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風電在英國被批評多年，有人指它浪費補貼、效率低下。倫敦大學學院（UCL）的最新研究卻指出，事實剛好相反：2010 至 2023 年間，風力發電為英國消費者帶來約 1,043 億英鎊的淨收益。

研究團隊採用了「長期優先效應」模型（Long-Term Merit Order Effect），模擬如果過去十五年英國沒有發展風電，而是繼續興建燃氣發電廠，情況會如何。結果顯示，單是興建這些新燃氣機組及其運行所需燃料，便會推高整體電力成本。風電的存在，不僅取代了昂貴的燃氣電力，也避免了更龐大的投資與燃料支出。

整體來看，風電在十三年間令電價下降約 142 億英鎊，這是英國國內直接受惠的部分。研究同時指出，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歐洲風能的快速發展壓低了整個區域的天然氣需求與氣價。英國作為歐洲氣體市場的一部分，亦從中獲得間接好處，節省約 1,333 億英鎊。若沒有這些風能投入，歐洲每日的燃氣需求將增加超過 270 百萬立方米，相當於 2022 年俄羅斯停供缺口的規模，氣價自然更高。

研究亦揭示利益分配的反常：風電的補貼由用電者負擔，但由於燃氣價格間接受抑制，真正得益最多的反而是使用燃氣取暖的家庭與工業。整體而言，天然氣用戶獲得了全部收益的八成以上，而電力用戶只佔不足兩成。這說明現行「綠色徵費」制度不公：出錢的人少得益，未出錢的人反而受惠。

至於坊間常提的「棄風浪費」，數字顯示問題遠沒有想像中嚴重。根據國家電網與 OFGEM 資料，2010 至 2023 年間英國為風電限電所支付的補償累計約 40 至 50 億英鎊，只佔風電整體經濟效益的約 4% 至 5%。這是一筆應努力降低、但並不影響整體得益的成本。隨着電網升級與儲能投資增加，風電輸送與調度能力將持續提升，「棄風」問題可望逐步緩解。

UCL 的研究提醒我們：風電是一項長遠的公共投資，不僅帶來清潔能源，也為整個區域降低能源成本。真正昂貴的選擇，不是風，而是錯過風。

#英國 #風電 #能源政策 #可再生能源 #Column

英國有近百萬名青年，既不在學校，也無工可做。官方稱之為 NEET——不升學、不就業、不接受訓練。根據 Resolution Foundation 的報告，現時 16 至 24 歲的 NEET 人數約 94 萬，比兩年前多出 20 萬。這不是短暫現象，而是一個制度徵兆。

政府解釋說，許多人因健康或殘障而無法工作。這說法不假，但掩蓋了更深的問題。疫情之後，精神健康問題確實增加，但比例不足以支撐如此龐大的失業群體。社交媒體更催生出一個新現象——「sickfluencers」。這些人在 TikTok 等平台分享自己的病痛經歷，吸引共鳴與追隨，有些甚至教授如何以特定關鍵字和描述，提升申請殘障福利（如 PIP）成功率。《The Guardian》形容這是一種「以病為身分」的文化，讓退出社會變得可被認同。

福利制度則使這股趨勢更加牢固。英國的 Universal Credit（UC）原為安全網，如今卻成為誘因。青年即使不工作，也能靠 UC 與住房津貼過活；若重返職場，每多賺 £1，便失去 55 便士福利。再加上所得稅 20% 與國民保險 (NI) 約 8%，實際邊際減收率高達七八成。在這種結構下，工作雖仍帶來收益，但與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相比，回報微薄。對不少人而言，努力未能改善生活，甚至可能令實際可支配收入更緊。

更大的問題是「邊緣福利」。只要維持 UC 身份，就可享受一系列額外優惠，例如 Jobcentre Plus Travel Discount Card，可在全國鐵路與部分巴士線享有 50% 交通折扣。失去 UC 身份，這些支援即時中止。對低薪者而言，光是通勤與租金開支，足以抵銷新增收入。退出安全網的代價太高，以致許多人寧願停留其中。

政府試圖以懲罰式政策解決問題。所謂「青年保證計劃」（Youth Guarantee）要求 18 至 21 歲失業者必須求職或接受培訓，否則削減福利。但這制度早被形式主義掏空。只要登記、提交履歷、敷衍面試，便算「積極求職」。官僚無法驗證誠意，青年亦無需真心改變。

福利過厚、工作過薄、監察疲弱，三者交錯，造就了一個世代現象——躺平是理性選擇。這不是懶惰，而是算盤。當制度令努力不值、脫貧不易，社會的上升通道便會慢慢生鏽。教育失去力量，勤奮失去意義。

要扭轉現狀，不能靠削減與恐嚇。問題在結構，不在人。當前 UC 基礎額過高，迫使政府設定過陡的遞減率。若調低基礎金額，便可同時放緩扣減，使工作回報更明顯。另一方向，是引入低水平的全民基本收入（UBI），以簡化制度、減少漏洞，確保安全網仍在，但不致困人。

青年不是無志，而是被制度困住。要他們重新出發，必須讓勞動重拾尊嚴，讓付出真正能改變生活。

英國的城市愈來愈難走。塞車已成日常，不論是倫敦、曼徹斯特還是布里斯托，每逢早晚高峰，公路就像一條巨大的停車場。最擁擠的路段，例如 M25、M5 和 M6，幾乎天天慢行。擁堵不只是浪費時間，更是一種隱形稅收——貨車遲到、巴士誤點、工時流失、污染積聚，全都由經濟與健康買單。若什麼都不做，未來只有兩條路：不是繼續忍受更嚴重的塞車，就是花更多公帑去擴建公路。前者拖慢國力，後者意味更高債務與更多排放。問題的根源，在於我們讓開車太便宜，而公共交通太貴。

要改變這個失衡的結構，英國需要重新定義出行的價格。若政府同時推行兩項措施——開車每英里收取 4 便士的里程費，並將公共交通票價減半——整個交通秩序將重新平衡。以全國每年約 2520 億英里的私家車行駛量計算，即使扣除 5% 的需求收縮，仍可帶來約 96 億英鎊收入。公共交通票價收入約 200 億英鎊，減半後雖需政府補貼 100 億，但乘客增加約兩成，實際收入可回升至 120 億，最終僅需 80 億補貼。這意味政策不但可自給自足，還可留下約 16 億盈餘，用於增購火車車廂、增加巴士班次及改善基建。

英國的公路網是一項龐大的公共資產。單是戰略道路網（SRN），重置成本已達 310 億英鎊，每年維護開支約 85 億，相當於每行駛一英里約兩至三便士。若計入地方道路、橋樑、折舊及資本利息，實際成本更高。如今的駕駛者，多由納稅人支付這筆開支。4p 的里程費，正是讓用路者為使用公共資產付出合理代價，同時為公共交通改革提供穩定財源。

根據英國運輸部（DfT）《TAG A5.4：外部成本估算指南》及歐盟委託研究《Handbook on the External Costs of Transport》（CE Delft, 2019）的數據推算，私家車每行駛一英里，平均為社會帶來約 10 至 15 便士的外部成本；其中一半來自公路維修、折舊與資本開支，其餘則源於擁堵、空氣污染、交通意外、氣候變化與噪音。這些代價從未反映在油價或路費中，多數最終由納稅人承擔。4p 的里程費只是其中一部分，但能讓開車的成本更接近現實。

模型估算顯示，實施後全國汽車行駛量可下降約 4%，每年減排約 400 萬噸二氧化碳，城市氮氧化物濃度下降 2 至 3%，懸浮微粒減少 1 至 2%。同時，高峰期交通延誤可減少 5 至 10%，按 2019 年全國擁堵成本約 69 億英鎊計算，相當於每年帶來 5 至 8 億英鎊的減擁堵效益。空氣更清潔，時間損失更少，社會整體效率隨之提升。

每英里 4 便士並非懲罰，而是一種秩序。若一輛車坐滿四五人，每人分攤後仍然划算；但若只是司機獨坐，稅負相對倍增，搭車便更有吸引力。這樣的價格訊號可減少無謂出行，並促使更多人改用鐵路或巴士。當街道不再被私車佔滿，公共交通亦能更準時，經濟與生活品質同步改善。

這場改革的關鍵，在於讓開車與搭車的成本各歸其位。里程費反映道路成本，燃油稅反映污染成本，票價減半則讓公共交通回歸可負擔水平。三者合一，才能令交通系統重新平衡。隨着制度成熟，里程費可逐漸提高以抵銷持續下降的燃油稅收入。其目的並非迫人棄車，而是讓每一英里的代價回歸現實，令英國交通走向更理性、更可持續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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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右翼政壇近年聲勢漸起，改革黨（Reform UK）自詡為民意代言人，以「反建制、反菁英」為號召。然而，隨着前歐洲議會議員、改革黨威爾斯領袖 Nathan Gill 承認收受俄羅斯代理人賄賂，這股「新右力量」的光環，瞬間轉為陰影。這不是單一醜聞，而是一面鏡子——照出法拉奇（Nigel Farage）與其政黨一貫的道德真空。

Gill 與法拉奇的關係非淺。兩人在布魯塞爾共事多年，Gill 被形容為「法拉奇的左右手」。如今，他被揭發按克里姆林宮指令發表親俄言論，批評烏克蘭政府壓制媒體，替俄羅斯洗白侵略形象。所收金額雖不巨，但其性質昭然若揭：這是情報滲透的政治交易，是以言論換鈔票的國際賄賂。改革黨的「愛國」口號，在此顯得格外諷刺。

面對醜聞，法拉奇選擇切割，聲稱「震驚」、「毫不知情」。但若他的親信能多年替俄羅斯傳聲，他的無知要麼是謊言，要麼是失職。更何況，法拉奇本人對俄羅斯的態度早已引人側目。2014 年，他稱普京是「他最敬佩的政治領袖」；2024 年，他又指「西方挑釁導致普京入侵烏克蘭」，試圖為戰爭尋找藉口。即使事後改口，稱普京是「壞人」，也難掩多年來對威權的傾慕。

法拉奇以「反菁英、反歐盟」起家，卻在實質上迎合了另一種更危險的權力崇拜。改革黨表面反對權威，骨子裡卻嚮往強人政治。他們高呼「主權」、「自由」，但所理解的自由，只是免於約束的恣意；所謂主權，則是讓國家向內收縮、向外退縮。這樣的政治，不是對抗體制的勇氣，而是向威權獻媚的軟弱。

俄羅斯滲透歐洲政界早非新事。它善於利用邊緣政客的不滿與貪婪，收買口舌，播下疑慮。改革黨正是最理想的土壤：既懷疑西方，又敵視主流，既貧乏資源，又渴望關注。Gill 的墮落，不是偶然，而是這種政治生態的必然結果。

法拉奇與改革黨的核心，並非改革，而是崇拜權力、輕蔑民主的一群人。他們以民粹為旗，卻與獨裁為伍；口口聲聲「愛國」，實則踐踏了英國民主的根本。選民若仍被其口號迷惑，最終失去的將不是政黨的清白，而是整個國家的判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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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說要打造科研強國，卻在門口設下重重關卡。皇家學會最新研究指出，一名外國科學家若要來英國工作，簽證與醫療附加費共 £5,941，比其他主要科研國高出二十倍。這只是單人費用。若帶同家屬，總支出可逾 £17,000，相當於半年收入。對博士後研究員而言，這不是門票，而是禁令。

「全球人才簽證」原為吸納精英而設，現卻成為英國科研的絆腳石。簽證五年期，加上每年 £1,035 的醫療附加費，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昂貴的科研目的地之一。其他十四個科研國家的平均費用僅 £275。自 2019 年以來，英國相關費用上升一倍有餘，即使扣除通脹，仍貴近八成。

博士後研究員在英國的年薪多在 £37,000 至 £45,000 之間，稅後每月約 £2,600。單人簽證費用等於兩個月淨薪；若攜妻帶子，足抵半年生活開支。這是對理想的懲罰。許多年輕學者剛完成博士學位，尚未積蓄，卻要先為簽證掏盡積蓄。政府說要吸引全球人才，卻在入境之前先把他們嚇退。

醫療附加費名為「公平貢獻」，實則「雙重徵稅」。外來科研人繳薪俸稅與國民保險，早已為 NHS 供款，仍要再付五年醫療費。這不是公平，而是盤剝。政府把移民當成收入來源，而非科研夥伴。如此思維，既短視又失格。

皇家學會會長史密夫說得直白：「英國的科研聲譽再好，也抵不住行政與成本的阻力。」全球正爭奪 AI 與生命科學人才，英國卻設最貴的門檻。結果是優才改投他國，科研實力日漸流失。人才不缺，缺的是理智的政策。

諷刺的是，政府今年才撥出五千四百萬英鎊，招攬「世界級」科學家，替他們支付研究與搬遷費。若真重才，何苦先築高牆，再花錢拆？這種左右互搏，正是英國官僚政治的寫照：口號開放，行動封閉。別國放寬簽證，英國卻在價格上逆行。

高等教育是英國少數仍具優勢的產業。牛津、劍橋、帝國理工、倫敦大學的研究實力，皆仰賴海外學者與博士後研究員的貢獻。這本是英國的軟實力，如今卻被移民制度削弱。當研究團隊因簽證成本而縮水，學術優勢終將化為回憶。

簽證問題並非孤例。學生簽證費用 £2,852，是澳洲的四倍、瑞士的三倍；技術工作簽證最高達 £12,451，比美國 H-1B 貴八成。英國過去以制度透明、環境友善見稱，如今成了「成本陷阱」。這不是改革的錯，而是政客的短視。

今日英國，把移民當敵人，把人才問題當成政治表演。為討好民粹，犧牲未來。既要科研強國，又怕外來之人；既談全球英國，又築孤島之牆。結果是兩頭落空，既留不住人，也留不住志。這不是國策，是自廢長城。

真正的強國，不靠口號，而靠制度與文化。當年牛頓、達爾文、霍金的成就，來自思想自由與制度開放。如今，科學家若要在簽證表格與付款系統間奔波，那股自由探索的精神已被官僚埋葬。當一個國家要博士後研究員付出兩個月薪水，只為踏進門檻，那門，早已關上。

英國《租客權利法》（Renters’ Rights Act）已於 2025 年 10 月 27 日獲御准，將於 2026 年起分階段實施。這是自 1988 年《住房法》以來最重大的租屋改革，標榜要保障租客權益、建立「公平市場」。但從條文內容看，整套制度明顯向租客傾斜，令房東的經營環境變得艱難而不確定。

新法的核心是取消固定期租約，所有租約改為無限期，租客可隨時通知搬離，而房東卻無法預測租期長短。舊有的「無因驅逐」亦被廢除，房東要收回物業，必須提供合理理由並上庭申請，即使因出售單位，也需證明有真實銷售意圖並提前四個月通知。租金方面，房東須在放租時公開租金，租客可在頭六個月內免費向審裁處挑戰是否高於市場價，往後加租亦必須依法進行。由於申訴無成本、無風險，許多租客可能濫用制度，以拖延加租或試探降租，導致案件積壓，房東現金流受壓。

法例還要求房東不得歧視領取福利津貼的租客，不得一概拒絕飼養寵物，不得強制預付多月租金，並必須登記於全國房東資料庫及加入房產糾紛調解機構。地方政府的罰則上限亦提高至兩年租金，違例者可能被禁止出租。這些新規定令租客保障更全面，但同時令房東承擔更高責任與法律風險。對只擁有一兩個單位的業餘房東而言，這樣的環境幾乎難以維持。

當房東退出市場，供應減少而需求不變，租金自然上升。政府原意是保護租客，但結果可能適得其反：租盤變少、租金更貴、競爭更激烈。這是典型的「好意錯用」——試圖糾正市場失衡，卻製造新的扭曲。

對投資者而言，個人持有已不合時宜。未來趨勢或是機構化經營，房東把單位租予公司或社會機構，由對方再轉租予住戶，以分散法律與維修風險。英國的租屋市場正在從分散化走向集中化，小房東的時代正在結束。

《租客權利法》名為改革，實為權力再分配。當政策過度傾向一方，市場會以價格作出反應。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房東太強，而是房源太少。若政府不從供應入手，再多保障條文也只是政治姿態，既無助租客安居，也難令市場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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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曾是王國。它的國王、議會與法律，皆與英格蘭分立。1603 年，詹姆士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兩國共君不共國。到了 1707 年，《聯合法案》簽訂，兩國議會正式合併，成為「大不列顛王國」。三百年過去，名字改變，關係卻始終微妙。

2014 年，蘇格蘭舉行獨立公投。結果是 55% 反對，45% 支持。當時的留英派說，留在英國，就能留在歐盟。這句話，兩年後被現實擊碎。2016 年脫歐公投，全英選擇離開歐盟，唯獨蘇格蘭大多數人投票留歐。那一刻，許多人覺得被欺騙。原以為「留英」是穩定，結果變成「雙重退出」——既離歐盟，又困英國。

這一情感，轉為政治力量。蘇格蘭民族黨乘勢而起，要求再辦公投。倫敦政府拒絕。英國最高法院裁定，蘇格蘭議會無權單方面舉行獨立公投。法律如此，權力如此。制度既無出口，民意再高，也難轉化為行動。

獨立的代價，不止政治。財政是最大挑戰。今日蘇格蘭的公共開支，部分依賴英國的轉移支付。若獨立，這筆錢不再。稅收與開支要重新平衡，赤字誰來補？反對者說，蘇格蘭沒有自己的貨幣，銀行體系要重建，風險極高。

支持者則說，蘇格蘭有北海油氣，有風電資源。若資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財政未必吃緊。風電產量佔英國近半，是天然的經濟支點。問題在於，油價浮動不定，風能投資漫長。資源可貴，但不能養國。真正的難題，在於制度能否穩定，市場能否信任。

獨立後的歐盟前景，也非坦途。即使蘇格蘭想回歐盟，也不能立刻入會。歐盟對新成員有嚴格程序，需全體會員國同意。即使歐洲友好，也得經年累月談判。那段時間，蘇格蘭既非英國、亦非歐盟，貿易、關稅、邊界皆陷灰區。理論上的自由，可能換來現實的孤立。

若蘇格蘭重入歐盟，邊界問題更複雜。英蘇之間或須重設海關，貨物流轉受限。這不是政治姿態，而是經濟現實。從農產品到能源輸送，每一道關卡都要重新設計。對普通人而言，這不過是多幾層麻煩；對企業而言，卻是生死差別。

政治上，民意雖波動，仍無定論。2025 年多項民調顯示，支持與反對各半。年輕人多傾向獨立，長者多希望維持現狀。看似勢均力敵，實則疲於拉鋸。社會被撕成兩半，一半看前路，一半懷舊夢。誰也說服不了誰。

這場拉鋸，反映的其實是英國自身的困境。倫敦長期以中央之姿統治四國，權力下放有限，制度老化。脫歐之後，英國本身的凝聚力已受動搖。蘇格蘭獨立，不只是地方議題，而是整個聯合王國的體質病。它暴露出制度過時、地方被忽視的結構性問題。

三百年前，蘇格蘭為了安全與繁榮加入英國；三百年後，為了主權與認同，它想抽身而退。歷史像一條迴環的路，走到盡頭，又回起點。但這一次，路更陡，霧更濃。獨立不只是離開，更是重建。要重新定義貨幣、稅收、國界與身份。每一件事，都需要時間與談判。

蘇格蘭人追求的，是自主，是尊嚴。這種追求可敬，但要成事，光有熱情不夠。要有制度、理性與準備。歷史的歸屬感不能當飯吃，民族的榮耀也不能當預算。國家，不是憑夢想建立，而是憑現實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