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How Hong Kong Became a British Colony: Tea, Opium, War and Three Treaties

香港如何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茶葉、鴉片、戰爭與三條條約

英國人對中國茶葉的胃口,曾經大過中國人對英國貨品的需求。18世紀,茶葉逐漸走入英國人的日常生活,絲綢與瓷器亦深受歡迎,但英國輸往中國的貨品,銷路不足以抵銷入口。差額要用白銀支付,於是商船把中國貨物運往英國,也把白銀送往中國。對英國商人而言,問題很直接:怎樣繼續買茶,又不用不斷付出白銀?這盤生意的解決辦法,後來牽動印度的農田、中國的禁煙政策,以及香港的命運。

站在這盤生意中心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這間1600年成立的公司,由私人投資者出資,獲王室授予貿易特權,後來在印度建立軍隊、征服土地,甚至取得徵稅權。1757年普拉西戰役及其後的擴張,令公司逐步控制富庶的孟加拉。商業收入可以養兵,軍隊可以奪地,土地又帶來稅收,形成不斷擴張的循環。它既做買賣,也行使統治權。理解香港的殖民起點,必須把這個印度背景放進來,因為英國對華貿易的轉折,正來自它在印度掌握的資源。

當時,清廷把西洋商人的海上對華貿易,主要限制在廣州,並要求他們透過指定行商交易。外商的居住、活動及與官府交涉,都受到限制。英國商人希望開放更多港口,建立更直接的商務與外交關係。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試圖爭取通商安排,結果未能達成主要要求。雙方對貿易規則及外交地位的分歧一直存在,而白銀付款的壓力,也推動商人尋找更有利可圖的貨物。印度出產的鴉片,就在這個背景下成為關鍵商品。

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控制部分鴉片的生產及拍賣,再由私人商人買入,運往中國沿岸,透過走私網絡出售。鴉片在中國屬違禁品,但高利潤吸引英國商人及中國接貨者合作。售煙所得的白銀,又可用來購買茶葉等中國商品,形成連接印度、中國及英國的貿易鏈。公司在上游收取收益,私人商人在下游承擔走私工作。1834年,公司對華貿易專營權結束,更多私人商人加入競逐,但印度鴉片與中國茶葉之間的利益聯繫,仍然牢固。

對清廷而言,鴉片帶來吸食成癮、官員貪腐及白銀外流等問題,禁煙卻屢禁不止。1839年,道光帝派林則徐到廣州整頓。林則徐封鎖外商商館,要求交出鴉片,英國駐華商務監督義律則介入,要求英商交貨,並承諾由英方負責補償。最終收繳的2萬多箱鴉片,在虎門銷毀。這一步令商人的違禁貨物損失,轉化成英國政府面對的賠償爭議。清廷要執行禁令,英方則以保護臣民及財產為由提出要求,衝突由海關與商場,走向國家之間。

1839年,雙方已發生武裝衝突;1840年,英國遠征軍抵達中國沿海,戰事全面擴大。英方目標包括索取賠償、改變通商制度,以及取得安全的商業據點。清軍雖在部分戰鬥抵抗,卻難以應付英軍艦炮、船隻機動能力及海上補給。英軍沿海北上,攻佔港口,把壓力帶到清廷原本以為遠離廣州爭端的地區。英國可以選擇進攻地點,清廷卻要分兵防守漫長海岸。這種軍事上的不對稱,令一場由禁煙引發的危機,逐步演變成割地與開港的談判。

香港就在戰爭與談判交錯之間進入英國手中。1841年1月,義律與清廷代表琦善商議俗稱《穿鼻草約》的安排,涉及香港島。1月26日,英軍在水坑口升旗,開始佔領港島。不過,相關條件未獲中英兩國政府接納,戰爭仍然繼續。英國看中的,是香港靠近廣州,又有適合船隻停泊的海港,可以建立由自己控制的基地。島上當時已有村落、居民及漁民生活。這片有人居住的土地,正因帝國貿易需要,而被重新賦予戰略價值。

1842年,英軍攻入長江,佔領鎮江,威脅南京,清廷被迫議和。8月29日簽訂的《南京條約》,成為香港割讓的正式條約依據。第3條把香港島永久割讓予英國,由英方制定法律管治;其他條款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通商,並要求清廷支付合共2,100萬銀元,其中600萬用於賠償被收繳的鴉片。英國以戰爭迫使中國改變貿易規則,同時取得領土。香港殖民地的起點,與商業利益、違禁貿易及武力脅迫,緊密連在一起。

取得香港島後,英國仍希望擴大在華權益,包括更多通商機會及外交安排。1856年,清方人員登上亞羅號拘捕船員,英方以此作為採取軍事行動的理由,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法國其後參戰。1858年的《天津條約》未能終結所有爭端,翌年大沽再起戰事,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並劫掠及焚毀圓明園。這場戰爭把壓力直接推到清朝政治中心,也為英國再次擴張香港提供條件。香港的界線,隨着另一場戰爭的結果,再向北推移。

1860年10月24日,中英簽訂《北京條約》,把今日界限街以南的九龍半島部分及昂船洲割讓予英國,納入香港殖民地。英方在戰爭期間已使用九龍作駐軍地點,也重視控制維多利亞港對岸的土地。此後,英國同時控制港島及九龍南部,港口的軍事與商業活動有了更大空間。今天一條看似普通的界限街,名字就保留了這次領土變化的痕跡。當時它以北仍屬清廷管轄,後來深水埗、黃大仙等地的殖民統治,要等到另一份條約才出現。

到19世紀末,列強在中國爭奪租借地及勢力範圍,英國以加強香港防衛為由,要求擴大控制範圍。1898年6月9日,中英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的土地,以及大批離島,租借予英國99年,由同年7月1日起算。這片地域稱為新界,英方於1899年實際接管時,曾遭遇居民武裝抵抗。站在1898年的時間點,99年接近一個世紀,期限看似遙遠,卻已為英國管治香港埋下一個日後必須面對的限期。

3份條約拼合了香港的版圖,也留下不同的法律安排:港島與九龍南部割讓,新界則有租期。隨着城市擴展,住屋、工業及基建跨越舊有界線,香港已難以拆開運作。當1997年逐漸逼近,新界租期便牽動整個香港的前途,最終由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立全港於1997年7月1日移交中國的安排。當年看似遙遠的99年,終究成為帝國必須面對的期限。從茶葉、鴉片到戰爭與條約,你認為哪一個轉折對香港命運影響最深?請留言分享。

香港如何成為大英帝國的殖民地?茶葉、鴉片、戰爭與三條條約 閱讀全文 »

Why Does Hong Kong Use Typhoon Signals 1, 3, 8, 9 and 10?

點解香港風球係1、3、8、9、10?消失嘅號碼去咗邊?

香港人聽到8號風球,立即想到交通、上班與停課;但把整套信號寫出來,卻是1、3、8、9、10。中間的數字去了哪裏?既然暴雨警告可以分黃、紅、黑,風球為甚麼不乾脆用顏色,或者由1排到5?澳門又為甚麼使用幾乎相同的一套?這串看似不整齊的號碼,背後有港口城市的需要,也有氣象部門為了減少誤解而作的修改。一套警告制度既要交代天氣威脅,又要讓公眾立即知道如何應對;風球的百年歷史,正是兩者不斷磨合的過程。

香港在1884年已經使用風暴信號,當時主要服務港內船隻。沒有手機、電視,連無線電廣播也未普及,消息要靠高處懸掛的圓柱、球形與圓錐形標誌傳遞,提醒船員熱帶氣旋的情況與大約位置。當預料烈風將至,還會鳴炮警告居民;1907年改用燃放炸藥的巨響,這種做法一直維持至1937年。「掛風球」因此是實際操作:把一件信號升上高處,讓遠處的人看見。今日口中的日常用語,保留了當年海港通訊的痕跡。

1917年7月1日,香港開始使用1至7號的本地數字風暴信號,向居民預警本地風力威脅。1號是戒備,2至5號分別表示烈風將從北、南、東、西吹來,6號表示烈風增強,7號則表示颶風。數字同時編排了不同性質的訊息,包括戒備、風向及風勢變化。當年的4號,並不等於今日想像中介乎3號與8號之間的某級風力;當年的7號,反而接近今日10號的角色。看舊報紙的風災紀錄,必須先知道當年用哪一版制度。

1930年,遠東地區氣象部門召開會議,推動統一風暴信號;香港在1931年採用1至10號的編排。2號與3號分別表示來自西南及東南的強風,4號屬非本地信號,5至8號分別代表西北、西南、東北、東南方向的烈風,9號表示烈風增強,10號代表颶風。今日號碼的骨架在這時形成。當中既有風力級別,又有方向及其他用途,所以雖然號碼由1排到10,實際上從來沒有10個依次增強、每級相隔相同幅度的風力等級。

其後2、3、4號的使用經歷調整,到1930年代後期被取消。1956年,天文台在1號戒備與5號烈風信號之間,加上現代意義的3號強風信號,並將熱帶氣旋造成的強風,與季候風造成的強風警告分開。今天熟悉的3號,因而有自己的演變過程。這也解釋了數字為何留下空缺:制度是逐次增刪與修訂,原有編號隨着用途改變而保留或停用。它累積了不同年代的安排,並沒有在每次修改時,都把全部信號重新由1開始編號。

真正令現代編排定型的,是1973年1月1日的改革。舊5、6、7、8號都代表烈風,只是來風方向不同,公眾卻容易把數字大小理解成風力強弱。假如由舊8號轉成舊6號,有人便可能以為風勢減弱,其實只是東南風轉成西南風。天文台於是把這4個信號統一稱為8號,再附上西北、西南、東北、東南。這次修改解決了一個具體的傳意問題,也留下今天1、3、8、9、10的排列。看起來不連續,卻有可以追溯的原因。

8號為甚麼仍要保留方向?因為同一級風力,從不同方向吹來,對船隻、門窗和沿岸位置的影響可以不同。原本有遮擋的地方,轉風後可能突然變得當風。8號東北所指的是風從東北吹來,並非颱風位於香港東北面。至於9號,重點在烈風或暴風現正或預料會顯著加強;10號則表示持續風速現正或預料達每小時118公里或以上。9號因此帶有風勢變化的意思,並沒有一段獨立、夾在8號與10號之間的固定風速範圍。

香港後來建立暴雨警告,採用的就是顏色。1992年開始運作的制度有綠、黃、紅、黑4級,1998年改為今日的黃、紅、黑3級。現行指標包括香港廣泛地區已錄得或預料有每小時超過30、50、70毫米的雨量,而且雨勢可能持續。這個例子說明,數字與顏色都是表達警告級別的方法,顏色同樣可以配合明確的氣象門檻。風球與暴雨警告在不同年代形成,沿着各自的歷史發展,香港也就同時保留了兩套不同的命名方式。

英國的黃、琥珀、紅色天氣警告,則把預期影響的嚴重程度,與影響發生的可能性結合。英國氣象局在2011年轉用影響導向警告,同樣的天氣出現在不同地區、不同環境,可能得到不同評估。這項制度選擇,與用甚麼顏色或號碼表達,是兩個可以分開討論的問題。香港即使把8號改稱紅色,單是改名也不會改變發出警告的標準;若要改用另一套評級依據,便涉及預報、風險評估及應變安排,遠遠超過更換圖示。

澳門的相似制度,也有區域協調的背景。兩地都是面向珠江口的港口城市,早期警告都與航海需要密切相關。澳門曾經使用不同編排,1920年更一度增至12號,1923年又簡化為1至8號;1931年因遠東氣象部門的協調,再更新為1至10號。1973年,澳門亦把不同方向的烈風信號統一改稱8號。兩地今天共享相近的警告語言,是長期交流與制度演變的結果;澳門本身亦走過多次改制,早期號碼的意思不能直接套用今天的定義。

兩地風球的主要風速門檻相近,但各自訂定細節,並按當地情況發出警告。澳門現行9號定義,包括氣旋中心進一步接近、當地持續風速已達每小時63至117公里,以及風勢現正或預測會顯著加強;10號亦明文提到氣旋中心會在澳門附近經過。香港的相應定義,表述並不完全相同。同一個颱風,因路徑、風場及地形影響,兩地可以面對不同風力與轉風時間。共享號碼方便理解,卻不代表應該同時發出相同信號。

風球的編號留下歷史,也承載了公眾多年建立的認知。香港最後一個實體信號站在2002年關閉,澳門的法規仍保留在大炮台與東望洋炮台懸掛信號的安排。傳遞工具可以更新,制度亦曾因誤解而修改。若今天再考慮改名,合理的取捨是:新名稱能否令危險更清楚,所得是否足以抵銷重新學習的成本。數字或顏色都要連同具體威脅與應變訊息,才有防災作用。你認為香港應保留熟悉的風球號碼,還是改用顏色分級?歡迎留言分享。

點解香港風球係1、3、8、9、10?消失嘅號碼去咗邊? 閱讀全文 »

Gas prices set to rise: can 7.6p electricity make electric heating cheaper?

1月天然氣再加價,電暖爐反而更平?7.6p平價電改變供暖算盤

冬天開暖氣,天然氣通常比普通電暖爐便宜,但對部分家庭,這條算式正在改變。2027年1月氣價預料再升,持有每度7.6p平價電合約的用戶,夜間直接開電暖爐,可能比用天然氣鍋爐更省錢。已有家用電池的人,更可以把便宜電力留到日間使用。家庭可以按時間選擇熱源,夜間用電,其餘時間用天然氣。要判斷自己能否受惠,需要比較實際送進室內的熱量成本,再看優惠時段、設備容量及生活習慣能否配合。

今次氣價上升,主要背景是中東戰事干擾霍爾木茲海峽的液化天然氣運輸,令全球供應收緊,歐洲與亞洲買家競逐其他來源。國際能源署11月3日指出,歐盟入冬天然氣庫存處於2013年以來最低水平,抵禦寒冬及供應中斷的緩衝減少。英國亦受國際市場牽動,而價格上限按一段時間的批發成本計算,市場升幅會延後反映在家庭帳單。即使短期批發價回落,先前的批發價格仍會影響下一季價格,帳單未必立即下降。

1月正式價格上限仍未公布,Ofgem預定11月25日確認。Cornwall Insight於9月30日預測,天然氣平均單價將由每度7.97p升至9.76p,增加約22%;EDF在11月5日更新的展望亦預期1月能源價格上升。以下便以9.76p這個預測作比較。跟隨價格上限的家庭,會較直接受到影響;已有固定氣價合約的人,則應先看自己的單價及到期日,判斷何時需要調整供暖安排。

比較供暖成本,要計真正送進室內的熱量。天然氣鍋爐有部分熱量隨廢氣流失,假設效率90%,每度氣9.76p,產生每度室內熱量便約需10.84p。普通電暖爐在房內使用,所耗電力幾乎全部轉成室內熱量,以每度7.6p運作,供應相同熱量的能源費便低約30%。假設需要10度熱量,天然氣約花£1.08,平價電約花£0.76。這個差距來自能源單價與設備效率,普通電暖爐已能做到,毋須先購買昂貴機款。

Intelligent Octopus Go,簡稱IOG,固定全屋平價電時段為23:30至05:30。持有7.6p合約的家庭,電暖爐亦可使用這個價格。固定時段以外,系統有時會安排額外智能充電優惠,但時段經常變動,難以作每日固定供暖的基礎。較容易掌握的做法,是按確定的夜間6小時安排,再查看自己帳戶的日間單價及合約期限。這類電動車電價有資格及設備條件,已有合適合約的人可以直接比較,其他家庭則須先確認自己能否申請。

對原本需要夜間或清晨供暖的家庭,可以在這6小時使用電暖爐,其餘時間轉回天然氣,兩套設備按時間分工。這種安排尤其適合已有中央暖氣,只想減少運行開支的人。不過,優惠時段只佔一天四分之一,實際節省取決於有多少供暖需求落在這段時間。假設全日所需熱量有三分之一改用便宜約30%的電力,整日供暖能源費便約減少10%。作息、房屋保溫及夜間所需溫度,都會影響這個比例。

已安裝家用電池的家庭,更可以夜間充電,日間供應電暖爐,把便宜電力的使用時間延長。假設充放電來回效率90%,每度7.6p的平價電,送到暖爐時成本約8.44p,仍低於上述天然氣供熱試算。這個比較已計入假設的能量損失,電池耗損亦須考慮。若電池本來已用來供應日間家電,就要計算新增暖爐用電會否令它提早耗盡,迫使其他家電改用較昂貴的日間電力。電池如何分配,應看全屋用電需要。

電池能支撐多久,要看可用容量與暖爐實際耗電。假設有5度可用電量,供應一部持續以2千瓦運作的電暖爐,理論上約可使用2.5小時;同時開其他家電,時間便會縮短。恆溫控制令暖爐間歇運作時,使用時間則可延長。逆變器亦有輸出上限,多部暖爐一起啟動,可能仍須從電網補電。因此,電池較適合延長部分時段、部分房間使用平價電的時間。專為供暖添置電池,則要另計安裝費及全年節省,才能判斷是否划算。

供暖範圍同樣左右帳單。一個人在書房工作2小時,開電暖爐的總支出,可能低過啟動多個房間的中央暖氣;中央暖氣若有有效分區及恆溫控制,也能減少空置房間用熱。比較時應把相近溫度、時間及範圍放在一起,才知道節省來自燃料價格,還是暖少了地方。已有設備的家庭,可以先改善時間設定及分區控制,再決定是否添置暖爐。減少無人使用房間的供熱量,亦能同時降低天然氣或電力用量,讓兩種供暖方式都更省錢。

選購電暖爐時,價格與外觀很容易搶去注意力。油浸式、暖風式及陶瓷式各有升溫速度、噪音及使用感受上的差異,但同屬電阻式供暖,基本能量換算相近。值得比較的是恆溫控制是否穩定、定時功能是否方便,以及是否適合房間用途。離開優惠時段,電價才是更大的成本變數:假設日間每度35p,每度室內熱量亦接近35p,便遠高於上述天然氣成本。再先進的普通電暖爐,也無法靠機身設計抵銷這個單價差距。

若要進一步提高用電供暖的效率,熱泵的優勢更大。它從室外搬運熱量,在合適條件下,每度電可提供約3至4度熱能。以3倍供熱效率計算,7.6p平價電產生每度熱量的成本低至2.53p;即使用每度30p電力,亦僅約為10p。實際表現受室外溫度、供水溫度及系統設計影響。熱泵涉及較大的安裝決定,應從全年需要與長期效率評估。氣價愈高,熱泵與天然氣成本打和所需的供熱效率便愈低,改裝的經濟吸引力亦會增加。

氣價上升,令夜電日氣、電池供暖及熱泵更值得計算,但每個家庭能取得的選擇並不相同。平價電合約有資格條件,電池與熱泵需要資金、空間及安裝安排,租客亦未必能自行決定。政府鼓勵居民轉用較便宜能源,也要處理這些門檻,否則缺乏改裝能力的人,可能繼續支付較高的供暖成本。對個別家庭,最實際的起點,是拿出自己的電價、氣價與時間表,找出哪些時段值得轉換。你會否因1月氣價上升,改用夜電日氣,或利用電池供暖?歡迎留言分享。

1月天然氣再加價,電暖爐反而更平?7.6p平價電改變供暖算盤 閱讀全文 »

Settlement reform: How much will it save, and is it morally defensible?

永居改革能節省多少?是否合乎道義?

英國延長永居等候期,政府究竟可以慳幾多錢?內政大臣馬曼婷曾以£100億財政負擔,支持收緊定居制度。如今部分護理工獲保留5年路徑,她承認數字會降低,仍聲稱可以節省數十億英鎊。完整影響評估尚未公布,政治結論卻已走在證據前面。對已在英國工作、交稅、供養家庭的人,代價十分具體:更多續簽費、更長的不穩定,以及更遲取得保障。政府急於展示的財政成績,有多少其實來自向移民多收錢、少負責,甚至過橋抽板?

£100億的來源,是一條相當簡單的算式。內政部估計,2026至2030年間,約117,000名護理工及79,000名成年家屬會取得永居,再乘以各組的預計終身淨財政成本,得出約£95億,四捨五入成£100億。數字涵蓋往後數十年的稅收與公共開支,包括晚年的退休金、醫療及照顧需要。政府把這筆終身成本放在收緊永居的論述旁邊,營造出阻止他們如期定居便能保住巨款的印象。然而,從群體成本跳到政策節省,中間欠缺的正是最重要的證明。

英國統計管理局已確認,這個數字並不是延後永居所產生的節省。移民在工作年齡納稅,晚年才較多使用醫療及退休保障,兩者可能相隔數十年。政府以遠期成本製造迫切感,眼前收到的貢獻卻被擠到背景。工人由第5年改為第10年定居,若最終仍在英國退休,許多晚年開支依然存在。延後福利資格可以較早減少支出,但整筆終身成本不會憑空消失。把數十年後的預計開支搬到今日,並不能證明眼前收緊移民權利有同等財政必要。

額外收入之中,最容易計清楚的是移民醫療附加費。按現行一般成人年費£1,035計算,假設費率不變,多等5年便多付£5,175,兩名成年人合共£10,350,還未計續簽費。他們已交入息稅、國民保險,消費時也付增值稅,支持包括NHS在內的公共開支,醫療資格卻要另付費。從公平角度看,這就是雙重徵稅:納稅時視作社會一分子,使用保障時再收一道入場費。合資格醫療及護理簽證持有人與家屬本來獲豁免,其他須繳費移民卻要繼續承擔。

政府強調的另一筆節省,來自延後福利資格。許多工作移民在臨時居留期間,不得領取指定公共福利。等候期延長,限制便維持更久。他們工作、消費時,入息稅、國民保險與增值稅照收;到失業、生病或家庭收入驟降,需要支援時,保障卻可能仍被擋在門外。生活所需不會隨政府拒絕支援而消失,只能由本人、配偶或積蓄填補。庫房少付的,恰好是家庭要多承擔的。把這種成本轉移稱為節省,可以改善政府帳目,卻未必改善社會,更不等於公平。

對技術工作簽證主申請人而言,永居還代表擺脫僱主擔保限制。他們可以轉工,但通常需要另一名合資格僱主願意接手,並在限期內完成相關程序,實際選擇受到限制。當工作與居留綁在一起,投訴欠薪、拒絕不合理安排,便可能同時危及收入與留英前途。國會調查已指出這種制度下的剝削問題。把等候期由5年延至10年,就是延長這段權力失衡。政府口口聲聲要求移民證明貢獻,卻讓貢獻者更長時間受制於僱主,連維護自身權益也可能要押上居留前途。

公司可以裁員、清盤,擔保資格也可能被撤銷。一名原本接近取得永居的工人,如果因新制度需要再等多年,就要繼續承受這些風險;未能及時找到合資格工作或其他居留途徑,便可能需要離境。政府把定居包裝成努力可以換取的成果,企業是否倒閉、行業是否衰退,卻往往超出個人控制。這套制度把經濟風險推給工人,持續就業卻又成為取得保障的條件。按原有規則安排人生,付出多年後被延長考驗,最後連留下的機會也失去,這種落差足以令人感到被「搵笨」。

退休金令這種不對稱更加清楚。英國新國家退休金通常要求至少10個國民保險合資格年度。部分工人若在取得永居前被迫離境,最終未能累積足夠年資,也不符合海外供款合併等安排,便可能供款多年,退休時仍領不到英國國家退休金。國民保險亦支持其他保障,但這不能抹去分配上的問題:英國已收到他工作時的供款,他卻可能在跨過退休保障門檻之前離開。政府若因此少付退休金,便帶有變相沒收供款的意味:收入已收下,退休保障卻未能取得。

醫療亦一樣。持有效簽證、已繳醫療附加費或符合豁免資格的人,可以使用NHS;但若失去居留資格而被迫離境,過去交過稅和附加費,也不能換取日後持續接受NHS醫療的權利。無法留英生活,通常便無法繼續依靠NHS照顧晚年。年輕、健康、能夠工作時,英國收取貢獻;年老、醫療需要增加時,責任卻可能已交回本人、家屬及原居地。這種安排讓英國享用勞動成果,卻把部分晚年成本留給別人,帳面節省正是從這裏產生。

技術移民的財政貢獻,有研究可以核對。移民諮詢委員會估計,2022/23年度新抵英的技術工作簽證主申請人,在該年度平均帶來£16,300淨財政貢獻。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IPPR)估計,原定2026至2030年定居的技術工作者,包括醫護及護理人員,以及成年家屬,整體終身淨貢獻約£1,150億。前者看單年,後者看一生,均不能直接當作改革效果,卻足以反駁把工作移民統稱為負擔的論述。改革若逼走人才,英國亦會失去往後稅收;多收幾年費用,未必補得回失去一個納稅家庭的代價。

當年英國在疫情及脫歐後面對人手短缺,以工作機會及符合條件後5年定居的路徑吸引人才,收取勞動、簽證費、醫療附加費與稅款。如今人已來了,工作做了,錢也交了,政府卻延長部分人的定居年期,效果猶如一句「講吓笑啫」,便改寫他們的人生。若有人因此離境,英國留下貢獻,晚年養老與醫療成本卻可能轉交本人及原居地。反移民論述說移民佔便宜,究竟是誰在補貼誰?這種過橋抽板的算盤,是否符合英國標榜的公平、誠信與道德?

機關算盡,未必真能得益。今天為多收費、少承擔而改寫規則,明天有意移居的人便會把這段前科算進自己的選擇。既然原有定居路徑可以中途延長,新的承諾又值多少信任?人才有其他國家可以選擇,英國失去的可能是往後多年的勞動、稅收與創新。等到再次缺人,才發現短期算盤耗損了長期信譽,代價恐怕比政府聲稱的節省更難挽回。政府應否為已按原有規則來英的人,保留原本的5年永居路徑?歡迎留言。

永居改革能節省多少?是否合乎道義? 閱讀全文 »

Hong Kong’s 1906 Midget Typhoon: A Disaster That May Have Killed 1 in 30

香港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災難:1906年侏儒颱風估計致每30人死1人!

香港曾經在一個早上,失去相當於全港人口約3%的生命,無數家庭失去至親。1906年9月18日,一股颱風突然橫掃香港。最猛烈的風勢只維持數小時,維多利亞港卻已變成船隻殘骸與死者漂浮的災場。後來研究估計,約1.5萬人死亡;按當時人口規模粗略比較,相當於每30人便有1人遇難。這場史稱丙午風災的災難,留下一個尖銳問題:一座依靠港口繁榮的城市,為何有這麼多人,在自己謀生的地方同時喪命?

1.5萬人的死亡數字,來自後來的歷史估算。當年船政司的報告估計約5000人喪生,同時承認紀錄並不完整。其他研究提出更高數字,2022年發表的重新分析,認為超過1萬人死亡是合理估計。天文台較早的出版物亦曾以約1.5萬人、佔人口約3%描述災情。「每30人死1人」因此是理解災難規模的約數,實際死亡總數至今仍有不確定性。許多遇難者住在船上,一旦船毀人亡,連原本有多少人在船上,也可能無從追查。

當時香港已是繁忙商港,水上居民支撐着城市每天的運作。漁船供應食物,舢舨接載乘客,小艇與駁船則在大船和碼頭之間運送人貨。對許多家庭而言,一艘船就是生計、住所,以及全部身家。岸上的商人可以關門避風,住在船上的家庭卻要先保住腳下的船。歷史研究估計,約9成死者是船民。這個比例揭示了災難如何分配:港口帶來的收入流向整座城市,最直接面對風浪的人,卻要同時承受工作與一家人居住的風險。

9月18日上午,危險迅速逼近。天文台在上午8時懸掛黑鼓,表示香港以東約480公里範圍內有熱帶氣旋;8時40分再燃放風炮,警告本地強烈風勢。這時海港已急劇惡化,船隻開始在風雨中爭相尋找掩護。當年的報章記載,不少船艇急往銅鑼灣避風塘,途中碰撞,部分始終未能抵達。警報與真正避險之間,還隔着解纜、開船、航行和尋找位置所需的時間。風浪一旦搶先到達,聽見警告的人,也未必還有路可走。

這股颱風最危險的特徵,是環流異常細小。2022年發表的重新分析利用歷史氣象紀錄及模型,估算它橫過香港時,最大風速半徑只有約7至11公里,屬於「侏儒颱風」。這是由中心到最強風帶的距離,最猛烈的力量集中在很窄的區域。體積小,遠處觀測站受到的影響便可能很輕微;等到本地氣壓急降、風力猛增,最強風帶已經接近。對依賴少量地面觀測的預報員而言,這種緊湊結構,把發現危險和發出警告的時間大幅壓縮。

1906年的預報能力,也受制於資料如何傳送。當時已有沿岸氣象站透過電報交換觀測,但海洋仍有大片空白,衛星和氣象雷達更要多年後才出現。海上船隻即使遇上風暴、記下氣壓與風向,香港天文台也缺乏今天那種即時接收船舶觀測的能力。風暴可以穿過海面,避開陸上測站的近距離監測。事後把航海日誌集中起來,研究者能重建路徑;當值人員當時手上,卻缺少那些關鍵資料。預測的瓶頸,卡在危險現場與預警中心之間。

災場上致命的海水,也有不同來源。風暴潮是強風與低氣壓造成的海面異常升高,海浪則在水面上下起伏,兩者疊加,便能把船隻推向岸邊,把海水拍上碼頭。天文台按較新的研究列出的估算顯示,1906年維港最大風暴潮增水約0.39米,大埔約1.98米。維港的數字看來不大,但海面只須升高一點,再遇猛烈浪湧,船艇與岸邊設施便要承受反覆衝擊。把風災理解為一股高牆般的海水湧入全港,反而會忽略海浪破壞的具體過程。

災後留下的照片,將這種破壞定格:大船擱在岸邊,小艇碎裂,碼頭損毀,沿岸建築倒塌。天文台出版的歷史資料亦收錄,救援人員收集遺體,以及無人認領死者以草蓆包裹後海葬的影像。每一艘被毀的小船,背後都可能是一個同時失去親人、住處和收入的家庭。對倖存船民而言,風停只代表眼前危險稍退,往後還要處理殮葬、生活和重新置船的費用。一個早上的災難,足以把原本勉強維持的家計,變成延續多年的困境。

如此慘重的傷亡,隨即引發追究。港府在9月20日宣布成立調查委員會,查問能否更早向船隻發出警告。委員會認為,按當時掌握的資料,上午8時懸掛黑鼓已是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早發出的警報;2022年的氣象重建也支持這個判斷。這個結論說明了預報員面對的技術限制,同時把另一個問題推到前面:既然警報有時只能爭取很短時間,城市便需要預先準備可以迅速進入的安全地方,讓居民有能力把警告變成保命行動。

避風設施因此成為災後的重要議題。港府在1909年通過相關建設條例,推動油麻地避風塘工程,至1915年竣工。由風災到新設施完成,相隔約9年。對住在陸上的人,避風塘可能只是一項港口工程;對艇戶,它關乎下一次颱風吹來時,一家人可以躲到哪裏。防災投資的取捨往往如此:工程費即時出現在帳目上,避免死亡的收益,要等下一場風暴才顯現。城市若只着眼眼前支出,最先承受等待代價的,通常是選擇最少的居民。

警告制度也逐步改變。1907年,香港以燃放炸藥的巨響取代風炮,並以黑色十字信號提示颶風威脅;1917年再引入數字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建立後來數字風球制度的重要基礎。今天熟悉的訊號,背後是一段反覆改進傳訊方式的歷史。聲音要讓人聽見,符號要讓人理解,訊息還要及時送到需要行動的人手上。警報的價值,最終取決於它能否改變人的處境;船艇有地方停泊,居民有時間上岸,預報資料才真正轉化為生存機會。

丙午風災留下的教訓,是防災能力需要一整套公共安排支撐:有人觀測,有人傳訊,有地方避險,也有人承擔保護弱勢居民的責任。同一場颱風,落在不同住屋、不同生計和不同設施條件之上,便會造成截然不同的後果。今天香港人可以留在堅固建築物內等候風暴過去,背後包含跨越多代的科學與工程投資。當我們記住約每30人便有1人遇難的慘痛估算,更應追問,城市的保護是否抵達最危險的角落。你認為這場災難最值得香港人記住的,是甚麼?

香港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災難:1906年侏儒颱風估計致每30人死1人! 閱讀全文 »

Minor offences: fit for high office, barred from settlement for life

犯過輕微罪行可以做議員甚至高官,但終身不得永居

在英國,犯過罪的人可以當選議員,甚至晉升成為高官;同一類紀錄放在移民身上,卻可能永久失去定居資格。政府在2026年11月2日公布的改革,把沒有刑事紀錄列為永居的基本門檻,連法院罰款也包括在內。詳細移民規則尚未公布,新制預計於2027年陸續實施。但已公布的方向,足以提出一個尖銳問題:既然一次過錯不必斷送政治人物的前途,為何可以斷送普通移民在這個國家安居的機會?

這道門檻的關鍵,是把個案評估改成強制拒絕。政府公布的方案列明,成年申請人在英國有相關刑事紀錄,便須被拒絕定居,涵蓋監禁、緩刑、法院罰款,以及絕對釋放和有條件釋放。按這個框架,即使罪行輕微、年代久遠,或申請人其後對英國有重大貢獻,審批人員也沒有酌情批准的權力。文件亦沒有列出等待若干年後重新符合資格的安排,下議院圖書館因此形容,禁令看來是永久。一次成年定罪,便可能令往後數十年的良好表現再無翻盤機會。

工黨的賀樂怡(Louise Haigh)於2014年就一宗與報稱工作手機失竊有關的欺詐罪認罪,獲判有條件釋放。她表示,自己遇劫後向警方報稱工作手機被偷,後來才發現手機仍在家中,事件是沒有令她得益的真誠錯誤。這項定罪其後已過復權期,她於2024年出任運輸大臣,同年11月因舊案曝光辭職。政府官方履歷顯示,她在2026年7月20日重返內閣,出任首席大臣、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及內閣辦公室大臣。

當時屬保守黨的鄭偉祺(Robert Jenrick),在2022年8月駕車經過M1公路一段臨時限速每小時40英里的路段,車速達68英里。他承認超速,案件於2023年4月判決,法院判他罰款1,107英鎊,另付442英鎊附加費及90英鎊訟費,並停牌6個月。他當時正擔任移民事務大臣,判刑後繼續任職,直至同年12月因不滿政府的盧旺達庇護政策而辭職。他此前亦曾因另一宗超速案,被法院判罰款307英鎊及扣3分。

董勤達(Tom Tugendhat)於2022年4月在倫敦駕駛時,被警員發現手持電話使用地圖。他其後認罪,同年11月被法院判罰款1,000英鎊,另付100英鎊附加費及110英鎊訟費,並扣6分。加上駕照原有的6分,他須停牌6個月。法官指出,使用手機會分散駕駛者注意力,並期望他為公眾樹立良好榜樣。董勤達判刑時擔任保安事務大臣,判刑後繼續留任,直至2024年保守黨政府在大選後下台。

自由民主黨領袖戴宏(Ed Davey)在M1公路每小時限速60英里的路段,以73英里行駛。他原本承認責任,並嘗試繳交警方發出的罰款,卻因漏交駕照資料,令案件進入法院。他在解釋信中表示,自己工作繁忙,沒有完整閱讀表格,並為疏忽道歉。2024年3月,盧頓裁判法院判他罰款72英鎊、附加費28英鎊及扣3分。案件於同年6月大選競選期間曝光,自民黨表示,他已繳交罰款並接受扣分,戴宏繼續擔任黨魁。

James McMurdock在2006年、19歲時因襲擊女友認罪,被判在青年罪犯羈留所拘留21日,並於2024年以改革黨身份當選議員。其後公開的法院紀錄顯示,他曾踢受害人約4次。法拉奇為他辯護,表示他已從過去的困境重新站起來;改革黨亦表示,年輕罪犯服刑後應有機會改過自新,並以他當選議員為例,說明他正在貢獻公共生活。他於2025年7月因另一宗涉及疫情貸款的爭議退出改革黨,轉任獨立議員。

一個移英人士若有上述高官議員同類的成年定罪紀錄,按已公布的改革方向,結果卻可能是自己終身無法定居,甚至牽連全家的留英安排。若家人的定居資格依賴主申請人,他們亦可能無法按原定途徑取得永居。官員掌握公權力,決定影響數以百萬人的生活,操守要求理應更高;制度卻容許他們在定罪後繼續任職,甚至重返內閣,同時剝奪普通移民重新獲得評估的機會。同一種過錯,對掌權者可以翻篇,對移民卻可能成為終身的身份障礙。

定額罰款與法院定罪的分別,更可能令人連抗辯也不敢。內政部現行指引說明,定額罰款通知本身一般不構成刑事紀錄;但若提出爭議,案件進入刑事程序,最終被法院裁定有罪,結果便可能不同。一個自認有理的人,本可要求控方提出證據,讓法院裁決;永久禁令卻可能令他盤算,是否值得拿全家的定居前途冒險。對公民而言,敗訴可能只是罰款增加;對等待永居的人,代價卻可能延續一生。抗辯權仍在,行使權利的風險卻截然不同。

對BN(O)家庭而言,保留5年定居途徑,並不代表其他要求維持原狀。一旦輕微定罪也可能永久封死永居之門,等待定居的人便可能惶惶不可終日:一次交通爭議、一張認為不合理的告票,都要連同全家的將來一起衡量。有人可能寧願接受原本想挑戰的定額罰款,也不願承擔上庭後被定罪的風險。制度由此產生的壓力,已超出鼓勵守法,伸延至令人不敢爭取公正。政府口中的融入,若要靠長期不安來維持,又怎能讓人安心扎根?

後果還會延伸至入籍。對須先取得永居、再經一般歸化程序成為英國公民的移民,永久拒絕永居,亦會封死一般入籍途徑。一名醫生或科學家,可能年輕時因一次疏忽超速,被法院罰款;多年後定罪已過復權期,仍可能被強制拒絕。即使他救治無數病人、作出重要研究,審批人員也不能憑這些貢獻批准永居。制度看重的是他曾經犯過的錯,卻不容衡量他往後一生能為社會帶來的價值。這種差別待遇,具有明顯的歧視性。

這種制度的代價,最終可能由英國自己承擔。人才選擇移居地,也會考慮能否安心扎根。當陳年輕罪阻斷定居的故事逐漸累積,英國便可能留下苛刻、欠缺比例原則的印象,令人才轉往其他國家。政府可以用強硬門檻展示控制移民的決心,卻可能同時失去醫療、科研及經濟發展需要的人。你認為,輕微定罪應該永久封死永居之門,還是應容許按罪行輕重、經過時間及其後表現重新評估?歡迎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犯過輕微罪行可以做議員甚至高官,但終身不得永居 閱讀全文 »

Who is truly British? The little-known history of migration to Britain

誰是真英國人?告訴你鮮為人知的移英歷史

誰才算英國人?今天,這個問題牽涉護照、簽證、出生地與家庭背景。把時間拉長,答案卻會不斷改變。約40萬年前,今天英格蘭肯特郡已有早期尼安德特人活動。他們也是人類,屬於與我們智人不同的演化支系。當時沒有英國,沒有英格蘭,連海岸線也與今天大不相同。人群隨獵物、食物和氣候移動,在適合生存的地方停留。這片土地的人口歷史,由遷徙開始;往後數十萬年,誰能住下來,最初取決於冰川與食物,後來才由軍隊、君主與政府決定。

至少約4萬年前,智人已來到不列顛,但早期居住多次因嚴寒而中斷,持續有人居住的歷史要到約1.2萬年前才開始。公元前10000年左右,今天北海部分水域仍是稱為Doggerland的陸地,連接不列顛與歐洲大陸,人群可以沿陸路移動。隨着冰川融化、海面上升,低地逐步被淹沒,約公元前6500年,這條陸地連接已被海水切斷。不列顛成為島嶼,人群往來開始更依靠船隻。今天被視為天然國界的海洋,本身也是氣候與地理變化的結果;先有遷徙,後來才有海峽。

約6,000年前,帶着農耕技術的人群從歐洲大陸抵達,逐步改變原有狩獵採集社會。古代DNA研究顯示,農業傳入伴隨大規模人口遷入,種田的知識與種田的人一起過海。約4,400年前,與鐘形杯文化相關的人群再度到來;其後數百年間,不列顛人口的遺傳組成出現巨大轉變。建造巨石陣的新石器時代社群,與後來青銅時代居民,已有明顯祖源差異。考古發現讓我們看見,遠在羅馬人之前,人口更替已多次重塑這片土地;農田、器物與生活方式背後,都有人跨越海洋。

到了羅馬征服前,不列顛已有許多使用凱爾特語言的社群,分屬不同部族和政治勢力。今天所說的早期「凱爾特人」,涵蓋的是一系列相關語言與文化,內部也有明顯差異。這些語言何時傳入、人口遷徙與文化交流各佔多大作用,學界仍有爭論,但不列顛與歐洲大陸長期保持聯繫,已有充分證據。羅馬時代前後使用的不列顛語,後來發展出威爾斯語、康沃爾語等語言。今天看似深植本土的文化,也經過漫長交流與重組;「本地人」的身份,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內容。

公元43年開始的羅馬征服,把不列顛大片地區納入橫跨歐洲、北非與近東的帝國。隨軍隊而來的還有商人、工匠、家屬,以及被迫移動的人。哈德良長城沿線的證據,記錄了來自今天敘利亞、羅馬尼亞及北非等地的軍民。對這些人而言,不列顛是帝國內一個遙遠的邊疆,駐軍、貿易與行政把它連進更大的網絡。羅馬統治帶來道路、城鎮和新制度,也帶來征服、徵稅與勞役。人口流動的動力因此擴大:有人追逐生計,有人奉命調遣,有人連選擇去留的自由也沒有。

5世紀初,羅馬在不列顛的統治瓦解,跨海聯繫隨之改變。來自今天德國北部、荷蘭及丹麥附近的盎格魯人、撒克遜人等群體陸續定居,帶來日耳曼語言與新的政治組織。遷入、戰爭、通婚與本地社群延續,同時塑造不同地區。後來形成的英格蘭,連名稱也與盎格魯人有關,英語的基礎亦在這段歷史中建立。威爾斯、蘇格蘭及其他地區則走出各自的道路。今天合稱英國的地方,人口和語言歷史一直存在顯著差異;把英格蘭的經歷套用到整個英國,會把這些差異抹平。

其後抵達的維京人,包括來自今天丹麥和挪威等地的人。他們劫掠,也經商、耕作和定居。丹麥人在英格蘭北部與東部建立深厚影響,形成丹麥法區,留下地名、語言與社群。1016年,丹麥王族克努特成為英格蘭國王,後來兼掌丹麥和挪威,英格蘭一度成為北海帝國的一部分。1066年,諾曼征服又把大量土地交到跨海而來的貴族手上,法語成為宮廷與上層社會的重要語言。今天被視為英國傳統的王權、貴族與語言,都有外來者留下的印記,背後亦伴隨戰爭、失地與權力重分配。

往後數百年,宗教與生計繼續推動人口流動。猶太社群在諾曼征服後於英格蘭發展,卻於1290年遭下令驅逐。16至17世紀,逃避迫害的法國胡格諾派新教徒來到,帶來絲織、金銀工藝與商業技能,也引起部分本地工匠對競爭的敵意。19世紀末,逃避俄羅斯帝國迫害的猶太難民再度成為重要移民群體。政府與僱主看見人才和勞動力,部分居民感受到工資與住屋壓力,排外政治便從中取得養分。1905年《外僑法》成為現代入境管制的重要轉折,國家開始更有系統地篩選部分外來人口。

工業革命與大英帝國,則把人口流動擴展到全球。愛爾蘭人到大不列顛工作,1840年代的大饑荒又迫使更多人渡海求生。同時,英國人移居海外,帝國的航運、貿易與行政也把南亞海員、家傭、商人和學生帶到英國。許多來自殖民地的人,本身就是英國臣民,與英國的關係早已由帝國建立。法律上的臣民身份,卻往往伴隨待遇上的不平等。帝國把土地、商品與勞動力連在一起,也令不同族群在港口和城市相遇。今天的多元英國,有一部分正是昔日全球統治留下的人口結果。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重建需要人手,來自加勒比海及南亞等地的人到英國工作,填補交通、工業和公共服務的職位。1948年「帝國風馳號」抵達,成為這段歷史的象徵,當時英聯邦臣民進入英國享有廣泛自由。但帝國留下的身份聯繫,與後來收緊邊境的方向逐漸發生衝突。1962年起,英聯邦移民受到更多限制;1971年《移民法》進一步重整居留制度。數十年後的風馳事件更暴露出另一道門檻:合法生活多年的人,仍可能因文件與行政問題,被剝奪工作、醫療甚至留在家園的機會。

歐洲整合又改寫了人口流動的規則。歐盟自由流動讓成員國公民到英國生活工作,也讓英國人到其他成員國定居。2004年歐盟擴大後,來自中歐和東歐的人口流入增加,成為往後政治爭論的重要背景。脫歐後,自由流動結束,工作與家庭等簽證重新成為許多人入境的主要途徑。2021年開放的BN(O)簽證,則把香港的殖民歷史轉化為一條特定移民路線。不同年代的跨海遷徙,就這樣留下不同法律待遇;同樣想來英國生活的人,資格往往取決於國籍、歷史關係與當時政策。

英國一直是一片由移民塑造的土地。把家族歷史追溯得足夠遠,今天居民的祖先,都曾在某個時代來到這些島嶼;差別在於何時抵達,以及已經在這裏生活了多少代。有人祖先走過陸橋,有人乘船征服,有人隨帝國航線而來,也有人帶着簽證落機。後來者逐漸成為本地人,其後代又參與決定下一批人能否留下。現代移民政策仍須處理人數、住屋與公共服務,但這段歷史提醒我們,英國人的身份一直在吸收新成員。當新移民的子女在這裏出生、成長,你認為到了哪一代,他們才會被毫無保留地視為英國人?

誰是真英國人?告訴你鮮為人知的移英歷史 閱讀全文 »

British passports without a right to live in Britain: Hongkongers’ journey to BN(O)

同樣是英國護照,為何港人曾經有國籍卻無居英權?從殖民地公民到BN(O)的制度變遷

一本英國護照,為何曾經可以讓香港人出國旅行,卻要另行申請才能搬到英國生活?這個問題,牽涉幾代港人的去留,也解釋了為何2021年開放BN(O)簽證,會被視為歷史轉折。今天不少家庭在英國住滿5年,再申請永久居留,之後才走向入籍;但再往前看,部分港人與英國本土居民,曾經同屬「英國及殖民地公民」。從共同國籍,到居留權分開處理,再到重新開放移居通道,背後是一段英國逐步重畫責任邊界的歷史。

早期英國以「臣民」界定個人與王室的關係。在香港出生而符合當時法律的人,可以因出生地取得英國臣民身分。《1948年英國國籍法》於1949年1月1日生效,建立「英國及殖民地公民」,英文簡稱CUKC。香港與英國本土都在這個框架之內,當時英國臣民原則上可以進入英國居住。對普通家庭而言,這意味着英國身分曾經附帶一條可以移居本土的路。不過,殖民地居民的政治權利與本土居民仍有差距,共同國籍之下,帝國內部一直存在權力與地位的落差。

隨着戰後英聯邦移民增加,英國開始用入境制度收窄這條路。《1962年英聯邦移民法》把大批英聯邦公民及部分CUKC納入移民管制,來英工作要受到工作憑證等制度約束。豁免條件包括在英國出生,或持有符合當時法例定義、由英國政府簽發的護照;殖民地政府簽發的英國護照,待遇可以不同。對香港人來說,關鍵變化已經出現:護照同樣印着英國,入境待遇卻取決於出生地與簽發機關。共同國籍之內,開始劃出本土與殖民地的分界。

1968年,英國再把豁免門檻收緊。當時東非部分亞裔居民保留CUKC身分,持有英國政府簽發的護照,原本可以避開1962年的限制;隨着他們因當地排斥政策而赴英,英國迅速修法,加入本人、父母或祖父母與英國本土的出生、領養、登記或歸化聯繫要求。這次修法直接針對的處境在東非,對港人的制度意義卻同樣清楚:單憑英國國籍與護照,已經不足以確保進入英國。祖輩與本土的聯繫,成為決定權利厚薄的重要條件。

《1971年移民法》把這種分界正式整理成「居英權」,主要制度於1973年1月1日生效。享有居英權的人,可以自由進出及在英國生活,其餘人士則要取得移民許可。當時資格涵蓋若干與英國有出生、血緣或居住聯繫的人,包括符合條件、已在英國定居並通常居住滿5年的CUKC。對主要只有香港聯繫的公民而言,英國國籍與自由移居英國,至此已經成為兩回事。持有英國護照,移居英國仍須取得入境及居留許可,這種情況在回歸之前早已形成。

國籍名稱隨後追上這個現實。《1981年英國國籍法》的主要條文於1983年1月1日生效,把CUKC拆成英國公民、英國屬土公民及英國海外公民3個主要類別。原有居英權的CUKC通常成為英國公民;主要與香港等屬土有聯繫的人,則按條件成為英國屬土公民,簡稱BDTC。原本同一個公民名稱,從此變成不同法律身分。英國先透過移民法分開居住權,再透過國籍法把分界固定下來。對許多港人而言,英國身分仍然保留,本土定居的保障卻已經抽走。

香港前途談判令這個問題更迫切。隨着1997年主權移交的安排確定,英國為合資格的香港BDTC設立BN(O),讓他們經登記保留一種英國國籍。這項身分可以終身持有,卻不能傳給下一代,登記機會亦隨主權移交而結束。BN(O)保留了護照及與英國的法律聯繫,同時繼續受到英國移民管制。對擔心前途的家庭而言,它提供了一份可以留在抽屜裏的身分文件;真正需要搬家時,能否在英國落腳,仍要另外尋找移民途徑。

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英國推出另一項安排。《1990年英國國籍(香港)法》建立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居英權計劃」,上限為5萬名主申請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另可按規定登記。獲選家庭直接取得英國公民身分,毋須先搬到英國住滿若干年。計劃按職業組別等條件甄選,政策目的包括挽留人才、穩住香港信心。這形成一個耐人尋味的誘因:英國給部分港人離開的保障,希望他們因此安心留下;多數家庭則繼續承擔前途不明的風險。

1997年7月1日,單憑香港聯繫取得的BDTC身分終止,已登記的人保留BN(O)。對這些家庭來說,英國與自己的法律關係繼續存在,移居英國的權利仍然懸空。其後英國在2002年作出另一個重要選擇:大部分當時仍持有合資格海外領土公民身分的人,同時自動取得英國公民身分。香港已在5年前離開這套屬土身分制度,BN(O)持有人因此沒有隨這項改革取得同等待遇。時間先後,令原本同屬殖民地國籍框架的人,走向不同的公民權利。

直到香港《國安法》在2020年實施,英國才決定大幅擴展BN(O)持有人的移居安排,並於2021年1月31日開放新簽證。英國政府把這項政策連繫到《中英聯合聲明》及對港人的歷史與道義承諾。合資格人士及家屬可以來英工作、讀書和生活,通常完成5年合資格居留後申請定居,再按條件申請英國公民身分。這條道路分成幾個法律階段:簽證提供有期限的居留許可,永久居留讓人長期定居,取得英國公民身分後,才享有法律上的居英權。

每一個階段,都有家庭必須跨過的門檻。除了簽證費、醫療附加費及生活開支,申請定居還要符合連續居住、英文、Life in the UK及刑事紀錄等要求,而這些要求可能隨政策改變而收緊。家庭先投入多年生活,之後能否取得永久身分,仍取決於屆時適用的規則與審批。

回看這段歷史,英國曾把香港人納入共同國籍,再逐步收窄本土入境權,最後把差別寫進不同國籍類別。2021年的安排為合資格港人重新接上移居通道,家庭卻仍要透過居住、資格審查與申請,逐步取得更穩固的權利。英國把這份安排放在移民管理之內,港人則會從殖民歷史與國籍聯繫理解它。兩種邏輯之間的落差,正是今日爭議的根源。你認為英國對BN(O)持有人的歷史責任,應止於提供一條有條件的移民通道,還是應給予更穩固的定居保障?

同樣是英國護照,為何港人曾經有國籍卻無居英權?從殖民地公民到BN(O)的制度變遷 閱讀全文 »

The Gas Standing Charge Is Going: Who Pays Less, and Who Pays More?

取消燃氣固定收費:邊個慳錢,邊個要俾多?

英國政府宣布取消燃氣固定收費。帳單上少了一行,聽來像減價,但真正影響荷包的,是全年總數。現時直接付款用戶的燃氣固定收費,平均每年約£108。政府準備把這筆成本搬進每度單價,讓家庭按用量分擔。用氣少的人有機會慳錢,住舊屋、冬天長時間開暖氣的家庭,卻可能要付更多。同樣取消一項收費,兩個家庭可以得到相反結果。關鍵在於:原本每戶支付的成本,改由誰來承擔?

政策於2026年10月28日由首相府、財政部及能源安全與淨零部公布,寫入預算案,交由Ofgem落實。範圍涵蓋英格蘭、蘇格蘭及威爾斯的住宅燃氣帳單,目標於2027年底落實,或其後盡快推行。電力固定收費暫時保留,改革詳情於2027年公布。現有固定價格合約如何轉換、預付錶如何處理,以及過渡安排,仍待交代。政府亦承諾為部分難以減少用氣的弱勢家庭提供針對性支援,資格及金額有待公布。

固定收費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供應商服務一個帳戶,本身就有持續開支。燃氣錶要管理,帳單要處理,客戶服務也要有人維持。即使住戶整個夏天很少用氣,這些工作仍然存在。整個系統還要支付管網維修、安全檢查及歷史投資成本,其中燃氣網絡和燃氣部分的供應商倒閉承接成本,Ofgem過往文件指出,已透過用量收費回收。今次改革把其餘固定收費搬進單價,供應商再按售出的每度天然氣,逐步收回這些開支。

按戶收費,有一個清楚的理由:只要帳戶仍然接駁,系統就要隨時準備供氣,每戶都應為這項服務支付基本費用。按用量收費,也有另一套公平觀:用得多便多分擔,節省能源的人應直接得到回報。前一種安排令收入較穩定,卻讓低用量家庭承擔較重的基本負擔;後一種安排把負擔轉向高用量家庭,亦提高節能的回報。爭議就在這裏:維持服務的共同成本,應按接駁戶數分,還是按每戶用了多少天然氣分?

問題是,家庭用量還反映人口、房屋和健康需要。一名單身人士住保溫良好的單位,與一家四口住舊式排屋,即使同樣節省,全年用量也可以相差很遠。有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的家庭,可能需要更長時間保暖;租戶面對漏風的門窗和不足的隔熱,改善空間往往掌握在業主手上。改革會讓部分低用量家庭受惠,同時增加部分高用量家庭的負擔。政府承諾的針對性支援,能否照顧這些實際需要,將直接影響改革的公平程度。

可以用3個假設家庭,看清這筆錢如何重新分配。採用2026年10月至12月Ofgem直接付款平均價格:每度7.97p,固定收費每日29.68p。全年固定費為£108.332,攤入Ofgem典型家庭每年9,500度用量,每度便增加約1.14p,單價升至約9.11p。這個模型以典型家庭帳單不變為基準,實際加幅仍待公布。以下按全年365日及未四捨五入的加幅計算。

一名單身人士住一房單位,假設每年使用6,000度天然氣,採用Ofgem自2026年7月起的低用量參考值。原本每度7.97p,用量費是£478.20,加上全年固定收費,合共£586.53。把固定費攤入單價後,全年變成£546.62,節省£39.91。這個家庭少付約£108固定費,同時透過用量多付約£68,最後仍節省£40。由於用量低於典型家庭,它透過單價分擔的成本,亦少於原本每戶收取的金額。

另一個家庭有4人,住舊式排屋,假設每年使用17,000度天然氣。原本全年用量費為£1,354.90,加上固定收費,合共£1,463.23。按同一模型,改制後全年便要£1,548.76,多付£85.53。這一家同樣省下約£108固定費,但每度增加約1.14p,乘以17,000度,用量費便增加約£194。帳單上消失的固定費,由更高的單價收回,而且收得更多。對這類家庭,改善保溫及暖氣控制會更有價值,因為每度耗用的代價提高了。

第3個家庭已改用熱泵,全年燃氣用量為零,卻仍保留燃氣錶和收取固定費的帳戶。原本即使一度氣也不用,每年仍要付約£108;按零固定收費的安排,這項持續支出便降至零。若家庭早已完成斷氣並終止帳戶,燃氣持續開支本來已是零,改制前後便相同。仍用燃氣煮食的熱泵家庭,則按餘下用量付款。這反映改革另一個效果:家庭可以把大部分供暖轉用電力,同時以較低的持續成本保留少量燃氣用途。

這個模型的收支分界,是每年9,500度,也就是9,500千瓦時。計法是全年固定收費,除以每度增加的金額。因為我們把固定費攤入9,500度,這個用量的家庭全年開支便維持£865.48;低於它便少付,高於它便多付。實際分界要按公布的新單價重算。更長遠看,熱泵越普及,燃氣用戶和銷量便可能越少,維持安全的成本卻未必同步下降。若要向較少的用量收回相近收入,每度分攤的成本就會上升,令留下的用戶承受壓力。

政府已着手研究這個轉型難題。能源安全與淨零部於2026年10月22日徵集證據,探討燃氣網絡歷史投資及斷氣成本如何回收,具體方案仍在研究。管網過去投入的資金,要在多年帳單中逐步收回;用戶離開的速度,卻可能快過成本下降的速度。若有能力換設備的家庭先離開,租戶和無力改裝的家庭留下,負擔便可能向選擇較少的人集中。按用量分攤可以改變眼前的帳單,整個轉型是否公平,還要看這筆長期成本如何安排。

對住舊屋、用天然氣熱水爐的移英港人,最實際的準備,是查清過去12個月用了多少度天然氣。每月直接付款只是付款安排,全年度數才是比較方案的基礎。把用量乘以單價,再加固定收費及可能的退出費,才能比較全年開支。改善隔熱、設定合適的暖氣時間和溫度,也有助減少耗用,同時維持健康所需的保暖。改革讓節省用氣更有回報,也把更多共同成本交給高用量家庭。你認為維持燃氣服務的開支,應每戶平均分擔,還是用得越多付得越多?歡迎留言講講原因。

取消燃氣固定收費:邊個慳錢,邊個要俾多? 閱讀全文 »

Five years of BN(O): Who moved to Britain, who will return, and who will live between both?

BN(O)移英5年,多少港人真正搬來?幾多人打算回流?「半回流」會否成風?

移民英國5年,多少香港人真正搬了過來,又有多少人準備回港?拿着簽證的人、曾經抵英的人,以及實際長住的人,答案可以相差很遠。到了入籍階段,問題更複雜:有人可能回港工作,子女繼續留英;有人兩地輪流居住,保留兩邊的家庭生活。把他們全部歸入留下或離開,未必能反映現實。討論這波移民的去向,必須承認一個家庭可以有多個生活重心,而個人的選擇,更可能隨年齡、工作和父母的需要而改變。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長期移民估算,2021至2025年,BN(O)途徑累計錄得約16.3萬移入及約4,000移出。長期移民採用至少12個月的居住概念,較貼近一般人心中移民的定義。數據顯示,這段期間長期移出仍遠少於移入。不過,最新估算仍可能修訂;離英者也可能前往第三國,不能全部當成回流香港。

內政部截至2026年6月底,累計批出約18.8萬宗境外BN(O)簽證。有人辦妥簽證,最後沒有搬來;有人先來探路,再決定離開。俗稱太空人的兩地家庭,以及往返探望子女的長者,也可能出現在入境紀錄中。這些生活安排本身沒有對錯,統計上卻必須分清。獲批只是取得選擇,入境只是一次行動,長期居住才較接近我們想知道的移居規模。

至於回流,目前有約2萬人將回港的說法。據報道,2026年1月有團體訪問1,725名50歲或以上的在英BN(O)港人,在永居條件收緊的假設下,12.8%表示會回港。部分報道把這個比例乘以全體約17萬名抵英者,便得出約2.1萬人。問題是,年長人士的收入、退休和照顧需要,不能代表所有年齡層;對假設政策的回答,也不能直接當成必定發生的行動。

較有系統的證據,來自倫敦大學學院、倫敦國王學院及牛津大學合作的BN(O)追蹤研究,由內政部抽樣發出邀請,2025年第二輪有1,138人回答。研究顯示,大多數預期長期留英,約80%滿意整體生活。這與回流故事並不矛盾:有人不適應而離開,也有人收入減少仍願意留下。這個調查能幫助理解受訪者的去向,卻不能單靠仍有回應者的回答,還原所有已經離開者的經歷。

回流主因是魚與熊掌不能兼得。假設一名中年專業人士,在香港仍有工作網絡,來英後卻難以找到相稱職位,回港可能改善收入;但孩子已適應英國學校,配偶亦建立了生活圈,全家搬走的代價又很高。相反,有人重視較寬敞的居住環境、生活節奏和個人自由,即使收入下降,仍覺得值得。若只比較工資或物價便斷言哪裏一定較好,便忽略了每個家庭都有不同的需要。

2026年不少移英港人獲得永居,這批人很多將於2027年獲公民身份。若通過註冊成為英國公民,日後是否在英國長住便少了限制,往返安排可以更靈活。不過,公民身份、稅務居民及公共服務資格,是不同制度;能自由回英居住,不等於長住海外時仍享有一切以實際居住為條件的待遇。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用「半回流」描述一種可能增加的生活方式:取得公民身份後,把部分工作、照顧責任或退休生活移回香港,同時保留英國的家庭及生活聯繫,經常往返兩地。例如父親回港工作,配偶和孩子留英;退休夫婦部分時間陪伴英國的子孫,其餘時間照顧香港的家人。他們與英國仍有聯繫,生活重心卻不再集中一地。

半回流是否成風,關鍵在於兩地生活的成本和條件。香港若有住所、親友和工作機會,回去一段時間便比較容易;英國若有子女、物業和穩定社交圈,也會形成返回的理由。然而,長途機票、兩邊住屋、分隔家庭及照顧責任,都可能令人放棄這種安排。收入較高、已退休或工作時間靈活的人,選擇空間或較大。由此可以推論,入籍可能增加部分人的流動性,卻不能推論所有人都會開始兩地走。身份打開了門,是否走過去,仍取決於家庭負擔和需要。

這亦解釋了回流為何難以計算。假設有人回港工作2年,再返回英國陪伴家人,日常語言可以稱為半回流,但按長期移民口徑,期間仍可能出現一次移出和一次移入。相反,每年回港幾次探親,未必構成移居。家庭和個人的計算也不同:一人離英,不能代表全家離英;保留英國住所,亦不能證明本人仍主要在英國生活。若不先說清楚計算的是人、家庭、居住時間,還是永久離開的意願,同一批人便可以被寫成截然不同的回流故事,數字精確,意思卻很模糊。

要判斷未來趨勢,最有用的是持續追蹤同一批人的居住地、實際離境時間、家庭分布,以及入籍前後的變化。離開英國的人,也須分清回香港還是轉往第三國。單看續簽減少尤其容易誤判,因為取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後,本來便不再需要原有簽證。新來的人減少,與舊有移民離開,也應分開觀察。現階段較穩妥的判斷,是長住意向仍然佔主流,同時存在回流和跨地生活的空間。至於各有多少人,應由往後的行為資料回答,而非挑選幾個個案來代替整體。

這波移民的下一階段,可能不再只是搬來多少人,而是留下怎樣的家庭和生活聯繫。英國若能讓港人的技能得到發揮,提供可預期的制度和值得建立的生活,長住便有實際吸引力;香港的工作、親情和熟悉環境,則可能繼續把部分人拉回去。半回流值得觀察,因為取得穩定身份,可以令人更安心留下,也可以令人更有條件暫時離開。會否普及,仍待驗證。如果毋須再為維持身份計算居住日數,你會選擇長住英國、回流香港,還是兩地生活?歡迎留言分享。

BN(O)移英5年,多少港人真正搬來?幾多人打算回流?「半回流」會否成風? 閱讀全文 »

返回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