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乍看之下，「做醫生都一世還唔清學生貸款」似乎難以置信。醫生向來被視為高收入、專業穩定的行業，理應是最有能力清還學費貸款的一群。然而，《Independent》近日報道，一名英國 NHS 醫生多年依規定還款，貸款結餘卻不跌反升，至今仍維持在六位數水平。這並非誇張個案，而是現行學生貸款制度下，一個可以預期的結果。

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個人理財選擇，而在於利率設計本身。對 2012 年後入學的英格蘭學生（Plan 2），學生貸款利率長期與零售價格指數（RPI）掛鈎，並可高達 RPI＋3%。RPI 本身已屬偏高指標，計入住屋成本，通常高於 CPI。當通脹急升，利率亦被同步放大。在 2022 至 2023 年期間，RPI 一度超過 13%，理論利率可達 16% 左右；即使政府其後設下上限，實際利率仍長時間維持在 7–8% 的高位。

醫生正是最容易承受這種結構性壓力的一群。醫學課程年期長，通常五至六年起跳，再加上實習與專科培訓，借貸時間本身已較其他學科為長。利息由入學第一天開始計算，尚未畢業，本金已在複利作用下不斷膨脹。然而，醫生的收入並非一開始便處於高位。初級醫生薪酬有限，培訓期漫長，而還款只按收入超過門檻後的 9% 扣除，對一筆六位數、且利率偏高的貸款而言，減債效果十分有限。

《Independent》引述的個案顯示，該名醫生每年已償還數千英鎊，但單是利息增幅，已超過全年還款額，結果帳面欠款反而愈來愈高。這不是理財失誤，也不是個人不夠努力，而是一條簡單的數學結果：只要利率長期高於實際還款率，債務便會被永久化。

常見的反駁是，醫生隨年資增長，收入終究會上升，問題只是時間。但這種理解忽略了一點：學生貸款並非按揭。無論收入升至多高，還款比例始終被鎖定；同時，收入愈高，利率愈容易觸及 RPI＋3% 的上限。最關鍵的頭十至十五年，往往正是收入未高、通脹偏高、利息最猛烈的時期。這段時間一過，複利效果已大致決定了後續走向。

近年政府確實作出制度調整。對 2023 年後入學的學生（Plan 5），貸款利率已不再採用 RPI＋3% 的設計，而是改為大致貼近通脹；同時，官方亦計劃在 2030 年後，將 RPI 與 CPI 對齊。這意味未來學生不太可能再面對過往那種利率急速失控的情況。然而，Plan 5 同時把還款年期延長至 40 年，並擴大還款人口基礎，顯示負擔只是由「高利率」轉為「長年期回收」，制度本質並未改變。至於已屬 Plan 2 的一代，其利率結構與複利效應早已確立，實際上只能承受既成結果。

不過，制度仍然設有一個關鍵的安全閥：在規定年期屆滿後，任何尚未清還的學生貸款，最終都會被一筆勾銷。這一點十分重要，亦往往被忽略。它說明政府在制度設計之初，已預期並接受大量借款人不可能完全清還貸款，而並非將其視為違約或失敗。

從這個角度看，英國學生貸款本質上並非單純的「借錢還錢」，而是一種結合了貸款與稅項特徵的混合制度：以貸款形式記帳，以收入掛鈎方式扣款，並在年期屆滿後將餘額註銷。理解這一點，才能真正看清「愈還愈欠」並非個人問題，而是制度本身的運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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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被視為現代史上最早的民主國家，關鍵並不在於它最早引入選舉，而在於它最早、最持續地建立一套限制權力的制度。在英國，民主不是一開始就談誰可以投票，而是先處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掌權者如何被約束。

這條路的起點，通常追溯至 1215 年的大憲章（Magna Carta）。當時的約翰王因對法戰爭連番失利，國庫空虛，為籌措軍費而濫徵重稅，並任意沒收貴族財產，引發強烈反彈。最終，貴族集結兵力，在希斯路附近的倫尼米德 (Runnymede) 迫使國王簽署大憲章。這份文件並非民主宣言，保障的也只是少數人，但它首次確立一項原則：國王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民主尚未出現，但權力已開始被關進制度。

此後數百年，王權與議會反覆角力，直到 17 世紀全面爆發為英國內戰。查理一世堅持君權神授，繞過議會徵稅與施政，最終戰敗並被處決。1649 年，英國廢除君主制，成立英格蘭共和國（Commonwealth of England），一直維持到 1660 年王政復辟，前後 11 年。這段共和經驗並不穩定，權力集中於克倫威爾手中，但它留下不可逆轉的事實：君主可以被審判，主權並非天授。

真正為制度定錨的，是 1688 年的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當時的詹姆士二世因宗教政策與集權取向，失去議會與政治菁英支持。議會要員邀請荷蘭的威廉 (William of Orange) 入主英格蘭，詹姆士二世幾乎未經戰事便流亡海外。威廉與瑪麗接受王位的前提，是承認議會所通過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 1689），明確限制君主權力，保障議會的立法、徵稅與言論自由。這場幾乎沒有流血的政權轉移，確立了近代政治的核心原則：政府的合法性來自議會，而非血統。

進入 19 世紀，民主開始由政治結構走向社會層面。1832 年的改革法案（Great Reform Act）廢除了大量腐敗選區，讓新興工業城市與中產階級進入議會視野。翌年通過的廢除奴隸制度法案（Abolition of Slavery Act）在整個大英帝國範圍內終結奴隸制。這兩項改革一面承認政治代表必須反映社會現實，另一面明確否定人可以成為他人財產的法律地位，為現代公民概念奠下基礎。

在維多利亞時代，要求全民普選的群眾運動正式浮現。這場被稱為憲章運動（Chartist movement）的政治浪潮，提出六項訴求，包括成年男性普選、秘密投票、平等選區、取消議員財產資格、國會議員支薪，以及更頻繁的國會改選。這些主張在當時被視為激進，但其本質並不複雜：如果法律已承認人人自由，政治是否仍可只屬於少數人？

憲章運動當下未能成功，卻為制度改革提供了清晰藍圖。往後數十年間，除每年改選國會外，其餘訴求幾乎全部落實。到了 1918 年，英國首次賦予部分女性投票權；1928 年，男女選舉權完全平等。至此，民主才真正從限制權力走到普遍參政。

回望這條歷史軌跡，英國之所以最早成為民主國家，不是因為它最早讓人民投票，而是因為它最早建立一套能夠長期運作的制衡機制。從倫尼米德的被迫讓步，到 11 年共和的震盪，再到光榮革命確立議會主權，英國率先證明：民主是一項需要努力爭取和維護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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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是否應重返歐盟，過去多年一直被視為政治禁忌，但民意的走向正逐步削弱這條無形紅線。根據 DeltaPoll 的最新調查，若今天再次舉行公投，58% 的英國選民會支持重新加入歐盟。這個結果並非單一民調的偶然，而是與多家機構長期追蹤的趨勢一致，顯示返歐已由爭議立場，轉化為穩定多數的方向。

假設選民本身不改變立場，僅從選民結構推演，這個方向亦相當清楚。第一股力量來自人口新陳代謝。較年長、較傾向支持脫歐的一代，正按照自然規律離開選民登記冊；同時，在脫歐後成長、對跨國合作視之為常態的新世代，則不斷加入選民行列。根據現有研究推算，單靠世代更替，返歐支持度每年約自然上升 0.65 個百分點。這並非政治動員的成果，而是時間本身的作用。

第二股力量來自歸化入籍的新公民。無論是持有歐盟定居身份、日後成為英國公民的歐洲居民，還是其他長期居英、最終取得公民身分的移民，整體而言，他們對歐盟的態度普遍較英國本土平均值為正面。即使在相當保守的假設下，這股力量仍可為返歐支持度每年額外帶來約 0.1 個百分點的提升。單看影響或許有限，但方向一致，長期累積不容忽視。

把這兩個結構性因素合併，返歐支持度的「自然上升速度」約為 每年 0.75 個百分點。在這樣的節奏下，由目前約 58% 起計，返歐支持在 2028 年左右觸及六成，屬於人口與選民結構推演的直接結果；至於跨越 三分之二（約 66.7%），則大約落在 2037 年前後，屬中長期但清晰可見的時間線。

需要強調的是，以上推算刻意排除了任何外在衝擊，只描述「如果什麼都不發生，會發生什麼」。然而，現實世界並不真空運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已徹底改變歐洲對安全、能源與制度合作的理解。歐盟在制裁協調、能源政策與軍工產能上的集體行動能力反覆被展示，而英國則愈來愈常以制度外的身份出現，這種落差正逐步重塑選民對脫歐成本的認知。

日常層面的摩擦亦在不斷累積。非關稅壁壘與制度性監管分歧正持續浮現，包括碳邊境調整機制（CBAM）、原產地規則重新適用、動植物檢疫與食品安全檢查，以及工業品與醫療產品的合格評定與標準認證不再互認等。這些障礙未必出現在關稅表上，卻直接影響企業成本、投資決策與就業布局。

此外，示範效應亦正逼近現實。冰島將於明年舉行是否加入歐盟的入盟公投，若通過的話，將顯示留在歐盟之外，並非唯一可行或必然成功的選項。這類示範效應一旦出現，對英國社會的心理衝擊，往往遠大於制度細節本身。

因此，真正值得關注的，已不是返歐支持會否繼續上升，而是政治體系是否仍然選擇忽視這條結構性曲線。58% 不是終點，而是一個趨勢的現時截面。人口新陳代謝提供方向，歸化入籍提供推力，而地緣政治、非關稅壁壘與示範效應，只會把時間表拉前。問題只剩下一個：英國是否準備好，在民意完成轉變之前，先行面對這個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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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天然氣價格上升，英國社會總會出現一種直覺式反應：北海仍然有天然氣，為何不再加快開採，甚至立法規定本地生產的天然氣只能供英國使用？這種說法聽起來合理，也極具政治吸引力，但它忽略了能源市場運作的基本現實。事實上，即使英國今天全面推動北海油氣再開發，也難以對能源價格產生實質影響。

首先，時間本身就是最大的限制。北海天然氣早在二十多年前已達產量高峰，如今剩下的大多是規模較小、地質條件複雜、開採成本高昂的氣田。從發放牌照、勘探、融資到正式投產，往往需要五至十年。這意味著，新氣田無法回應當前或短期內的高能源價格問題。能源價格是即時市場結果，而油氣開採則是長周期產業，兩者並不在同一時間軸上。

更關鍵的是，即使北海產量增加，天然氣價格也未必下降。英國天然氣並非按本地生產成本定價，而是完全融入歐洲市場體系。北海天然氣一旦輸入管網，便與來自挪威、歐洲大陸以及液化天然氣混合，在同一市場按同一價格交易。天然氣本身沒有「國籍」，也無法被標示為「英國製造」。因此，增加本地供應並不等於改變價格機制。

有人因此主張，政府可以立法規定本地天然氣只能在國內使用。然而，這在實務上幾乎不可行。北海油氣項目涉及大量長期合約與跨國投資，強制禁售等同單方面違約，將引發巨額賠償與法律風險。更重要的是，英國天然氣系統與歐洲早已高度一體化，管道雙向流動，市場即時平衡供需。即使法律上作出規定，也難以在物理與市場層面真正「攔住」天然氣流向。唯一可行的方式是全面價格管制，但其結果只會是投資撤離、供應收縮，歷史早已有過明確教訓。

所謂「能源自主」，因此往往只是政治口號。英國的能源問題，從來不是是否有天然氣，而是是否暴露於高度波動的價格之下。只要天然氣仍然是國際商品，只要價格仍然與歐洲市場掛鈎，來源由進口轉為本地，對家庭帳單的影響都十分有限。把進口天然氣換成本地天然氣，並不會自動變成平價能源。

此外，氣候政策亦構成結構性約束。英國已立法承諾在未來數十年大幅減少化石燃料使用，而新油氣項目意味著長期資本投入與基建鎖定，與減排路徑形成衝突。當需求逐步下降，新項目便有可能成為擱置資產，最終由公共財政承擔風險。這並非通往廉價能源之路，而是延後問題的做法。

相較之下，真正能令能源長期變得便宜的方向早已清楚。關鍵在於降低對天然氣的依賴。加強房屋保暖可即時減少用氣需求；風電與太陽能一旦建成，邊際發電成本接近零；儲能與電網投資則有助平抑價格波動。這些措施不是理想化構想，而是已被多國驗證的成本控制工具。

總結而言，再開發北海油田並非毫無作用，但它無法解決英國能源昂貴的核心問題。價格不由本地決定，時間無法配合，氣候風險只會加重。將希望寄託於「多鑽幾口井」，只是以簡單口號包裝結構性困局。若目標是真正便宜而穩定的能源，答案只能是逐步擺脫對天然氣的依賴，而不是延長它的使用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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