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動態

從香港人的視角觀察英國的生活、政治與政策。涵蓋移民與簽證政策、房屋、地方稅、交通、能源市場,以及香港離散族群在英國公民生活中的處境。

A Decade of Patching, and the Holes Keep Growing: The Real Reason Britain's Roads Are Falling Apart

填了十年的洞,愈填愈多:英國爛路的真正病根

英國的路有多爛?根據瀝青工業聯盟(Asphalt Industry Alliance)每年發布的地方道路維修狀況調查,過去十年間,英格蘭和威爾斯平均每18秒就有一個坑洞被填補——不分晝夜,每天如此,整整十年。結果呢?路況沒有改善,維修積壓反而從十年前的數十億英鎊,膨脹至今日接近190億英鎊。換句話說,花了這麼多錢、填了這麼多洞,英國的道路只是從爛,變成了更爛。

坑洞的形成有其自然原因。英國氣候潮濕,冬季氣溫在冰點上下反覆,水滲入路面裂縫,結冰膨脹,融化收縮,路面就在這個循環中逐漸崩解。大量建於二十世紀中葉的道路,路基從未為今日的車流量和重型車輛而設計,老化是遲早的事。但天氣和歲月只是背景,不是答案。把一切歸咎於氣候,不過是推卸責任的藉口。真正的問題,是錢的性質,不只是錢的多少。

在英格蘭,高速公路和主要幹道由中央政府負責,其餘佔全國道路總長度99%的地方道路,則交由各地方議會管理。這99%的道路,承載了全國約三分之二的行車里程——絕大多數人每天上班、接送子女、去超市買菜所走的路,維修責任全部壓在地方議會身上。地方議會的錢主要靠中央撥款,而正是這筆錢的結構,埋下了整個問題的根源。

道路維修本質上是一項經常性開支(recurrent expenditure)。路面每隔若干年就需要重鋪,不是因為哪裏出了問題,而是因為路面材料有其壽命。瀝青工業聯盟的建議是每10至20年重鋪一次,但調查顯示,英國地方道路的實際平均重鋪周期已長達93年。這意味著大量道路根本沒有被「維護」,只是在反覆修補,直到徹底失修為止。

為何如此?因為多年來,政府一再以資本撥款(capital funding)來回應一個本質上是經常預算(revenue budget)的問題。資本撥款是一次性的項目撥款,適合興建新基礎設施;但道路維修需要的是穩定、持續、年復一年的經常資金,才能維持系統性的重鋪周期。兩者的邏輯根本不同。一筆資本撥款可以今年翻新某條街道,但明年這條街道依然回到那個長期資金不足的經常維修體系,繼續惡化,繼續等下一筆從天而降的撥款。

2023年,辛偉誠(Rishi Sunak)政府宣布取消高鐵二期(HS2)項目由伯明翰至曼徹斯特的路段,並高調宣布將部份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填補全國坑洞。這個宣布在政治上很好聽,但在財政邏輯上卻是答非所問。HS2是基建項目,其資金屬於資本性質,不能轉為地方政府的經常維修預算。即使把這筆錢用來翻新一批路面,那批路面在數年後再度損壞時,地方議會依然面對同樣的困境——經常預算不足,無力維持系統性保養。資本撥款可以填洞,卻填不了制度的漏洞。

更令人沮喪的是,中央政府長年對撥款效益不聞不問。議會公共賬目委員會在2025年初的報告中直接批評交通部:每年向地方議會提供逾10億英鎊的道路維修資金,卻從未設定具體成果目標,也未曾評估這筆錢究竟換來了什麼。花錢,不問效果;路繼續爛,明年再撥款。這個循環持續多年,沒有人真正問責。

現任工黨政府承諾改變方向。2024年底宣布,2025至2026財政年度的地方道路維修撥款增至16億英鎊,並承諾自2026至2027年起的四年內提供共73億英鎊,讓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較長遠的維修計劃。業界對此謹慎歡迎,但同時指出,即使承諾全數兌現,以目前接近190億英鎊的積壓規模估算,清除維修欠債仍需十年以上。路爛了幾十年,不可能幾年內還清。

英國坑洞問題的荒謬,在於它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被刻意迴避的財政結構問題。工程師知道如何修路,也知道應該多久修一次。問題在於,制度把責任推給地方議會,卻長期以性質錯配的資本撥款代替應有的經常資金,讓地方議會在「修補還是重鋪」的兩難中年復一年地選擇前者。每一次政治宣傳意味十足的「填洞大計」,不過是把一個結構性問題包裝成政績。最終承擔代價的,是每一個駕車人士和騎單車的市民——用壞掉的輪圈和彈壞的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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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Measuring in Stones: Why Britain Never Finished Going Metric

你知道你重幾多石嗎?為何英國始終沒有全面改用公制?

在英國生活,新移民最先感到的困惑往往不是語言,而是衡量的標準。如果你在醫院檢查身體,醫護人員會記錄你的公斤數,但當你回到家與鄰居閒聊,他們會問你重多少「石」(Stone)。在超市買牛奶,標籤上標注著公升,但在酒吧裡,啤酒永遠是以「品脫」(Pint)為單位。這種看似混亂的雙軌制度,實際上是英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試圖與歐洲接軌卻又在文化主權上不斷掙扎的產物。

英國對英制的執著並非單純因為懷舊,而是一場關於路徑依賴的社會工程。1965年,英國政府首次正式啟動公制化進程,原本預計在十年內完成轉型,以提升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並簡化與歐洲大陸的貿易。這項改革在商業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為了符合歐盟指令,超市貨架上的預包裝商品如糖、麵粉和肉類,都全面改以公克或公斤標示。然而,這場改革在進入日常生活領域時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對於普通市民而言,公制化被貼上了「官僚主義」和「喪失民族特色」的標籤。

法律架構的矛盾進一步固化了這種現象。雖然1985年的《度量衡法》(Weights and Measures Act)規定大部分零售交易必須使用公制單位,但政府為了平息民意,保留了幾項關鍵的豁免。這導致英國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空間分割:在私營零售業中,法律強制執行公制以利貿易;但在公共基礎設施和傳統社交場合,英里和品脫卻獲得了合法的避風港。到了1990年代,隨著歐盟試圖強制統一成員國的度量衡,這場技術性的改革被提升到了地緣政治的高度,成為英國「疑歐派」對抗布魯塞爾(Brussels)權威的象徵。

與同樣堅持英制的美國相比,英國的制度呈現出一種混合式的務實。美國雖然在1970年代也曾嘗試公制化,但最終幾乎全面保留了英制,無論是超市包裝還是道路標誌。相比之下,英國的現狀是:商業貿易、科學研究、預包裝食品、汽油銷售已全面公制化;而道路速度限制、距離標示、酒吧散裝酒精飲料以及部分土地面積測量則保留英制。這種「半公制化」反映了英國作為歐洲邊緣島國,既要參與全球價值鏈,又要維持本土認同的雙重性格。

從經濟邏輯來看,徹底公制化的轉型成本極其高昂。以道路交通為例,若要將全國數以萬計的限速牌和里程標誌從英里改為公里,不僅需要龐大的財政預算,更可能在過渡期間引發交通安全隱患。相比之下,維持現狀雖然增加了換算的麻煩,卻避免了劇烈的系統性動盪。這種務實的惰性使得英國形成了年輕一代在學校學習公制、卻在開車、飲酒或衡量體重時仍不自覺回歸英制的奇特現象。

對於習慣公制的讀者來說,理解這種文化標記最直接的方式是記住其換算規律:在英制系統中,一石等於14磅,換算成公制約等於6.35公斤。以一個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為例,若要轉換成英國人常用的說法,大約等於9.4石,英國人通常會說成「9石6磅」(9 stone 6 lbs)。這種對體重感知的單位差異,正是英國制度轉型未竟之志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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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ng Five Times a Year on £20,000: What Is Making Tax Digital Actually For?

年收入兩萬都要一年報五次稅,MTD真正目的為何?

先說你需要知道的事。

2026年4月6日起,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RC)強制推行所得稅數碼化(Making Tax Digital for Income Tax,MTD)。受影響的是自僱人士與收租業主。第一批是年度總收入超過5萬英鎊的人,以2024/25年度的申報數字計算。2027年降至3萬,2028年降至2萬。門檻是毛收入,不是利潤——你賺兩萬,扣完支出可能所剩無幾,照樣要跟著走。

新制度要求你每季向HMRC提交一次收入與支出的更新,四個截止日分別是8月7日、11月7日、翌年2月7日和5月7日。年底再交一份最終申報。一年五次。遲交會累積罰款積分,四分罰款200英鎊。

合夥企業暫時不受影響。有限公司沿用公司稅制,不在此列。非英國居民若須填寫SA109居留身份附頁,可延至2027年才加入。

要合規,你必須選用HMRC認可的第三方軟件,以數碼方式記錄每一筆收入與支出,再透過軟件提交。市場上有付費的,有幾款標榜免費,但功能受限,且隨時可以改變主意開始收費。

好,現在說你應該知道的事。

HMRC本來有一套免費的官方網上申報系統。任何人只需登入,毋須訂閱任何服務,便可完成報稅。這套系統用了多年,簡單直接,對小本經營的人來說是唯一負擔得起的選擇。

政府在2025年3月的春季聲明中宣布,這套系統將不再向MTD納稅人開放。所有人一律改用第三方商業軟件。理由是什麼?沒有理由。只說市場會填補空缺。

一個送外賣的司機,年收入剛過兩萬英鎊,扣完油費、保險、電話費,未必有多少盈餘。但從2028年起,他每年要多報四次稅,要用商業軟件,要學會操作,要記著四個截止日期。他的稅款沒有變,繳稅日期沒有變,唯一變了的,是他的合規負擔和軟件訂閱費。

HMRC說MTD的目的是收窄稅務缺口,減少申報錯誤。這話只說了一半真相。

確實有人因為年底匆忙記帳而出錯。每季申報或許能減少這類無心之失。但稅務缺口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蓄意瞞報。你每季少報一次,和你每年少報一次,本質上沒有分別。數字還是你自己填的。HMRC有一套叫「Connect」的數據系統,交叉比對銀行紀錄、土地註冊數據和其他政府資料,這才是真正抓逃稅的工具。這套系統與MTD毫無關係,MTD也絲毫強化不了它。

如果每季申報比每年準確,那每月豈不是更好?每週更佳?沒有人這樣主張,因為大家都知道這說不通。那為何偏偏是每季?因為這是政府覺得勉強說得過去、納稅人又無力強烈反對的數字。

再看看其他國家怎麼做。美國自僱人士也要每季向稅局預繳估計稅款,但那是真金白銀,是實際繳稅,邏輯清楚——沒有僱主代扣,政府要提前收到錢。英國的MTD呢?每季只是報告,稅款依然在1月31日一次繳清。整個制度只是讓HMRC更早拿到數據,納稅人的現金流沒有改善,稅務負擔沒有改變,合規成本卻實實在在增加了。

HMRC不再維護免費申報系統,節省了自己的資源。軟件公司得到了一批被法律強制送上門的付費用戶,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納稅人呢?多了四倍申報工作,多了一項新的固定開支,換來的是一份HMRC本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取的數據。

英國特許稅務師公會、低收入稅務改革小組和稅務技術員協會聯署去信政府,指出部分受影響的納稅人連應繳稅款的門檻都未到,卻要強制訂閱商業軟件。政府的答覆是相信市場會有解決方案。

相信市場,是政府不願意承擔責任時最常用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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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noramic view of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spanning the Avon Gorge, showing the full span and both towers.

碧仙桃必遊:大吊橋、岩洞與百年暗室

碧仙桃(Bristol)以港口、商貿和航運聞名於世,而在這座城市的山丘與峽谷之間,藏著兩處緊密相連的歷史地標——克利夫頓吊橋(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與克利夫頓天文台(Clifton Observatory)。兩者相距不過數分鐘步程,卻分別代表着19世紀英國工程與科學的不同面向,時至今日仍是吸引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探索的目的地。

克利夫頓吊橋橫跨埃文峽谷(Avon Gorge),連接碧仙桃的克利夫頓區與對岸的利伍茲(Leigh Woods)。大橋的設計出自工程師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Isambard Kingdom Brunel)之手。1829年,碧仙桃公開招標,徵求橫跨峽谷的橋樑方案,時年僅23歲的布魯內爾以帶有埃及風格塔樓的懸索橋設計勝出,並於1831年正式動工。然而,工程隨即因同年的碧仙桃暴動而中斷,其後因資金困難一再擱置。布魯內爾未能親眼見到大橋落成,便於1859年辭世。他的工程師同仁最終以完成大橋作為對他的紀念,由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和約翰·霍克肖(John Hawkshaw)修訂設計,並利用從拆卸中的倫敦漢格福德橋(Hungerford Bridge)購入的鐵鏈,於1864年正式通車。大橋至今仍為英國一級保護建築,行人及單車免費通行,汽車每次收費1英鎊。

大橋由克利夫頓吊橋信託(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Trust)以非牟利慈善機構的形式管理,日常運維費用主要由通行費支撐。博物館設於利伍茲一側,免費開放,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迎客,館內展出與大橋建造歷史相關的文物及圖文展板,有義工常駐講解。每逢週末及公眾假期,義工導賞隊在下午2時於克利夫頓一側的收費亭出發,免費帶領訪客遊覽大橋,行程約45至60分鐘。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訪客,可另行預約付費的「拱頂參觀」(Vaults Tour),進入橋墩底部由布魯內爾設計、封存逾百年的拱形密室,一覽這段塵封的工程秘史。

與大橋相距數分鐘步程的克利夫頓天文台,則是另一段建築改造的故事。這幢建築最初建於1766年,用作磨坊,後改作研磨鼻煙之用,因此一度被稱為「鼻煙磨坊」。1828年,藝術家威廉·韋斯特(William West)以每年5先令的低廉租金租下這幢荒廢建築,逐步將其改建為天文台,安裝了望遠鏡及各式儀器,並在塔頂設置一部暗箱(Camera Obscura)。暗箱利用頂部的凸透鏡和斜置鏡面,將外部景象實時投射至塔內一張直徑約1.5米的圓形凹面桌上,訪客可轉動手柄,360度觀賞碧仙桃的全景影像,包括吊橋、峽谷和四周丘陵。這部裝置至今仍可正常運作,是英國現存僅3部仍向公眾開放的暗箱之一。天文台內設有三層博物館,記錄了這幢建築從凱爾特鐵器時代堡壘遺址,到磨坊、藝術家工作室,再到當代地標的完整演變。

天文台還設有一處隱藏景點——巨人洞(Giant’s Cave)。這是一個嵌於埃文峽谷峭壁之中的天然石灰岩洞穴,數百年來只能從崖頂攀降或徒手爬越峭壁方可到達。1835年,韋斯特出資炸開了一條由天文台內部延伸至洞口的隧道,全長約60米,須走下約130級梯級。洞口開在峭壁半腰,距埃文河河床約76米,距崖頂約27米,在此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俯仰吊橋,視野壯闊。洞穴與碧仙桃當地關於巨人葛斯頓(Ghyston)、戈蘭(Goram)及阿沃娜(Avona)的民間傳說緊密相連,相傳這三位巨人曾開鑿出今日的峽谷地貌。隧道狹窄且梯級陡峭,不建議有幽閉恐懼症或行動不便的訪客前往。

計劃到訪的話,兩處景點結合遊覽建議預留3至4小時。吊橋博物館及週末導覽均免費,天文台暗箱與巨人洞合併票約5英鎊,單項約3英鎊,費用相當親民。前往克利夫頓可乘坐8號巴士至克利夫頓村(Clifton Village),或從碧仙桃市中心步行約45分鐘。吊橋一帶附近路邊停車位有限,建議盡量以公共交通前往。天文台只能步行到達,不設無障礙通道。夏季(4月至10月)開放至下午5時,冬季(11月至3月)至下午4時,晴天到訪暗箱效果最佳,陰雨天投影會較不清晰。

無論是長居碧仙桃的居民,還是專程到訪英格蘭西南部的旅客,這兩處地標都值得抽出半天細細探索。吊橋是一個關於工程野心、歷史波折與城市記憶的故事;天文台則展示了個人如何以好奇心和創造力,將一幢廢棄建築轉化為延續近兩個世紀的科學與藝術空間。兩者並肩而立,正是碧仙桃這座城市性格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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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S Queen Elizabeth and HMS Prince of Wales meet at sea for the first time on 19 May 2021, following Exercise Strike Warrior off the coast of north-west Scotland. © Crown Copyright 2021, Royal Navy. Licensed under the Open Government Licence v3.0.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兩艘旗艦,半個艦隊:英國航母戰略的結構性困局

在當今世界,擁有航空母艦的國家屈指可數,同時擁有兩艘的更是少之又少。美國以11艘核動力超級航母遙遙領先,中國以3艘緊隨其後。在此之外,全球只有英國、意大利與印度各自維持兩艘固定翼艦載機航母的作戰能力,令英國置身於一個極為有限的戰略圈子之中。

航母的戰略意義在於其機動性與自主性:它是一座可以移動的空軍基地,不依賴他國領土或機場,能夠在遠離本土的海域持續提供空中打擊、偵察與制海能力。正因如此,航母被視為大國海軍力量的核心標誌,亦是在危機中最具靈活性的戰略工具之一。

HMS Queen Elizabeth(伊利沙伯女王號)於2017年12月正式服役,HMS Prince of Wales(威爾斯親王號)於2019年12月緊隨其後。兩艘艦艇同屬伊利沙伯女王級(Queen Elizabeth-class),各重約65,000噸,艦身長284米,是英國有史以來建造的最大型軍艦。推進系統方面,兩艦均採用綜合電力推進設計,由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MT30燃氣渦輪機及瓦錫蘭(Wärtsilä)柴油發電機組合驅動,最高航速約25節。艦上設有兩座分離的島式上層建築,前島負責航行操控,後島負責飛行甲板管理,此設計在同類航母中頗為罕見,有效提升飛行甲板的調度效率並提供冗餘保障。飛行甲板設有滑躍式起飛坡道,適配F-35B閃電II短距起飛垂直降落戰鬥機,戰時最多可搭載36架F-35B及多架梅林(Merlin)反潛與預警直升機。無飛行聯隊時核心艦員約679人,搭載飛行聯隊後增至約1,600人。兩艦合計造價約62億英鎊,若計入整個計劃的全生命周期費用,估算超過90億英鎊。

與主要海軍強國相比,伊利沙伯女王級在規格上屬中量級。美國海軍最新的傑拉爾德·福特號(USS Gerald R. Ford)排水量達100,000噸、艦長337米,由兩座核反應爐驅動,最高速度逾30節,並配備電磁彈射系統(EMALS),能夠起降F/A-18E/F超級大黃蜂及E-2D先進鷹眼固定翼預警機。法國的戴高樂號(FS Charles de Gaulle)排水量雖僅42,000噸,但同樣採用核動力,並配備彈射器與攔截裝置(CATOBAR),能夠起降陣風M(Rafale M)戰鬥機及固定翼預警機。英國選擇滑躍起飛的STOVL設計,省卻了彈射系統的工程複雜性,但代價是艦載機種類受限,尤其無法搭載固定翼預警機,在超視距感知能力上存在明顯缺口。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曾於2010年計劃將其中一艘改裝為彈射起飛構型,但因改裝費用飆升至估計20億英鎊,於2012年放棄。在人員效率方面,伊利沙伯女王級卻具優勢:戴高樂號以42,000噸艦體需約1,800名海空聯合人員,而伊利沙伯女王級以更大的艦體僅需679名核心艦員,自動化設計的投入顯而易見。

英國建造兩艘而非一艘航母,有其清晰的制度邏輯。航母需要定期進塢維修,維護周期往往長達數月,單一航母無法保證持續的部署能力。兩艘航母讓皇家海軍能夠輪換排程——一艘在外執行任務,另一艘接受維護或待命——確保任何時候都有至少一艘可以立即響應。這就是所謂「連續航母打擊能力」(continuous carrier strike capability)的設計前提,亦是這項造價高昂的計劃在戰略上最核心的理據,並於2015年的《戰略防衛與安全審查》中獲得正式確認。

然而,兩艦自服役以來反覆出現的推進系統問題,使這一設計前提受到嚴峻考驗。艦艇的螺旋槳軸因尺寸過大,無法以單一整體金屬鍛造,須分三段製造再以聯軸器(shaft coupling)連接。威爾斯親王號於2022年8月出航後不足一天便發生右舷螺旋槳軸聯軸器故障,重達33噸的螺旋槳出現異常,艦艇須被拖返港口,送往巴布科克(Babcock)船廠維修,歷時整整9個月。事後調查顯示,右舷軸在建造階段已存在安裝偏差,關鍵部件安裝有誤,而這些問題在出廠前的海試階段始終未被識別。伊利沙伯女王號於2024年2月亦在出航前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右舷軸聯軸器異常,被迫缺席北約「穩定捍衛者」(Steadfast Defender)演習,由威爾斯親王號緊急替補出場。國防部聲稱兩起事故互不相關,但兩艦均由「航母聯盟」(Aircraft Carrier Alliance)旗下多間承包商聯合建造,包括BAE系統、巴布科克國際及泰利斯英國,質量管控方面的深層問題始終未能令外界完全信服。議會數據顯示,威爾斯親王號自服役以來僅約21%的時間處於海上狀態,約33%的時間用於維修,遠低於設計預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6年初出現了兩艘航母同時停止運作的局面——而這恰恰是建造兩艘的制度設計所要防止的情況。伊利沙伯女王號自2025年中進入羅塞斯船塢(Rosyth)進行大修,工程涉及推進系統、導航控制及損管系統的全面翻修,原定約七個月完成,但因進度持續落後,至2026年初仍比計劃延誤數月,復役時間表尚不確定。與此同時,威爾斯親王號於2025年4月率領航母打擊群執行「高桅行動」(Operation Highmast),遠赴印太地區,歷時8個月、航程逾40,000海里,於同年11月底返回朴次茅斯(Portsmouth)。長途部署結束後的例行維護不可省略。結果是,一艘因大修延誤未能復役,另一艘剛完成遠征即須入塢休整,兩個維護窗口重疊,令原定的輪換機制完全失效。前第一海務大臣韋斯特勳爵(Admiral Lord West)公開批評此局面「令人羞恥」。

即便工程問題得以解決,兩艘航母能否同時全力運作,還受制於整個護衛艦隊的規模。2026年初議會數據顯示,6艘45型驅逐艦中僅3艘具備作戰能力,8艘23型護衛艦中僅6艘可用,5艘機敏級(Astute-class)核動力潛艇中只有1艘在海上,全艦隊63艘艦艇可供部署者僅約半數。就算兩艘航母同時狀態良好,現有護衛力量亦難以支撐兩個完整的航母打擊群同時出海。

2026年3月,隨著中東局勢升溫,英國將威爾斯親王號的出航準備時間由14天縮短至5天,以備必要時迅速部署至東地中海。這一決定說明航母作為戰略工具的功能依然存在,但同時也清楚說明:面對突發局勢,英國能夠響應的只有一艘,因為另一艘的大修仍在持續。

英國建造兩艘伊利沙伯女王級航母,是一個充滿結構邏輯的決策:兩艘確保輪換,輪換確保持續。問題在於,這個邏輯所假設的前提——大修按時完成、建造質量可靠、護衛艦隊保持充足——在現實中逐一落空。航母本身只是系統的起點,而非終點。當旗艦無法按時出航、護衛力量捉襟見肘,「連續航母打擊能力」便從制度設計退化為一句難以兌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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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愈多,供應愈少?英國新租客權益法的結構性矛盾

英國私人租賃市場長期處於結構性失衡狀態。根據網上地產平台Rightmove的數據,目前每個出租盤平均吸引約17組租客競相申請,供求嚴重失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工黨政府於2025年10月正式通過《租客權益法》(Renters’ Rights Act 2025),並訂明第一階段改革將於2026年5月1日生效。

要理解這項法例,必須先釐清過去的租務制度如何運作。英國現行的私人租賃合約通常為固定年期,例如一年。在合約期內,業主不得無故驅逐租客。但合約期滿後,業主可援引「第21條」(Section 21)發出通知,要求租客在規定期限內遷出,毋須提供任何理由。換言之,租客在固定合約期內雖受保障,但合約一旦期滿,便需面對遷出或重新議約的不確定性,居住的穩定性始終有所保留。

新法例的最根本改變,並不只是廢除第21條,而是徹底取消固定年期租約的概念。往後所有私人租賃合約均為「滾動式」(periodic tenancy),按月或按週自動續期,沒有終止日期,業主與租客即使協商一致,亦不得訂立固定年期合約,惟專門興建的學生宿舍(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除外。對大多數租客而言,這意味著更穩定的居所保障;但對於一些真正需要固定年期的租客,例如被公司派駐英國工作兩年的外派人員,這項「保障」反而成為一種累贅——他們擁有一項本身並不需要的權利,卻要為整個市場因此而引發的後果付出代價。

在廢除第21條後,業主若要收回物業,必須援引法定理由,即「第8條」(Section 8)通知,例如租客嚴重欠租、對鄰居造成滋擾、業主有意出售物業,或業主本人或直系家屬有意自住等,惟部分理由須符合特定條件及限制。理論上,這為業主保留了合理的收回途徑。然而現實中,即使在現行制度下,業主要透過法院驅逐問題租客已甚為困難,程序漫長,費用高昂,而法院積壓的案件亦日益嚴重。新法例雖宣稱會為第8條程序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但若大量業主改用第8條通知,法院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司法部數據顯示,2025年最後一季業主申請收回物業的案件按年已跌11%,部分業主顯然已在法例生效前提早整理投資組合。

租金管制方面,法例同樣帶來深遠影響。在現行制度下,租金水平主要由市場決定:租約期滿後,業主若欲加租,租客可選擇接受或離開,雙方在市場供求的框架下協調。但往後,業主每年只可提出一次加租申請,且租客有權向第一級裁判所(First-tier Tribunal)申請審裁加租是否合理,而提出申請的成本幾乎為零。可以預見,大多數租客面對加租通知時,都有充分誘因提出申訴,屆時裁判所將承接大量「何謂合理市場租金」的裁決工作。實際上意味租客很長期不用加租,在通脹持續的環境下等同實質減租,直至主動遷出為止。然而這個效果是以大量法律資源為代價換取的,亦可能進一步打擊業主繼續出租的意願。

法例亦禁止以租客育有子女或領取政府福利金為由拒絕申請。「No DSS」一詞源自昔日的社會保障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長期以來是英國租盤廣告中拒絕福利受助人的慣用語,屬於一種普遍但具歧視性的行業慣例。新法例明確禁止這類做法,同時規定業主不得要求預付超過一個月的租金,旨在降低移民、低收入人士及信貸紀錄較薄弱人士的入住門檻。

後續的第二及第三階段改革將建立全國業主登記冊、設立私人業主申訴專員,並引入「體面住宅標準」(Decent Homes Standard),要求所有私人出租物業於2030年前達至能源效益評級C級或以上。這些目標具有正當性,但每一項都涉及業主的額外合規成本。

新法例為現有租客提供了較大保障,但其根本局限在於,它調整的是業主與租客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非市場上租盤的總體供應量。英國租賃市場的深層問題,源於數十年來住宅供應嚴重不足、規劃制度過於保守,以及土地成本居高不下。若業主因合規成本上升、物業流動性下降而選擇撤出市場,租盤存量只會進一步收縮,而在競爭中最脆弱的群體——包括新移民、外派工作者及依賴福利的家庭——往往首當其衝。保障在位租客的制度設計,若未能同步推動大規模建屋,最終改善的是既有租客的處境,卻可能令下一批尋找租盤的人面對更高的入場門檻。

保障愈多,供應愈少?英國新租客權益法的結構性矛盾 閱讀全文 »

英國 ISA 是什麼?£20,000 免稅額 4月5日 前不用便消失

英國稅制向來複雜,但在眾多規則之中,ISA 可能是最簡單的一項稅務優惠。只要資金放在 ISA 之內,利息、股息與資本增值全部免稅,而且毋須在 Self Assessment 報稅表申報。對不少投資者而言,這個免稅「外殼」的價值往往比投資本身更重要。

如果資金放在普通帳戶,情況便完全不同。銀行存款利息屬於收入,需要按個人所得稅率繳稅。股票或基金投資則涉及兩種稅項:股息需要繳交股息稅,而出售資產所得的升值則可能觸及資本增值稅。換言之,同一筆資金若不放在 ISA 之內,可能同時面對利息稅、股息稅與資本增值稅。但只要資金在 ISA 裏面,這些稅項全部不適用。

ISA 全名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是英國政府在 1999 年推出的儲蓄與投資制度。現時每名成年人每個稅年可以投入最多 £20,000。英國稅年由 4月6日 開始,到翌年 4月5日 結束。與 pension 不同,ISA 的供款額度不能累積。如果某一年沒有用盡,剩餘部分在 4月5日 過後便會永久消失。

不過,供款額度不能累積,帳戶內的資產卻可以長期累積。假如某人每年把 £20,000 存入 ISA,五年之後單是本金已可累積到 £100,000,而期間產生的利息、股息與資本增值亦會一併留在帳戶之內,而且全部免稅。時間越長,這個免稅帳戶的價值便越明顯。

ISA 的資金一般可以提取,但提取之後未必可以再存回。部分銀行提供所謂「flexible ISA」,容許在同一稅年內把提款重新存回帳戶,但並非所有 ISA 都具備這種安排。如果帳戶並非 flexible,或稅年已經結束,那麼當年的供款額度便不能再補回。

ISA 並不只有一種。Cash ISA 類似銀行儲蓄戶口,適合希望保留資金安全與流動性的人。Stocks and Shares ISA 則可以投資於股票、基金或債券,回報潛力較高,而股息與資本增值同樣免稅。較少人使用的是 Innovative Finance ISA,主要涉及 P2P 借貸平台。

在眾多 ISA 之中,政策色彩最濃的是 Lifetime ISA。這個帳戶專為首次置業或退休儲蓄而設。18 至 39 歲人士可以開戶,每年最多存入 £4,000。政府會提供 25% 補貼,即每年最多 £1,000。不過這筆資金只能用於購買不高於 £450,000 的首套住房,或在 60 歲後提取作退休用途,否則會被徵收 25% 罰款。

除了成年人 ISA,英國還設有 Junior ISA,專為 18 歲以下兒童而設。每名兒童每個稅年可以存入最多 £9,000,收益同樣完全免稅。帳戶由父母或監護人管理,但資金屬於孩子本人,並會在 18 歲時自動轉為成人 ISA。接近成年的年輕人,有時可以在短時間內先使用 Junior ISA 的 £9,000,再在成年後使用成人 ISA 的 £20,000,為長期投資建立免稅基礎。

ISA 制度近年亦出現一些改革方向。政府計劃在 2027/28 稅年起限制 Cash ISA 的額度,最多只有 £12,000 可以放入現金儲蓄,其餘需要投入投資類 ISA。政策目的很清楚,是希望把更多家庭儲蓄引導到股票與企業投資。不過在 2027 年4月5日 前,儲蓄者仍然可以把整個 £20,000 額度全部放入 Cash ISA。

正因為 ISA 額度不能累積,每年 4月5日 的稅年截止日期都特別重要。當 4月6日 新稅年開始時,新的 £20,000 額度會重新出現,但上一年的空間已經永遠消失。對仍有儲蓄或準備投資的人而言,在 4月5日 之前把資金放入 ISA,往往只是幾個按鍵的決定,但可能影響未來多年投資回報的稅務結構。

ISA 的規則其實不複雜。政府每年提供的,只是一個免稅空間。問題從來只有一個:這個空間,你有沒有好好用。

本文僅為一般資訊分享,並不構成稅務或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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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在「國王之城」嗎?香港人為何聚居 Kingston upon Thames

不少香港人搬到倫敦西南的泰晤士河畔京士頓生活,卻未必知道這個地方的名字本身就帶着歷史。Kingston 其實源自 King’s Town,意思是「國王之城」。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多位英格蘭國王曾在此加冕。市中心至今仍保存一塊名為 Coronation Stone 的石頭,象徵當年王權儀式的所在地。今日的京士頓是一個繁忙的倫敦市鎮,但名字仍提醒人們,這裡曾是英格蘭王權的象徵之地。

近年,這座古鎮迎來另一批新居民。自2021年英國推出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後,大批香港家庭移居英國,而京士頓逐漸成為其中一個較受歡迎的落腳地。地方議會亦承認區內已有不斷擴大的香港社群。這種聚居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多種現實條件疊加的結果。

教育往往是最直接的原因。許多香港家庭移居英國時都帶着子女,因此學校質素往往成為首要考慮。京士頓區內有多間成績優秀的中學,其中 Tiffin School 與 Tiffin Girls’ School 長年被視為英國頂尖的 grammar school。對熟悉香港考試文化的家庭而言,這類學校的吸引力十分明顯。當教育資源集中在某一地區時,移民家庭往往會向同一地方聚集。

交通與地理位置亦是重要因素。京士頓位於倫敦西南,火車可直達 Waterloo,通勤時間約半小時。對需要在倫敦工作的人來說,這樣的距離既保留就業機會,又避開市中心高昂的房價。整個西南倫敦其實形成一個成熟的住宅帶,附近有 Richmond、Wimbledon 與 Surbiton 等傳統住宅區,生活設施與公共服務相對完善。

生活環境則為這個地方增添另一層吸引力。泰晤士河穿過京士頓市中心,河岸兩旁是餐廳、咖啡店與步道。對許多從高密度城市來的香港人而言,這種既有城市便利又有開闊空間的生活方式頗具吸引力。附近的 Richmond Park 與 Bushy Park 是倫敦最大的皇家公園之一,公園內常見野鹿出沒。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距離,在這裡顯得格外接近。

京士頓周邊的歷史文化亦為生活增添層次。距離市中心不遠的 Hampton Court Palace,是都鐸王朝時期的王宮,與亨利八世的統治密切相關。許多居民會沿着泰晤士河騎單車或散步前往。城市日常與歷史景觀在這裡自然交織,使生活空間帶有一種難以複製的地方氣質。

未來交通規劃亦為這個地區增添想像空間。倫敦提出的 Crossrail 2 計劃,將在西南倫敦接入現有鐵路網,並以高頻跨城鐵路形式連接市中心。按照規劃,Kingston 將納入這條路線的服務範圍。若計劃有一天落實,西南倫敦與倫敦核心區之間的通勤能力將顯著提升,整個區域的交通地位亦可能隨之提高。

然而,任何移民聚居地的形成,最終仍離不開社群效應。當第一批香港家庭落腳後,新的移民往往會跟隨熟悉的資訊與人際網絡。社交媒體群組、教會與社區組織,使資訊在移民社群之間迅速流動。於是,一個原本只是地圖上的城鎮,逐漸變成社群認知中的「港人地區」。

移民地圖往往就是這樣形成的。一開始是少數人的選擇,之後便逐漸變成一條看不見的路。京士頓曾因國王加冕而得名,如今又因新的居民而有了新的故事。當人們在這座城市生活時,也許未必會想起那塊象徵王權的石頭,但城市的名字仍在提醒人們:這裡曾是國王之城,而歷史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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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英國學生貸款還不完?其實是一種「有上限的畢業生稅」

為何不少英國學生貸款看似永遠還不完?原因不只是貸款金額龐大,而是制度本身的設計。英國的學生貸款並不像一般債務,更接近一種附加在收入上的畢業生稅,只不過這種稅設有上限。一旦本金與利息全部償還,扣款便會停止。

學生在大學期間通常可以申請兩類貸款。一種是學費貸款,用於支付大學學費,目前英格蘭本地學生的學費上限為每年 9,535 英鎊。另一種是生活費貸款,直接發放給學生,用於住宿、交通或其他生活開支,學生可以自行支配。由於生活費貸款金額並不小,三年下來不少學生的總貸款往往超過五萬英鎊。

英格蘭學生貸款制度的核心,是收入掛鈎還款。對於 2012 至 2022 年入學的學生,即 Plan 2 制度,畢業生只有在收入超過某個門檻後才需要還款。2025 年的還款門檻為年薪 27,295 英鎊,政府已宣布該門檻將於 2025 年 4 月提高至 28,470 英鎊。收入超過門檻的部分,需要按 9% 比例償還。如果收入低於門檻,則完全不需要還款。

因此還款額並不取決於欠款多少,而是取決於收入。例如若某人年薪 38,470 英鎊,在門檻提高至 28,470 英鎊後,即比門檻高出 10,000 英鎊,一年需要還款 900 英鎊,即每月約 75 英鎊。無論貸款是 40,000 還是 70,000 英鎊,當年的還款額都一樣。

Plan 2 同時設有期限。開始還款後 30 年,所有未清餘額會自動取消。英國財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指出,在這個制度下,大約只有四分之一借款人最終能完全償還貸款,其餘大多數人都會在期限屆滿時仍有餘額被註銷。

因此制度效果非常接近畢業生稅。收入越高的人繳付越多,也更可能在期限內還清貸款。一旦本金與利息全部償還,扣款便會停止。收入較低的人則可能只償還部分貸款,其餘部分最終由政府承擔。

利率制度亦採取分級機制。Plan 2 的利率以零售價格指數為基礎,再加最多 3 個百分點,但並非所有借款人都支付最高利率。學生在校期間通常適用 RPI 加 3%。畢業後利率會隨收入變化,只有收入最高的一群才會支付 RPI 加 3% 的最高利率,收入較低的利息只是 RPI。

另一個較少被注意的問題,是還款門檻並沒有固定規則。制度原本設計為隨通脹調整,但在實際政策中,政府曾長時間凍結門檻,也曾在政治壓力下大幅提高門檻。結果是同一制度名稱下,不同世代借款人的實際負擔可能出現明顯差異。若把學生貸款視為一種畢業生稅,門檻理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隨通脹調整,而不是由政府隨時改動。

英國學生貸款制度亦包含多個不同計劃。Plan 1 適用於 2012 年前在英格蘭或威爾斯入學的學生,其利率較低。Plan 3 適用於研究生貸款,包括碩士與博士課程。Plan 4 則適用於蘇格蘭學生,其結構與 Plan 1 相似,但還款門檻較高。

2023 年後入學的英格蘭學生則適用新的 Plan 5 制度。新制度降低了還款門檻並把還款年期延長至 40 年,同時把利率固定為通脹水平,即零售價格指數,而不再附加額外利率。

理解英國學生貸款制度的關鍵,不在於貸款總額,而在於還款規則。它表面上是貸款,實際更像一種有上限的畢業生稅。問題或許不在於貸款是否還得清,而在於這種制度能否保持長期穩定,而不是隨政治需要不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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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低工資達香港三倍,你知道這是故意的嗎?

英國的最低工資遠高於香港,但更重要的是,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一項刻意設計的政策。由2026年4月1日起,英國21歲或以上的全國生活工資為每小時12.71英鎊。按近期匯率折算,大約是132港元一小時。相比之下,香港現行法定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2.1港元,即使按照將於2026年5月生效的43.1港元計算,英國的最低工資仍然大約是香港的3倍。差距背後不只是生活成本,而是政策理念的不同。

香港的最低工資較像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政府調整時通常以「不影響就業」為前提,因此增幅相對克制。英國則把最低工資視為勞動市場政策的一部分,用來改變整個低薪結構。英國制度的核心,是由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每年向政府提出建議。這個機構由政府、僱主與工會代表組成,負責評估經濟與就業情況,再建議新的最低工資水平,而政府通常會接受其建議。

近年英國最低工資政策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把最低工資鎖定在薪酬中位數的某個比例附近。2020年時英國政府已把全國生活工資提升至中位數的60%,其後政策方向是維持在約三分之二,即大約65%至66%的水平。這意味最低工資並不是單純隨通脹調整,而是刻意貼近整體工資分布。只要社會整體工資上升,最低工資便會隨之提高。政策目標很清楚:把低薪職位往上推,而不是只保障最底層收入。

這樣的設計確實帶來一些效果。當最低工資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自然上升,低收入與中位收入之間的差距縮小,整體收入不平等亦會下降。英國過去十多年最低工資持續上升,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長普遍快於整體平均水平。另一個重要效果,是減少「在職貧窮」。若企業支付的工資過低,政府往往需要透過福利補貼填補生活成本。提高最低工資,某程度上是把這部分成本重新轉回市場,由僱主承擔。

然而,高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副作用。當最低工資愈來愈接近整體薪酬水平,企業內部不同職級之間的工資差距便會收窄。對企業而言,這會壓縮薪酬結構;對員工而言,也可能削弱向上晉升的經濟誘因。如果初級職位的工資已經接近更高級職位,部分員工未必願意承擔更大責任去換取有限的加薪。這種「壓縮薪酬階梯」的現象已在部分服務業與零售業出現。

另一個長期爭議,是最低工資會否影響就業。英國財政研究所(IFS)指出,過去多次提高最低工資後,整體就業並沒有出現明顯下跌。很多企業會透過提高效率、微調價格或壓縮利潤來吸收成本。不過研究亦提醒,這並不代表最低工資可以無限提高。當最低工資佔整體薪酬比例愈來愈高,企業調整空間會逐漸減少,就業風險亦會上升。問題從來不是會不會影響就業,而是高到哪個水平才開始出現問題。

年輕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一環。英國一直為不同年齡設定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原因是年輕人的平均技能與生產力較低,如果使用同一個門檻,僱主可能會減少招聘入門職位。工黨政府原本提出逐步把全國生活工資擴展至更年輕群體,但最近態度變得較為審慎,正是因為擔心在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過高的青年最低工資可能會令企業減少聘用年輕人。

現有研究並沒有一致結論顯示最低工資已明顯打擊青年就業,但部分研究指出,企業可能會以其他方式調整,例如減少工時、提高招聘門檻,或縮減培訓與學徒職位。這些變化未必立即反映在失業率上,但會影響年輕人踏入職場的機會。低薪委員會在最近的建議中亦提醒,青年工資政策需要更加謹慎,以免過快上調而削弱入門職位。

最低工資表面上只是一個數字,但實際上反映一種社會選擇。英國選擇把底線推得更高,以減少低薪與收入不平等,同時希望企業透過提高生產力來承擔成本。香港則更傾向維持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避免對就業造成過大衝擊。最低工資可以拉高底線,但底線愈高,企業與勞工都要重新適應新的結構。問題從來不只是工資多少,而是社會願意承受多少調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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