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動態

十年前的今天，英國人走進票站，在一張只有兩個選項的選票上，決定一個國家的去向。競選期間，一輛紅色巴士在公路上奔馳，車身寫著每週向歐盟繳付3.5億英鎊，不如拿來救國民保健署（NHS）。這句話後來被英國國家統計局（UK Statistics Authority）公開指為誤導，因為那是未扣回贈與回流款項的毛數，真正的淨額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可是巴士照樣上路，謊言照樣傳開，到2018年，仍有四成聽過這句口號的人，相信它是真的。

問題不只在於那個數字，更在於那張選票本身。選民被問的只有一句話，留下，還是離開。答案只有兩個字，可是離開這兩個字裡，裝著互相矛盾的好幾種未來。有人想要泰晤士河畔的新加坡（Singapore on Thames），一個低稅、少監管的離岸金融島；有人想要全球英國（Global Britain），滿世界去簽自由貿易協定；有人甘心像挪威那樣，留在單一市場（Single Market）；也有人索性甚麼都不簽，走向無協議的自我封鎖，有人譏之為北韓模式。這些方向南轅北轍，不可能同時成真，卻被一道是非題壓成同一個答案。

投票之前，脫歐派的口吻是安撫的。保守黨歐洲議員夏南（Daniel Hannan）說，沒有人在威脅我們在單一市場的地位；法拉奇（Nigel Farage）則大讚挪威活得既富裕又自主。投票之後，口風立刻轉硬。法拉奇改口，留在單一市場就是背叛了那1740萬投票的人。同一批人，同一張嘴，公投前後講的是兩套話。模糊的承諾一旦兌現，總是兌現成最極端的那一種。

代價是實在的。預算責任辦公室（OBR）估算，相對於留歐，脫歐令英國長遠生產力下跌4%；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2025年的研究走得更遠，認為到2025年，英國人均GDP已比留在歐盟低了6%至8%。當初承諾的全球貿易盛宴，換來的卻是寥寥可數的新協定，而且連親手談判的部長都不收貨。前環境大臣尤斯蒂斯（George Eustice）在國會直言，與澳洲的協定不是一份好協定，英國付出太多，換回太少。

賬單沒有停在國家的總帳上，它一路滲進尋常人的日子。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發現，單是脫歐帶來的邊境檢查與衛生規定，由2019年底到2023年初，已替英國家庭的食品開支多添近70億英鎊，平均每戶250英鎊，那段時間三分之一的食品通脹，源頭就在這裡。想去歐洲大陸走一趟，英國護照如今要排非歐盟那條長龍，在神根區（Schengen）每180天最多只能逗留90天，旺季的關口動輒等上幾個鐘。連帶一隻貓一條狗也成了麻煩，過去還能靠一本歐盟寵物護照通行，這條罅隙在2026年4月封死，如今每去一次歐洲，都得重辦一張動物衛生證明（Animal Health Certificate），看一次獸醫，花上百英鎊，只夠用一程。這些賬，沒有人在選票上單獨投過，卻要一筆一筆去還。

最辛辣的一筆，落在最窮的地方。歐盟的結構基金（Structural Funds）多年來專門撥給發展落後的地區，威爾斯西部、康沃爾（Cornwall）、英格蘭東北，這些礦場關了、工廠走了的舊工業帶，正是靠這筆錢修路、辦學、扶持小生意。偏偏這些地方，當年脫歐投得最起勁。脫歐派許下承諾，會用共享繁榮基金（UK Shared Prosperity Fund）原數補上，一個便士也不會少。結果，威爾斯政府算過，2021至2025年間本應到手的約14億英鎊區域發展資金，最後短收超過10億；康沃爾、約克郡、英格蘭東北，都排在損失最重的前列。餵養這些被遺忘之地的那隻手，正是他們投票要砍掉的，而西敏寺並沒有把差額補回來。

要把這個最強硬的版本硬推下去，執政黨先得清理自己。2019年，21名反對無協議脫歐的保守黨議員被褫奪黨籍，當中不乏資深老臣。兩場提前大選，三任首相，全部圍著一個從未被講清楚的問題打轉。

十年過去，民意已經調頭。2026年6月，57%的英國人認為當初離開是錯的，只有30%仍說正確；若今天重投一次，願意重返歐盟的有55%，想留在門外的已跌到只剩31%，而2016年，可是52%投下了脫歐。這個轉向，一半靠後悔，一半靠時間，年輕一代壓倒性地反對脫歐，當年的主力卻是年長一代，而選民名冊年年更替。每當有人提起重新靠近歐盟，當年那批人就立刻把任何修補關係的舉動，斥為背叛脫歐，斥為向布魯塞爾投降。可是他們口中的人民意志，其實只是2016年那一天的人民意志。那一代選民，早已不是今天這一代，當中不少人甚至已不在人世。

公投至今，英國換了7屆政府。我們每隔幾年就理直氣壯地投一次票，決定由誰來治理這個國家，換首相，換執政黨，沒有人會說那是背叛。可是輪到那個早已證明並不划算、民意也已掉頭的決定，卻有人告訴我們，它一投定終身，永不容翻案。同樣是民主，為甚麼選政府可以年年重來，脫歐就必須萬世不易。尊重結果固然重要，民主不能一輸就嚷著重投，投到贏為止；可是民主也從來不是把某一天的一張選票，供奉成不容質疑的聖旨。一個會老去、會更替的民族，沒有義務永遠服從一個早已散去的多數。

那道公投題目，從一開始就沒寫好。它沒有指明目的地，沒有設下確認的關卡，於是誰把人民的意志喊得最響，誰就接管了結果。脫歐派會說，換來的是主權，是自己作主的權利，這對許多投票的人確實有份量。可是失去補貼的窮鄉，多付鈔票的住戶，排在關口的旅客，扛起了大部分代價，那麼，能自己作主的，究竟是哪一些人。留下還是離開，從來不是最難的問題。十年過後最該問的，是這一切到底為誰而做。

英國的長者上了巴士，把卡往讀卡器一按，不付一分錢就坐到目的地。但巴士公司並非做善事，那一程車資，總得有人補上。順着這筆錢往回追，會牽出一條由公帑通往私營企業的暗線，也牽出一個英國一直迴避的問題：既然錢主要來自政府，巴士為甚麼還要交給私人來做？

先看錢怎麼走。在英格蘭，長者按卡乘車時，巴士公司收不到車資，補錢的是地方議會。中央政府不另設專款直接付給營辦商，而是把這筆經費併入地方政府的一般撥款，由議會自行調配，再由議會轉付巴士公司。議會付款依循一條原則，要讓營辦商「不賺不蝕」，即補償他們本來會收到的車資，扣除那些「因為免費才產生」的額外行程，再加上多載乘客所衍生的額外成本。

聽起來公允，做起來卻棘手。最難拿捏的，正是哪些行程屬於「因為免費才產生」。這個數字無法直接量度，只能根據票價與需求的關係去估算：假如要收費，會有多少人乾脆不坐。議會手緊，傾向把這個比例算高，藉以少付一點；營辦商則希望算低，好多收一點。雙方各持數據與假設，爭執難免。為此，制度設有正式申訴機制，營辦商若嫌補償偏低，可向運輸大臣上訴，由一名獨立裁決人按統一指引裁定，必要時再循司法覆核。多年來，這類爭訟累積過二百宗。下議院運輸委員會更直言，那條「不賺不蝕」的標準，在現實中根本無從驗證。

往深一層看，這條補償鏈，本質是公帑流向私營企業的一條管道。指引甚至明文要求補償須包含「合理利潤」一截，於是政府不只替長者付車資，連營辦商的利潤也一併埋單。而這還只是其中一筆。把敬老優惠、燃油補貼與虧損路線的補貼加起來，英國巴士業的收入裡，將近一半來自公帑。換句話說，這個名義上的私營行業，有接近一半是靠納稅人養着的。

但這種摩擦，其實並非與生俱來。它源於 1985 年那場巴士去管制與私有化：路線與票價從此交由私人公司決定，政府只能在事後按一條算不準的公式補錢。倫敦從未走上這條路，它的巴士一直由倫敦交通局（Transport for London，簡稱 TfL）以合約方式統籌，當局指定路線、票價與車輛標準，營辦商收取固定費用承辦，車資則全數歸當局。曼徹斯特的 Bee Network 近年也走回這條路。在這種安排下，長者免費乘車只不過是當局少收一筆車資，根本不必再為「哪些行程因免費才產生」與人討價還價。摩擦消失了，因為付錢的和收錢的，本是同一隻手。

於是那個結構性的問題再也繞不開。當私營營辦商的收入將近一半來自公帑，當政府一邊支付利潤、一邊為一條驗不了的公式年年興訟，繼續維持這套「私營加補貼」的格局，究竟值不值？把巴士收回公營，讓補貼的左右手合而為一，這條邏輯並不難懂，而英國也確實正朝這個方向移動。2025 年生效的《巴士服務法》（Bus Services Act）賦予所有地方運輸當局自行專營的權力，並解除了多年來不准地方政府開辦巴士公司的禁令。利物浦、西約克郡與南約克郡等地，都已決定跟隨曼徹斯特的腳步。

也有業者主張，與其全面收回，不如走「加強版合作夥伴」（Enhanced Partnership）的路，由當局與營辦商訂立具約束力的協議，逼使他們在票務、班次與服務水準上達標，代價更低、過程更快。這條路確實能改善服務，卻繞不過本文的核心。只要巴士仍由私人各自經營、各自收取車資，當局便仍要按那條算不準的公式逐程補錢，那套關於補償的估算與爭訟，依然原封不動。它整頓得了服務的面貌，卻動不了補貼這道摩擦的根。

話說回來，把巴士收回公營也不是免費的午餐。當局一旦接手，就得自行承擔載客量起伏的風險，專營的籌備既慢又貴，曼徹斯特前後花了 5 年才走完。公與私之間，分別從來不在於有沒有補貼，而在於補貼的摩擦由誰吸收、風險由誰承擔。

所以那一張免費巴士證，遠不只是一張卡。它背後是一條由公帑通往私營營辦商的補償鏈，鏈上每一節的估算與爭訟，都源於 1985 年把公共服務交給市場的那一步。如今英國正一步步把它收回手裡。當補貼的左右手重新合攏，那些關於「哪些行程因免費才產生」的年年計算與爭辯，也許終將失去存在的理由。

憲章運動是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第一場真正由工人階級推動的全國性政治改革運動。它不是單純要求加薪，也不是一場偶然的街頭抗議，而是工業化社會第一次把經濟痛苦轉化為制度訴求。1838年的《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提出6項要求：成年男性普選、秘密投票、取消國會議員財產資格、向議員支薪、劃分較平等的選區，以及每年改選國會。當時看來，這幾乎是在要求重寫英國政治秩序；回頭看，除每年改選國會之外，其餘要求後來都成為現代民主的基本配置。

憲章運動的根源，不在一份文件，而在1832年改革法案留下的缺口。1832年改革法案重新分配部分選區，削弱腐敗選邑，擴大中產階層投票權，卻沒有把工人階級真正納入政治共同體。工廠、礦山和新興城市創造了英國的財富，但創造財富的人沒有選票，沒有議會代表，也沒有穩定的制度渠道表達不滿。這是憲章運動的核心矛盾：工業英國已經變成大眾社會，政治英國卻仍然保留財產階級的門檻。

這種矛盾在1830年代變得更尖銳。工業城市人口急增，住房擠迫，工資波動，失業頻繁，公共衛生惡劣。1834年《濟貧法修正案》又把救濟制度推向濟貧院邏輯，令窮人感到貧困不只是經濟失敗，更被制度羞辱。對許多工人來說，問題不是某一任政府不仁慈，而是沒有選票的人永遠只能承受政策結果，不能參與政策形成。憲章運動因此把生活問題政治化：若工資、救濟、住房和工作條件都由議會間接決定，沒有選票就等於沒有談判能力。

憲章運動沒有一個單一領袖，而是由多個地方網絡、報章、工人組織和政治人物共同推動。威廉・洛維特（William Lovett）代表較溫和、重視教育和合法改革的一翼，他參與草擬《人民憲章》，相信工人階級應以理性、請願和組織能力證明自己有資格進入政治。費格斯・奧康納（Feargus O’Connor）則是最具群眾動員力的全國人物，他透過《北極星報》（Northern Star）把各地不滿連接起來，使憲章運動不再只是倫敦改革者的文字方案，而成為工業英國的群眾政治。到威爾斯南部，約翰・弗羅斯特（John Frost）則把憲章運動與煤礦、鐵廠和山谷城鎮的地方憤怒連在一起。他曾任紐波特市長，本身不是社會邊緣人，正因如此，他後來參與武裝起義，更顯示制度排斥已令部分原本可被體制吸收的人走向激烈道路。

憲章派的支持基礎相當廣泛，但並不等於全國一致。它在工業城鎮、礦區和手工業工人之間有強大動員力，尤其在英格蘭北部、中部、威爾斯南部和蘇格蘭部分地區。它有報章、地方組織、群眾集會和請願網絡，也有溫和派與激進派之分。溫和派相信道德壓力、教育和合法請願；激進派則認為統治階層不會主動讓步，必須準備更強硬手段。中產階層對運動的態度較複雜，有人同情改革，有人害怕群眾政治變成革命。這種支持廣泛但階級分裂的格局，正是憲章運動既能壯大、又難以立刻成功的原因。

請願是憲章運動最重要的政治工具。1839年、1842年和1848年，憲章派3次向國會提交大型請願書。1839年的請願約有128萬個簽名，1842年約有330萬個，1848年的數字則最具爭議，憲章派聲稱接近570萬，但國會審查後認為其中大量簽名重複、虛假或不合規。無論如何，這些請願本身已經展示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能力。問題在於，維多利亞早期的英國憲政制度承認請願權，卻不承認請願能直接約束議會。民意可以被呈交，但議會仍可拒絕。這就是當時制度的安全閥：允許人民說話，但不必立即讓人民決定。

運動中最激烈的一幕是1839年的紐波特起義（Newport Rising）。1839年11月，數千名憲章派支持者從南威爾斯山谷向紐波特進發，焦點是市內的西門旅館（Westgate Inn）。他們要求釋放被捕同伴，最後與軍隊衝突，多人死亡。約翰・弗羅斯特、澤法尼亞・威廉斯（Zephaniah Williams）和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成為起義主要領袖，事後被控叛國，死刑後改為流放。這場起義令政府更容易把部分憲章派描繪成秩序威脅，也令中間派更加猶疑。今日紐波特仍保留這段記憶，西門旅館一帶、約翰・弗羅斯特廣場、紀念雕塑和地方博物館展覽，都把紐波特起義視為英國民主史的一部分。對威爾斯來說，這不是一場地方騷亂，而是工業社會被排除者向政治中心發出的警告。

維多利亞女王本人對憲章運動的角色，毋須寫成直接政策操盤者。她在憲章運動高峰期仍是年輕君主，實際政策由政府、內政大臣、地方官員和議會主導。可是，王室和統治階層對憲章運動的基本感覺相當清楚：它首先被視為公共秩序和革命風險，而不是一套可逐項討論的民主方案。1848年歐洲多國革命爆發，英國政府對憲章派集會嚴陣以待，這種焦慮更強。維多利亞的態度大致可理解為對動亂和對王室安全的警惕，而不是對工人政治權利的積極支持。這也說明英國民主化的一個冷峻事實：許多後來被視為合理的權利，在當時往往先被當成威脅。

1848年後，憲章運動逐漸失去全國性動員力。經濟環境改善、領袖分歧、政府監控、激進派受挫和中產階層疏離，都削弱了它的聲勢。然而，憲章運動的失敗，是短期政治失敗，不是歷史失敗。它沒有迫使國會立即接受《人民憲章》，卻改變了英國政治對「合理改革」的想像。統治階層最初把普選、秘密投票和議員支薪視為危險要求，後來逐步發現，有限而有序的政治擴權未必摧毀制度，反而可以把工人階級納入制度內部，降低街頭政治和革命風險。對精英而言，改革的誘因不一定是突然相信平等，而是意識到不改革的成本愈來愈高。這是英國民主化的典型路徑：壓力先在制度外累積，制度再把部分壓力吸收，將衝突轉化為程序。

幾項要求後來陸續實現，正反映這種制度吸收能力。1858年，國會議員財產資格被取消，令非富豪也可以進入國會。1872年，秘密投票確立，減少地主、僱主和地方勢力對選民的公開壓力。1885年，選區重劃令代表性更接近人口分布。1911年，議員支薪落實，讓沒有私人財富的人也有可能長期從政。1918年，成年男性普選基本實現，部分女性亦首次取得選票。1928年，英國才真正達到男女平等的普選安排。憲章派當年提出的是成年男性普選，並不是今日意義上的全民普選，但它確實把政治權利從財產資格推向公民資格。

唯一沒有實現的是每年改選國會。這一點沒有被接納，並非偶然。年度選舉雖可強化問責，卻會令政府長期處於競選狀態，削弱政策連續性，也提高政治動員成本。現代英國選擇的是較長任期、定期大選、議會監督和政黨競爭之間的平衡。這反映民主制度的另一個取捨：代表性需要回應民意，但政府也需要足夠時間承擔決策後果。憲章運動的6項訴求之中，5項成為制度基石，1項被制度排除，原因正在於它們對穩定性的影響不同。

憲章運動最值得理解的地方，不是它是否「成功」，而是它如何把社會不滿變成制度語言。工人階級沒有只說生活艱難，而是指出選舉制度、議會資格、選區劃分和投票方式如何把他們排除在權力之外。洛維特給了運動憲制語言，奧康納給了運動群眾力量，弗羅斯特和紐波特則提醒統治者，政治排除在工業社會不會永遠停留在紙面上。維多利亞英國沒有立即接受憲章派，但後來的英國制度幾乎逐項承認，沒有政治代表的工業社會難以長期穩定。

英國國家退休金（State Pension）是福利，但不是一般收入審查式福利。它是一種供款型福利，核心依據不是你退休時有多窮，也不是你在英國住了多久，而是你的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紀錄有多少個合資格年度（qualifying years）。取得永居或入籍本身不會自動產生退休金年資；真正有用的是你在英國制度內留下的 NI 紀錄。

這裡最重要的一點，是 State Pension 不是按你一生「交了多少」NI 計算。高薪人士可能交很多，低薪人士可能交很少，照顧子女的人甚至可能主要靠 credits 累積年資；但在新制 State Pension 下，關鍵仍然是某一年是否成為 qualifying year。它不是私人退休金戶口，不是供得越多、戶口越大，而是一套以年份為單位的社會保險制度。

本文所列金額和門檻，按2026至2027稅務年度規則說明，日後可能調整，個人情況仍應以 GOV.UK 的 State Pension forecast 和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 為準。2026至2027年度，全額新制 State Pension 是每星期£241.30，即一年約£12,547.60。一般而言，如果你的 NI 紀錄在2016年4月後才開始，要有35個合資格年度，才可取得全額。少於35年，通常按比例減少。不過，2016年前已有英國供款紀錄的人，可能受舊制、過渡安排、protected payment 或 contracted out 影響，所以不能簡單用35年直線計算。

制度有一條硬門檻：通常至少要有10個合資格年度，才可取得任何新制 State Pension。這10年不需要連續，也不需要來自同一種方式。可以來自受僱工作、自僱供款、某些福利或照顧責任產生的 NI credits，也可以是在期限內自願補供。但如果到最後仍不足10年，通常就是零。這是供款型福利最冷硬的一面：它承認不同形式的社會參與，但不會因為需要退休收入而取消最低年資門檻。

合資格年度不等於高收入年度。受僱人士只要收入達到 NI lower earnings limit，該年通常就可計入紀錄。2026至2027年度，這個下限是每星期£129、每月£559、每年£6,708。換言之，有些低薪工作者即使未必真正繳納很多僱員 NI，也可以取得退休金年資。制度的取捨很清楚：它不是只獎勵高收入者，而是讓穩定參與勞動市場的人累積基本退休保障。

自僱人士則要特別留意 Class 2 National Insurance。2026至2027年度，自僱人士的 Class 2 small profits threshold 是每年£7,105，Class 2 自願供款率是每星期£3.65。近年改革後，自僱盈利達到相關水平時，Class 2 在很多情況下會被視為已繳付；但盈利較低的人，如果想保住退休金年資，可能要主動考慮自願繳付。很多小生意和自由工作者以為「賺得少就不用理」，多年後才發現 NI 紀錄出現空洞。

另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來源，是 NI credits。Child Benefit 是最典型例子。若家長申領 Child Benefit，而孩子未滿12歲，通常會自動取得 NI credits，這些 credits 可計入 State Pension。重點不只是每月收多少兒童福利金。即使高收入家庭最後要透過 High Income Child Benefit Charge 以稅項形式抵消部分或全部金額，申請本身仍可能保護退休金年資。對新移民家庭來說，Child Benefit 不只是現金福利問題，也是退休金紀錄問題。

其他情況亦可能產生 credits，例如領取 Universal Credit、因病或失業符合條件、照顧病人，或合資格祖父母照顧未滿12歲兒童並申請 Specified Adult Childcare credits。這些安排反映一個制度判斷：不是所有有社會價值的工作都會出現在工資表上。如果照顧子女、照顧家人或短暫失業的人完全失去年資，退休制度便會懲罰承擔照顧責任較多的人。

若 NI 紀錄有缺口，可以考慮自願補供。一般規則是只可補過去6個稅務年度，截止日期通常是每年4月5日。2026至2027年度 Class 3 自願供款率是每星期£18.40，補足一整年大約£956.80。這筆錢未必便宜，但如果補供真的能增加未來 State Pension，回報可能很高。不過，補供不是越多越好。有 qualifying year，不等於一定增加退休金；有些年份即使補了，也未必增加退休金，尤其是2016年前已有複雜紀錄或曾經 contracted out 的人。

正確程序是先查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看哪些年份是 full year，哪些年份有 gap；再查 State Pension forecast，看補某一年是否會增加退休金；必要時再問 Future Pension Centre 或 Pension Service。這個次序不能倒轉，因為先付款後發現沒有增加退休金，未必容易處理。補供買的是「仍可補、而且有用」的缺口，不是任意購買退休金。

國家退休年齡也在上升。現行法定安排是 State Pension age 由66歲逐步升至67歲，過程在2026至2028年間發生；之後現行法例安排在2044至2046年間升至68歲。到達 State Pension age 後，即使繼續工作，通常也不再繳付 NI，亦不能靠退休後工作再累積新的 State Pension 年資。因此，若到齡時仍不足10年，情況會很被動。

到達 State Pension age 後，並不代表所有補供可能即時消失。若某些舊年度本身已在英國 NI 紀錄內、仍在補供期限內、你有資格補供，而且補供會增加退休金，仍可能補回。但這不是無限補救。如果所有可補年份補完後仍不足10年，或缺口已過期限，又或者根本沒有可補的英國 NI 年份，制度就不會再因為你需要退休收入而另外開門。10年門檻必須在仍有時間修補時處理。

有些海外社會保障紀錄，在特定國家或協議下，可能有助滿足10年最低門檻；例如 EEA、瑞士或與英國有 social security agreement 的國家。但這類安排不是把外國供款變成完整英國退休金。即使可用來滿足資格，實際 State Pension 金額仍主要按英國 NI qualifying years 計算。對大部分香港移英人士來說，更實際的問題不是海外年資能否轉入，而是來英之後每一年有沒有被計入。

自願 NI 供款的作用，是填補英國 National Insurance record 裡面的 gap，不是把未移居英國、未在英國制度內的年份變成 qualifying year。2021年才移英的人，通常不能把2015年在香港生活或工作的年份買成英國 State Pension 年資。可處理的，是來英後因收入不足、沒有工作、自僱盈利太低、沒有申請 credits 或其他原因造成的缺口。

所以 State Pension 不是等退休才處理的題目。20多歲或30多歲來英的人，通常仍有時間透過工作、Child Benefit credits、自僱紀錄或必要時補供慢慢累積。40多歲或50多歲來英的人，則要盡早計算距離 State Pension age 還有多少完整稅務年度，是否有機會跨過10年門檻，以及是否值得追求更高比例。這套制度的真正瓶頸不是規則難明，而是時間有限。每個缺口都有期限，每個退休年齡都有截止點；越早查清楚，選擇越多。

英國住宅普遍沒有冷氣，並不是因為英國人特別耐熱，而是整套住宅制度長期假設夏天不需要主動製冷。過去這個假設大致合理。英國冬天漫長，夏天短促，住宅政策的核心是保暖、防潮、節能和降低暖氣費。冷氣在這個系統裏不是基本設備，而是額外選項。

氣候正在改變這個前提。全球暖化令熱浪更頻繁，城市化令熱島效應更明顯。倫敦、曼徹斯特、伯明翰等城市有大量混凝土、柏油、玻璃和密集道路，白天吸熱，夜晚散熱慢。過去幾天高溫可以忍受，現在若連續多日夜間都降不下來，沒有冷氣的住宅就不只是「有點熱」，而是睡眠、健康和工作效率問題。

英國住宅的矛盾在於，很多房屋是為冬天設計，不是為夏天設計。保溫層、雙層玻璃、密封窗框和較高氣密性，本來是為了減少熱量流失。冬天這是優點，夏天卻可能變成困局。白天陽光把熱量帶入室內，牆身、地板和家具吸熱；晚上外面已轉涼，室內仍像儲熱箱。新樓尤其容易出現這種問題，因為它們比舊樓更密封，若通風、遮陽和朝向處理不好，保暖能力就會反過來放大過熱風險。

英格蘭近年已承認這個問題。自 2022 年 6 月起，新的住宅建築需要符合 Building Regulations Part O，即過熱風險規定，目標是限制夏季不必要的太陽熱增益，並確保住宅有方法排走多餘熱量。這反映政策方向已由單純保暖，轉向同時處理冬天寒冷和夏天過熱的問題。但 Part O 主要針對新住宅，對龐大的既有房屋存量幫助有限。大部分人住的，仍是按舊氣候假設建成的房子。

冷氣也不是想裝就能裝。移動式冷氣可以把熱風管伸出窗外，但效率低、噪音大、佔地方，窗戶開口亦會讓熱空氣回流。真正有效的分體式冷氣需要室外機、冷媒管、排水管和電力接駁。許多英國住宅，特別是公寓，從一開始就沒有預留這些條件。外牆沒有安裝位置，陽台沒有合適空間，排水路線不清楚，電力容量未必足夠，管理契約也可能禁止住戶改動外牆。

英國規劃制度亦限制了香港式逐房冷氣的可能。冷氣機本質上是一種空氣源熱泵，不是製造冷空氣，而是透過冷媒循環把室內熱量搬到室外；若系統可以反向運作，就可以在冬天把室外熱量搬入室內，成為暖氣。這類能製冷又能製暖的分體式冷氣，在英國規則下通常會被視為 air-to-air heat pump，因此要看空氣源熱泵的 permitted development 條件。

在英格蘭，合資格的空氣源熱泵在某些情況下可屬於 permitted development，不必正式申請規劃許可。但這不是無限制安裝冷氣。半獨立屋、排屋和公寓通常只有第一部空氣源熱泵可在符合條件下不用正式申請規劃許可；獨立屋則最多兩部。設備亦不能純粹只作製冷用途，還要符合認證、體積、位置、噪音和外觀影響要求。換言之，一間半獨立屋若想像香港住宅一樣，客廳、睡房、書房各自安裝分體冷氣，通常不能簡單依靠允許發展權。它可能需要正式規劃申請，亦可能受到外牆位置、鄰居噪音、保育限制和業權契約約束。

公寓更複雜。即使規劃上有可能，住戶通常仍要取得 freeholder、管理公司或業主委員會同意。外牆屬於公共或共同管理部分，噪音會影響鄰居，冷凝水排放亦可能造成糾紛。對租客而言，問題更直接：沒有業主同意，基本上不可能進行固定安裝。這些制度本身不是專門反對冷氣，而是英國住宅原本就沒有把每戶外牆掛機視為正常基礎設施。

這正是英國住宅與香港住宅的系統差異。香港高密度住宅長期把冷氣視為基本設備，樓宇外牆、窗台、機槽、排水和電力配置往往圍繞冷氣使用而演化。英國住宅則相反，制度預設住戶最多只是在特殊情況下加裝一兩部設備，而不是每個房間都有獨立冷氣。當氣候仍然溫和，這樣可以節省成本；當夏季高溫變得更長、更頻繁，缺乏預留空間就會變成昂貴的結構性瓶頸。

成本問題也在這裏。若新樓在設計階段已預留管道、排水、電力容量、室外機平台和噪音隔離，成本可以被整個工程吸收。但完工後才逐戶改裝，工程便變成破牆、鑽孔、拉線、找位置、申請同意和處理鄰里噪音。技術上可行，不代表經濟上合理。英國住宅今日面對的不是單一冷氣價格，而是過去沒有預留選項所累積的改裝成本。

短期內，最方便的做法仍然是被動降溫。清晨和晚上開窗通風，白天拉上窗簾或百葉簾，避免陽光直接射入室內。若住宅四面通風，這些方法可以有效降低室溫。但它們有明顯限制。住在大路旁的人不能整天開窗，因為有噪音、灰塵和廢氣；低層住戶要顧慮保安；花粉敏感或空氣污染嚴重時，開窗亦未必舒服。通風方案不能只看窗口面積，還要考慮噪音、污染、安全和防墮等實際使用條件。

另一個現實方法，是在熱浪下午到有冷氣的地方，例如超級市場、商場、圖書館、咖啡店或公共建築。這在香港聽起來平常，在英國卻逐漸變成一種新的城市適應方式。當住宅不能迅速改裝，城市裏的冷氣空間就成為臨時避暑基礎設施。

但這種方法對在家工作的人特別困難。英國過去把家視為晚上休息的地方，白天工作則在辦公室完成。疫情後遙距工作普及，住宅突然承擔了辦公室功能。若下午室內長時間接近 30℃，人不只是覺得辛苦，而是難以集中、容易疲倦，視像會議、電腦設備和睡眠質素都受影響。對長者、幼童和慢性病患者，過熱更不是舒適問題，而是公共衛生問題。

英國冷氣問題的核心，不是每戶應否立即安裝冷氣，而是住宅制度如何承認氣候已經不同。過去英國住宅的政策瓶頸是冬天能源貧窮，所以答案是保溫。未來的政策瓶頸可能是夏天過熱，所以答案不能只是更厚的保溫層。新樓要同時預留遮陽、通風、低成本改裝和主動製冷的可能；舊樓則要面對改造成本、規劃限制和業權結構的現實。冷氣在英國仍未必會像香港一樣成為標準配置，但把住宅完全當作不需要冷氣的系統，已經愈來愈不合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