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7日，英國不會選出新首相，也不會直接改變西敏寺下議院組成。這一日的選舉，主要是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威爾斯議會（Senedd Cymru）、英格蘭地方議會和部分地方直選市長選舉。蘇格蘭議會常被英國媒體稱為 Holyrood，因為議會大樓位於愛丁堡 Holyrood 一帶；Holyrood 不是另一個機構，而是 Scottish Parliament 的常用代稱。這些選舉表面是地方和地區層面的投票，實際上會測試各黨在英國不同制度下，把選票轉化為權力的能力。
蘇格蘭議會選舉採用附加議員制（Additional Member System）。選民有2票，一票投選區候選人，一票投地區政黨名單。議會共有129席，其中73席來自單議席選區，採用「領先者當選制」（First Past the Post，FPTP），即票數最多者勝出，不需要過半數。另有56席來自8個地區，每區7席，按政黨名單和 D’Hondt 公式分配。這套制度的重點，是用地區名單票修正選區票造成的偏差。它保留地方代表，也避免一個政黨只因在多個選區窄勝，便取得過度膨脹的議席優勢。
威爾斯在2026年改用新的 Senedd 制度。議席由60席增至96席，選民只有1票，投給政黨名單或獨立候選人。全威爾斯分成16個大型選區，每區選出6名議員，按 D’Hondt 公式分配。這是封閉名單比例代表制，選民選的是政黨，不是個別候選人；誰能當選，取決於政黨事前排列的名單次序。好處是議席分布較接近得票比例，弱點是選民對個別候選人的直接控制減少，政黨中央對名單排序的權力增加。
比例代表制也不是沒有門檻。Senedd 每區只有6席，因此即使某黨有若干得票，也可能完全沒有議席。一般來說，6席選區的實際門檻大約在10％至14％之間，視乎各黨得票分布而變。若小黨在某區只有5％或8％，多數仍然無法取得最後一席。換言之，Senedd 新制度比領先者當選制更比例化，但不是純比例；選區規模越小，比例代表的修正能力越有限。這正是制度取捨：它減少票席扭曲，卻把部分權力轉移到政黨名單和有效門檻之中。
英格蘭地方選舉則較接近傳統地方政治。2026年將有超過4,850個地方議員席位改選，涉及134個現有地方政府，另有 Surrey 兩個新單一制地方政府的影子選舉。所謂影子選舉（shadow election），不是模擬投票，而是先選出即將成立的新 council 議員。這些議員會在新地方政府正式接管服務前，先處理預算、行政架構和權力交接。英格蘭地方選舉還包括倫敦32個 borough、部分 county council、unitary authority、metropolitan district 和 district council，以及6個地方直選市長選舉。這些市長是地方政府市長，不是倫敦市長或大曼徹斯特市長那類大型都會市長。
英格蘭地方議員大多採用領先者當選制。在單議席地方選舉分區（ward），得票最高者勝出；在多議席 ward，選民可按席位數投多於1票，得票最高的數名候選人當選。地方直選市長同樣採用領先者當選制，最高票者勝出。這套制度簡單、點票快、結果清楚，但代價是得票率和議席率可以嚴重脫節。一個政黨得票分散，可能有不少支持者卻很少議席；另一個政黨只要在多個地方窄勝，便可取得大量權力。
這正是策略投票在領先者當選制下變得重要的原因。制度不問誰獲得過半支持，只問誰排第一。若4名候選人分別取得32％、29％、24％和15％，32％那位便勝出，即使68％選民投了其他人。制度不會轉移第二選擇，不會整合相近立場，也不會補償落敗票。選民若最支持的小黨沒有勝算，卻最不想見到某大黨候選人勝出，便可能改投最有機會阻止他的另一名候選人。這不是選民沒有原則，而是制度迫使選民在表達偏好和影響結果之間取捨。
但2026年的策略投票會更困難。地方選舉很少有可靠到 ward 層面的民調，全國民調又不能直接套入某個 borough、town 或地方選舉分區。地方候選人的知名度、社區議題、獨立候選人、低投票率和政黨地面組織，都可能改變前兩名排序。選民知道自己想阻止誰，卻未必知道誰最有能力阻止他。領先者當選制要求選民像戰術家一樣計算，卻不提供足夠資訊，這就是制度的荒謬。
5月7日的選舉值得留意，不只是因為哪一黨多贏幾席，而是因為它同時展示英國幾種民主機器。蘇格蘭用混合制度在地方代表和比例修正之間折衷；威爾斯用封閉名單比例代表制換取更高比例性；英格蘭地方選舉仍主要依靠領先者當選制，把多黨政治壓縮成一場場地方淘汰賽。選舉表面是民意表達，深層卻是制度把民意加工成權力。不同制度不只是改變結果，也改變選民如何思考、政黨如何部署，以及少數票如何變成多數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