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海水上升，先要講清海圖基準（Chart Datum, CD）。它是一個極低的潮位基準，設定在比一般最低潮更低的位置，大部分時間海水高度都在此基準之上。香港在無風暴時，鰂魚涌的天文最高潮約為 2.75 米；水位一到 3 米，沿岸便開始受浸；升到 4 米，更會造成嚴重破壞。然而維港沿岸大部分地方的設計高度只約 4 米，本身已貼着風險底線。
歷史兩次重大紀錄——1962 年溫黛與 2018 年山竹——都把維港水位推至接近 4 米，足以令城市大片地區癱瘓。更值得警覺的是，兩次香港其實都僥倖避過最差組合：增水並未撞上天文最高潮。以山竹為例，其增水約 2.35 米，若疊加在 2.75 米的大潮上，水位便可達約 5.1 米，遠超現有防線。更何況，溫黛與山竹皆非最強烈的超強颱風；若更強的風暴正面吹襲，或在香港以南數十公里掠過，再遇上大潮，水位只會推得更高。這些「差那一點」的幸運，不會次次重複。
再往前看，1874 年風災曾把維港水位推至接近 5 米，是香港自然極限的清晰示範。海平面正逐步上升，而高水位事件亦愈來愈頻密；在海平面上升約 1.4 米的情景下，約 4.7 米 的極端水位甚至會成為十年一遇。對一個 3 米開始受浸、4 米已重傷的城市而言，這意味極端事件正從偶然變成周期性威脅。
面對這樣的前景，香港終必須選擇如何構建防線。最直接的做法，是把沿岸海堤普遍加高至 6 米級，但代價驚人，也會把海濱變成混凝土高牆，破壞景觀與公共空間。另一個選項，是在維港外圍築三道大型海堤——東壩連接佛堂澳至歌連臣角、南壩連接摩星嶺至愉景灣、西壩連接機場至青山角——把整個維港封成半封閉內海。此類港口大壩雖然極端昂貴，但能同時抵禦風暴潮與海嘯，是最徹底的硬防禦。至於航道，可在海壩上預留大型開口讓巨型船舶進出，或是把貨櫃碼頭與郵輪碼頭遷往維港外，以換取完整防線。
然而，討論任何方案之前，當局應評估風暴潮或海嘯致水位升至 6 米的傷亡和經濟損失，讓社會看清香港在最壞情境下會失去哪一片市區、癱瘓多少基建，又需付出多少代價。沒有這份底線認知，公眾無從討論甚麼才是合理的防洪標準。
最後，氣候變化仍是根本挑戰。香港固然要為極端情境做好準備，但更重要的是減少排放，把全球海平面上升壓到最低。若要在下一次強颱風的正面衝擊中站穩腳步，城市就必須同時做好兩件事：未雨綢繆，並從源頭減緩危機。大自然的上限我們早已見識過，而城市能否承受下一次衝擊，則取決於今天是否願意踏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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