可以自力更生。住宿方面,多數國家長期維持大型接待中心,而不是臨時酒店。歐盟亦逐步把制度標準化,例如把尋求庇護者進入勞動市場的最長等待時間縮短至六個月。

回頭看這條政策軌跡,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點。歷屆英國政府,不論政黨,都在反移民輿論壓力下作出決定。每一次政策收緊,都被視為政治上較安全的選擇。然而累積起來,這些決定往往把制度推向最昂貴、最低效的方向。

禁止工作使尋求庇護者無法自立,脫歐削弱跨國合作,放慢審批製造巨大積壓,再到盧旺達方案浪費公帑而未能解決問題。這些政策看似互不相關,其實都源於同一個政治邏輯。當制度不斷以「阻嚇」為目標設計時,結果往往反過來強化了問題本身,形成一個自我實現的困局。

如果要真正恢復制度秩序,答案或許並不複雜。歐洲許多國家的制度並非完美,但至少承認一個現實:尋求庇護者在等待期間需要工作機會,而跨國合作對於管理邊境同樣不可或缺。英國若要走出今天的困局,與其繼續尋找更嚴厲的政策,不如回頭看看鄰近國家如何處理同樣問題。長遠而言,重新回到歐洲制度與合作框架,或許才是把制度帶回理性運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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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算式,決定數百億撥款:英國如何把錢分給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

英國每年把數千億公共開支投放到不同地區,但當涉及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時,資金如何分配,很多人其實說不清楚。外界常以為背後有一套精密制度去計算誰應得多少資源,但現實遠比想像簡單。英國用來調整這些撥款的機制,主要是一條名為巴奈特公式(Barnett formula)的計算方法。

巴奈特公式在1978年提出,名字來自當時英國財政部首席秘書祖爾.巴奈特。它誕生的背景相當務實。當英格蘭某些公共服務增加或減少開支時,中央政府需要一個方法,同步調整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的預算。巴奈特公式的作用,就是處理這個問題。它關心的是預算增加多少或減少多少,而不是整體資源應該如何分配。

公式的運作方式其實十分簡單。當英格蘭在某項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公共服務增加開支,例如醫療或教育,其他三個地區便按人口比例得到相應的額外資金。如果英格蘭在某項服務增加100億英鎊,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便按人口比例獲得相應增加。由於這種調整會自動發生,因此巴奈特公式常被形容為一個自動加減器。

理解巴奈特公式,關鍵在於它只適用於開支變動部分,而不是整體預算。各地政府本來已經有一個既定的基礎預算,而這個基礎並不是由公式計算出來,而是歷史與政治談判逐步形成。如果某地一開始的人均公共開支較高,公式並不會主動把差距拉近,它只會在原有基礎上按比例增加或減少。

近年最具代表性的爭議之一,是關於高速鐵路HS2。整個工程的建設其實完全位於英格蘭境內,但英國政府把HS2歸類為英格蘭與威爾斯共同項目。理由之一,是最初規劃時曾提出HS2可讓北威爾斯往倫敦的列車透過接駁路線行駛,從而縮短行車時間。由於鐵路基建在威爾斯並未全面下放,這項分類意味著HS2的支出不會觸發威爾斯的巴奈特撥款。

威爾斯政府與不少地方政治人物因此批評,一條並不經過威爾斯的鐵路,卻被視為威爾斯項目,令威爾斯失去本應得到的額外資金。其後HS2第二階段多個部分被取消,包括原本連接伯明翰與曼徹斯特的第二期工程。隨着部分規劃被放棄,當初關於北威爾斯交通改善的說法亦變得更具爭議。

這個爭議正好說明巴奈特公式本身的限制。公式只會在某項開支被界定為英格蘭專屬支出時才啟動。如果中央政府把某項政策界定為英格蘭與威爾斯共同事項,即使實際投資集中在英格蘭,也未必會帶來額外撥款。很多時候爭議並不在於公式如何計算,而在於開支被如何分類。

把英國制度與德國相比,差異更加明顯。德國作為聯邦制國家,有一套制度化的州際財政均衡制度。德國會計算各州的稅收能力,財政能力較強的州需要向較弱的州轉移資金,聯邦政府亦會提供補助。整套制度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讓各州的財政能力接近全國平均,使公共服務水平不會因地區差異而過分懸殊。

英國則完全不同。巴奈特公式既不計算財政能力,也不追求財政均衡,它只是在既有預算基礎上分配每年的增減。因此蘇格蘭的人均公共開支長期高於英格蘭,而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亦普遍較高。公式本身並不會主動修正這些差距。

更耐人尋味的是,巴奈特公式原本只是為了解決短期預算問題而提出的一個臨時安排,卻一直沿用至今。隨着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逐步獲得權力下放,這個簡單的機制反而成為整個財政分配制度的核心。

從表面看,巴奈特公式像是一條公式;從制度上看,它其實只是英國政治妥協的技術表現。與德國等聯邦國家的精密均衡制度相比,英國的安排顯得格外簡單。公共開支不是透過一套重新計算公平的機制決定,而是在既有結構之上逐年微調。

理解這一點,就會明白英國如何把資源分配到各個構成國。制度看似複雜,核心卻出奇簡單。一條只負責計算增減的公式,至今仍在左右數百億英鎊的公共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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