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看不見的超級工程:為何倫敦花£45億建地下水道?

倫敦泰晤士河河底,有一條長達25公里的隧道。大部分人看不見它,但這條隧道每年攔截大量原本會流入河中的污水。這條名為Tideway Tunnel的工程,全長約25公里,直徑約7米,沿着泰晤士河河床下方延伸,由西倫敦Acton一直通往東倫敦Abbey Mills,再把污水送往Beckton污水處理廠。整個工程耗資約45億英鎊,被稱為倫敦的「超級下水道」。

要理解為何需要這條隧道,必須先理解倫敦原有的排污系統。今日倫敦的主要下水道,大多建於19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由工程師Joseph Bazalgette設計。當時倫敦經歷多次霍亂爆發,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氣味與衛生問題嚴重。Bazalgette建立了一套龐大的地下排污系統,把城市污水集中輸送到下游處理。這套系統是為當時人口約300萬的倫敦而設計。

今天的大倫敦人口已經超過900萬,城市規模遠遠超出原本的設計容量。更重要的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排水系統採用「合流制」。在這種設計中,雨水與生活污水共用同一套管道輸送。平常天氣下,家庭與商業產生的污水會經由下水道輸送到污水處理廠,例如東倫敦的Beckton,經處理後才排回河流。

問題出現在暴雨時。當大量雨水在短時間內湧入下水道,水量可能在短時間內增加數十倍。如果所有水都被迫送往污水處理廠,整個系統可能被壓垮,甚至出現污水倒灌街道或住宅的情況。因此在合流制系統中,沿河設置了多個溢流口。一旦水位過高,部分混合水便會直接排入泰晤士河。這種設計被稱為Combined Sewer Overflow。

這個機制在19世紀是一種合理的安全設計,但在今天人口與城市面積大幅增加的倫敦,溢流情況變得愈來愈頻繁。在建造Tideway之前,泰晤士河沿岸共有數十個溢流排口,每當出現大雨,混合污水便會排入河中。在某些年份,數以千萬噸計的未經處理污水會因此流入泰晤士河。

Tideway Tunnel的工程邏輯其實可以簡單理解為三個步驟:截流、儲存、再處理。沿河多個原本直接通往河流的溢流排口,現在會被引入新的地下系統。當暴雨令原有下水道達到容量上限時,混合污水不再排入泰晤士河,而是被導入Tideway隧道。

這條隧道本身同時是一個巨大的儲存空間。整個系統的容量約160萬立方米,相當於大約640個奧運標準泳池。暴雨期間,污水會暫時儲存在隧道中。當降雨結束、污水處理廠恢復處理能力後,系統再把隧道中的污水慢慢輸送到Beckton處理。

隧道設計亦利用了地形與重力。整條隧道由西向東逐漸下降,西倫敦的深度約30米,而東倫敦部分地段可達60米以上,使污水可以自然流向下游,最後再由泵站提升到污水處理廠。

工程於2016年正式動工,2018年開始使用大型隧道鑽掘機挖掘,2022年完成主要隧道工程。之後進入連接與測試階段,並於2025年2月完成整個系統連接並投入運作,同年5月7日由英王查理斯三世主持官方啟用儀式。

工程完成後,系統可把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溢流量減少約95%。對一條曾在1950年代被形容為「生態上已死亡」的河流而言,這是改善水質的重要一步。

這條隧道不會成為地標,也不會吸引遊客。對大多數倫敦人而言,它將永遠看不見。但城市真正依賴的基建,往往正是這些隱形工程。Tideway Tunnel藏在地下,人們看不見它的存在,但河水的改變卻會慢慢被感受到。當泰晤士河的水質持續改善,無論是河岸居民、散步的市民,還是來到倫敦的遊客,都會在不知不覺中享受到這條地下隧道帶來的成果。

圖片來源:
Ted Ahlberg / Flickr(Creative Commons 授權)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經 Wikimedia Commons 發布(CSO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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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住在「國王之城」嗎?香港人為何聚居 Kingston upon Thames

不少香港人搬到倫敦西南的泰晤士河畔京士頓生活,卻未必知道這個地方的名字本身就帶着歷史。Kingston 其實源自 King’s Town,意思是「國王之城」。在盎格魯撒克遜時代,多位英格蘭國王曾在此加冕。市中心至今仍保存一塊名為 Coronation Stone 的石頭,象徵當年王權儀式的所在地。今日的京士頓是一個繁忙的倫敦市鎮,但名字仍提醒人們,這裡曾是英格蘭王權的象徵之地。

近年,這座古鎮迎來另一批新居民。自2021年英國推出英國國民(海外)簽證後,大批香港家庭移居英國,而京士頓逐漸成為其中一個較受歡迎的落腳地。地方議會亦承認區內已有不斷擴大的香港社群。這種聚居現象並非偶然,而是多種現實條件疊加的結果。

教育往往是最直接的原因。許多香港家庭移居英國時都帶着子女,因此學校質素往往成為首要考慮。京士頓區內有多間成績優秀的中學,其中 Tiffin School 與 Tiffin Girls’ School 長年被視為英國頂尖的 grammar school。對熟悉香港考試文化的家庭而言,這類學校的吸引力十分明顯。當教育資源集中在某一地區時,移民家庭往往會向同一地方聚集。

交通與地理位置亦是重要因素。京士頓位於倫敦西南,火車可直達 Waterloo,通勤時間約半小時。對需要在倫敦工作的人來說,這樣的距離既保留就業機會,又避開市中心高昂的房價。整個西南倫敦其實形成一個成熟的住宅帶,附近有 Richmond、Wimbledon 與 Surbiton 等傳統住宅區,生活設施與公共服務相對完善。

生活環境則為這個地方增添另一層吸引力。泰晤士河穿過京士頓市中心,河岸兩旁是餐廳、咖啡店與步道。對許多從高密度城市來的香港人而言,這種既有城市便利又有開闊空間的生活方式頗具吸引力。附近的 Richmond Park 與 Bushy Park 是倫敦最大的皇家公園之一,公園內常見野鹿出沒。城市與自然之間的距離,在這裡顯得格外接近。

京士頓周邊的歷史文化亦為生活增添層次。距離市中心不遠的 Hampton Court Palace,是都鐸王朝時期的王宮,與亨利八世的統治密切相關。許多居民會沿着泰晤士河騎單車或散步前往。城市日常與歷史景觀在這裡自然交織,使生活空間帶有一種難以複製的地方氣質。

未來交通規劃亦為這個地區增添想像空間。倫敦提出的 Crossrail 2 計劃,將在西南倫敦接入現有鐵路網,並以高頻跨城鐵路形式連接市中心。按照規劃,Kingston 將納入這條路線的服務範圍。若計劃有一天落實,西南倫敦與倫敦核心區之間的通勤能力將顯著提升,整個區域的交通地位亦可能隨之提高。

然而,任何移民聚居地的形成,最終仍離不開社群效應。當第一批香港家庭落腳後,新的移民往往會跟隨熟悉的資訊與人際網絡。社交媒體群組、教會與社區組織,使資訊在移民社群之間迅速流動。於是,一個原本只是地圖上的城鎮,逐漸變成社群認知中的「港人地區」。

移民地圖往往就是這樣形成的。一開始是少數人的選擇,之後便逐漸變成一條看不見的路。京士頓曾因國王加冕而得名,如今又因新的居民而有了新的故事。當人們在這座城市生活時,也許未必會想起那塊象徵王權的石頭,但城市的名字仍在提醒人們:這裡曾是國王之城,而歷史仍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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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能源的宿命:為何化石燃料難以自給自足

歐洲能源問題的核心矛盾其實很簡單:需求龐大,但地下資源有限。這不是短期政策選擇,也不是市場波動,而更像一種地質條件所決定的宿命。與中東或西伯利亞相比,歐洲本身幾乎沒有能長期支撐經濟體系的大型油氣盆地。

石油與天然氣的分布從來不是平均的。全球最大的油氣資源集中在少數地區,例如波斯灣與西西伯利亞。這些地方在遠古時期曾被廣闊而穩定的淺海覆蓋,大量浮游生物沉積形成厚厚的有機岩層,再經長期埋藏轉化為油氣。更重要的是,地層構造形成巨大的儲集構造,使油氣能在地下累積成規模龐大的油田。

歐洲的地質條件卻完全不同。大部分歐洲位於古老的大陸地殼之上,沉積盆地較小,而且在漫長地質歷史中經歷過多次構造運動。這些運動往往把可能形成的大型油氣儲層打碎,形成許多零散的小油氣田。換言之,歐洲並不是沒有油氣,而是很難形成巨型油氣田。

北海是歐洲唯一接近世界級油氣區的例外。這個盆地在大西洋開裂時形成,沉積了富含有機物的岩層,再加上良好的砂岩儲層,使英國與挪威在二十世紀後期成為重要產油區。然而北海油氣田規模仍遠小於中東巨型油田,而且多數位於海上,開採成本較高。

更重要的是,北海已經進入成熟期。英國北海產量早在二十一世紀初達到高峰,其後持續下降。挪威仍然保持一定產量,但新發現油田規模愈來愈小。即使把挪威視為歐洲能源體系的一部分,整個歐洲的石油產量仍遠遠低於需求。

天然氣的情況稍為好一些,但同樣存在結構限制。荷蘭的格羅寧根氣田曾是歐洲最大的天然氣來源之一,但因地震問題已逐步關閉。挪威海與巴倫支海仍有氣田,但規模不足以取代整個歐洲的進口需求。即使在俄羅斯供氣減少之後,歐洲仍需大量進口液化天然氣。

這個結構性的差距意味着一件事:歐洲不可能透過增加化石燃料開採來實現能源自給。即使重新開發所有潛在油氣盆地,最多也只是稍微減少進口比例,而不可能改變整體格局。

正因如此,歐洲近年大力發展風能與太陽能,同時保留核能並探索地熱等本地能源。與石油不同,這些能源的分布較為均勻,不需要依賴少數資源豐富的地區。當能源來源逐漸由地下油氣轉向本地電力,能源安全也不再完全取決於遠方的油氣產地。

從這個角度看,歐洲的能源轉型並不只是氣候政策,而是一種順應現實的選擇。當地質條件已經劃下界線,唯一能改變的就只有能源結構。對歐洲而言,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正是擺脫這種能源宿命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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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禁止工作到徵用酒店:英國庇護制度的「自我實現」困局

今日英國庇護制度的矛盾,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政策愈收緊,問題卻愈難處理。

事情要從 2002 年說起。當時貝理雅政府在政治壓力下取消了尋求庇護者在等待審批期間工作的權利。此前,如果申請超過六個月仍未有決定,尋求庇護者可以合法工作。政策改變後,他們基本上只能依賴政府提供住宿與生活費。

這個決定原本是為了減少政治爭議。政府希望避免被指吸引移民,也希望化解「搶走本地工作」的輿論壓力。但長遠效果卻截然不同。一旦尋求庇護者被禁止工作,他們在整個審批期間都必須依賴政府。只要審批速度一慢,住宿需求就會迅速累積。

在早年,英國主要依靠「分散住宿」制度安置尋求庇護者。所謂分散住宿,是指政府透過承包商在全國不同城市租用住宅,把尋求庇護者分散安置在普通社區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大型難民營。然而當全球衝突增加、申請數字上升,而審批速度又下降時,制度弱點開始顯現。當分散住宿不足時,政府只能尋找臨時方案。酒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被大量使用,並逐漸成為主要安置方式。

限制政策也帶來另一個副作用。當尋求庇護者被禁止工作、長期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宿中,社會很容易把他們視為負擔。這種制度設計本身就容易滋生不滿與敵意。當社會情緒轉為憤怒時,政治人物往往再以更強硬的政策回應。於是形成一個循環:限制愈多,怨氣愈大;怨氣愈大,政策再收緊。

脫歐正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發生。英國離開歐盟後,也退出了「都柏林規則」。這套制度原本規定,庇護申請應由尋求庇護者首次進入的歐洲國家處理,因此英國可以把部分人送回歐洲大陸,同時亦能透過歐洲指紋資料庫查核他們是否曾在其他國家提出申請。脫歐後,英國失去了這些機制,不但更難把人送回歐洲,也更難確認他們在歐洲其他國家的紀錄。經英倫海峽的小艇偷渡如今成為政治焦點,但在脫歐之前這條路線其實幾乎不存在。制度改變後,跨海偷渡逐漸增加,並迅速成為媒體與政治辯論的象徵。

制度的壓力在近年進一步惡化。保守黨政府在執政後期曾刻意放慢庇護申請的審批速度,理由是希望減少所謂的「吸引力」。政策假設是,如果尋求庇護者知道制度困難、等待漫長,便會減少來英國。然而實際效果卻是案件迅速積壓。等待時間愈長,需要住宿的人愈多,政府支出也隨之增加。原本試圖用嚴格政策達到阻嚇效果,結果反而令系統更昂貴、更難管理。

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保守黨政府提出另一種阻嚇方式。盧旺達方案的核心,是把部分尋求庇護者送往盧旺達處理申請,希望藉此阻嚇偷渡。政府已向盧旺達支付數億英鎊,但整個計劃原本只能處理數百人,與每年數以萬計的申請相比幾乎無關痛癢。更重要的是,盧旺達是一個獨裁國家,把庇護制度外判給這樣的政權既帶有道德風險,也可能在未來被對方利用為政治籌碼。一旦當地政權出現動盪甚至崩潰,被送往當地的人又將何去何從。最終方案在法律與政治層面都遇到重大阻力,並未真正落實。

最近現任工黨政府又提出新的措施,向部分被拒的庇護申請者提供現金,鼓勵他們自願離境。政策的計算是,與其長期支付住宿費,不如一次性付錢離境。然而在政治氣氛已經高度對立的情況下,這類措施很容易被解讀為「用納稅人的錢送走移民」,只會進一步激化社會情緒。

與英國相比,歐洲多數國家的制度走向另一條路。許多國家仍然允許尋求庇護者在三至六個月後工作,讓部分人可以自力更生。住宿方面,多數國家長期維持大型接待中心,而不是臨時酒店。歐盟亦逐步把制度標準化,例如把尋求庇護者進入勞動市場的最長等待時間縮短至六個月。

回頭看這條政策軌跡,可以發現一個共同特點。歷屆英國政府,不論政黨,都在反移民輿論壓力下作出決定。每一次政策收緊,都被視為政治上較安全的選擇。然而累積起來,這些決定往往把制度推向最昂貴、最低效的方向。

禁止工作使尋求庇護者無法自立,脫歐削弱跨國合作,放慢審批製造巨大積壓,再到盧旺達方案浪費公帑而未能解決問題。這些政策看似互不相關,其實都源於同一個政治邏輯。當制度不斷以「阻嚇」為目標設計時,結果往往反過來強化了問題本身,形成一個自我實現的困局。

如果要真正恢復制度秩序,答案或許並不複雜。歐洲許多國家的制度並非完美,但至少承認一個現實:尋求庇護者在等待期間需要工作機會,而跨國合作對於管理邊境同樣不可或缺。英國若要走出今天的困局,與其繼續尋找更嚴厲的政策,不如回頭看看鄰近國家如何處理同樣問題。長遠而言,重新回到歐洲制度與合作框架,或許才是把制度帶回理性運作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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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算式,決定數百億撥款:英國如何把錢分給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

英國每年把數千億公共開支投放到不同地區,但當涉及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時,資金如何分配,很多人其實說不清楚。外界常以為背後有一套精密制度去計算誰應得多少資源,但現實遠比想像簡單。英國用來調整這些撥款的機制,主要是一條名為巴奈特公式(Barnett formula)的計算方法。

巴奈特公式在1978年提出,名字來自當時英國財政部首席秘書祖爾.巴奈特。它誕生的背景相當務實。當英格蘭某些公共服務增加或減少開支時,中央政府需要一個方法,同步調整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的預算。巴奈特公式的作用,就是處理這個問題。它關心的是預算增加多少或減少多少,而不是整體資源應該如何分配。

公式的運作方式其實十分簡單。當英格蘭在某項由中央政府負責的公共服務增加開支,例如醫療或教育,其他三個地區便按人口比例得到相應的額外資金。如果英格蘭在某項服務增加100億英鎊,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便按人口比例獲得相應增加。由於這種調整會自動發生,因此巴奈特公式常被形容為一個自動加減器。

理解巴奈特公式,關鍵在於它只適用於開支變動部分,而不是整體預算。各地政府本來已經有一個既定的基礎預算,而這個基礎並不是由公式計算出來,而是歷史與政治談判逐步形成。如果某地一開始的人均公共開支較高,公式並不會主動把差距拉近,它只會在原有基礎上按比例增加或減少。

近年最具代表性的爭議之一,是關於高速鐵路HS2。整個工程的建設其實完全位於英格蘭境內,但英國政府把HS2歸類為英格蘭與威爾斯共同項目。理由之一,是最初規劃時曾提出HS2可讓北威爾斯往倫敦的列車透過接駁路線行駛,從而縮短行車時間。由於鐵路基建在威爾斯並未全面下放,這項分類意味著HS2的支出不會觸發威爾斯的巴奈特撥款。

威爾斯政府與不少地方政治人物因此批評,一條並不經過威爾斯的鐵路,卻被視為威爾斯項目,令威爾斯失去本應得到的額外資金。其後HS2第二階段多個部分被取消,包括原本連接伯明翰與曼徹斯特的第二期工程。隨着部分規劃被放棄,當初關於北威爾斯交通改善的說法亦變得更具爭議。

這個爭議正好說明巴奈特公式本身的限制。公式只會在某項開支被界定為英格蘭專屬支出時才啟動。如果中央政府把某項政策界定為英格蘭與威爾斯共同事項,即使實際投資集中在英格蘭,也未必會帶來額外撥款。很多時候爭議並不在於公式如何計算,而在於開支被如何分類。

把英國制度與德國相比,差異更加明顯。德國作為聯邦制國家,有一套制度化的州際財政均衡制度。德國會計算各州的稅收能力,財政能力較強的州需要向較弱的州轉移資金,聯邦政府亦會提供補助。整套制度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讓各州的財政能力接近全國平均,使公共服務水平不會因地區差異而過分懸殊。

英國則完全不同。巴奈特公式既不計算財政能力,也不追求財政均衡,它只是在既有預算基礎上分配每年的增減。因此蘇格蘭的人均公共開支長期高於英格蘭,而威爾斯與北愛爾蘭亦普遍較高。公式本身並不會主動修正這些差距。

更耐人尋味的是,巴奈特公式原本只是為了解決短期預算問題而提出的一個臨時安排,卻一直沿用至今。隨着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逐步獲得權力下放,這個簡單的機制反而成為整個財政分配制度的核心。

從表面看,巴奈特公式像是一條公式;從制度上看,它其實只是英國政治妥協的技術表現。與德國等聯邦國家的精密均衡制度相比,英國的安排顯得格外簡單。公共開支不是透過一套重新計算公平的機制決定,而是在既有結構之上逐年微調。

理解這一點,就會明白英國如何把資源分配到各個構成國。制度看似複雜,核心卻出奇簡單。一條只負責計算增減的公式,至今仍在左右數百億英鎊的公共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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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英國學生貸款還不完?其實是一種「有上限的畢業生稅」

為何不少英國學生貸款看似永遠還不完?原因不只是貸款金額龐大,而是制度本身的設計。英國的學生貸款並不像一般債務,更接近一種附加在收入上的畢業生稅,只不過這種稅設有上限。一旦本金與利息全部償還,扣款便會停止。

學生在大學期間通常可以申請兩類貸款。一種是學費貸款,用於支付大學學費,目前英格蘭本地學生的學費上限為每年 9,535 英鎊。另一種是生活費貸款,直接發放給學生,用於住宿、交通或其他生活開支,學生可以自行支配。由於生活費貸款金額並不小,三年下來不少學生的總貸款往往超過五萬英鎊。

英格蘭學生貸款制度的核心,是收入掛鈎還款。對於 2012 至 2022 年入學的學生,即 Plan 2 制度,畢業生只有在收入超過某個門檻後才需要還款。2025 年的還款門檻為年薪 27,295 英鎊,政府已宣布該門檻將於 2025 年 4 月提高至 28,470 英鎊。收入超過門檻的部分,需要按 9% 比例償還。如果收入低於門檻,則完全不需要還款。

因此還款額並不取決於欠款多少,而是取決於收入。例如若某人年薪 38,470 英鎊,在門檻提高至 28,470 英鎊後,即比門檻高出 10,000 英鎊,一年需要還款 900 英鎊,即每月約 75 英鎊。無論貸款是 40,000 還是 70,000 英鎊,當年的還款額都一樣。

Plan 2 同時設有期限。開始還款後 30 年,所有未清餘額會自動取消。英國財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指出,在這個制度下,大約只有四分之一借款人最終能完全償還貸款,其餘大多數人都會在期限屆滿時仍有餘額被註銷。

因此制度效果非常接近畢業生稅。收入越高的人繳付越多,也更可能在期限內還清貸款。一旦本金與利息全部償還,扣款便會停止。收入較低的人則可能只償還部分貸款,其餘部分最終由政府承擔。

利率制度亦採取分級機制。Plan 2 的利率以零售價格指數為基礎,再加最多 3 個百分點,但並非所有借款人都支付最高利率。學生在校期間通常適用 RPI 加 3%。畢業後利率會隨收入變化,只有收入最高的一群才會支付 RPI 加 3% 的最高利率,收入較低的利息只是 RPI。

另一個較少被注意的問題,是還款門檻並沒有固定規則。制度原本設計為隨通脹調整,但在實際政策中,政府曾長時間凍結門檻,也曾在政治壓力下大幅提高門檻。結果是同一制度名稱下,不同世代借款人的實際負擔可能出現明顯差異。若把學生貸款視為一種畢業生稅,門檻理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隨通脹調整,而不是由政府隨時改動。

英國學生貸款制度亦包含多個不同計劃。Plan 1 適用於 2012 年前在英格蘭或威爾斯入學的學生,其利率較低。Plan 3 適用於研究生貸款,包括碩士與博士課程。Plan 4 則適用於蘇格蘭學生,其結構與 Plan 1 相似,但還款門檻較高。

2023 年後入學的英格蘭學生則適用新的 Plan 5 制度。新制度降低了還款門檻並把還款年期延長至 40 年,同時把利率固定為通脹水平,即零售價格指數,而不再附加額外利率。

理解英國學生貸款制度的關鍵,不在於貸款總額,而在於還款規則。它表面上是貸款,實際更像一種有上限的畢業生稅。問題或許不在於貸款是否還得清,而在於這種制度能否保持長期穩定,而不是隨政治需要不斷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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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低工資達香港三倍,你知道這是故意的嗎?

英國的最低工資遠高於香港,但更重要的是,這並不是偶然,而是一項刻意設計的政策。由2026年4月1日起,英國21歲或以上的全國生活工資為每小時12.71英鎊。按近期匯率折算,大約是132港元一小時。相比之下,香港現行法定最低工資為每小時42.1港元,即使按照將於2026年5月生效的43.1港元計算,英國的最低工資仍然大約是香港的3倍。差距背後不只是生活成本,而是政策理念的不同。

香港的最低工資較像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政府調整時通常以「不影響就業」為前提,因此增幅相對克制。英國則把最低工資視為勞動市場政策的一部分,用來改變整個低薪結構。英國制度的核心,是由低薪委員會(Low Pay Commission)每年向政府提出建議。這個機構由政府、僱主與工會代表組成,負責評估經濟與就業情況,再建議新的最低工資水平,而政府通常會接受其建議。

近年英國最低工資政策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把最低工資鎖定在薪酬中位數的某個比例附近。2020年時英國政府已把全國生活工資提升至中位數的60%,其後政策方向是維持在約三分之二,即大約65%至66%的水平。這意味最低工資並不是單純隨通脹調整,而是刻意貼近整體工資分布。只要社會整體工資上升,最低工資便會隨之提高。政策目標很清楚:把低薪職位往上推,而不是只保障最底層收入。

這樣的設計確實帶來一些效果。當最低工資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工資自然上升,低收入與中位收入之間的差距縮小,整體收入不平等亦會下降。英國過去十多年最低工資持續上升,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長普遍快於整體平均水平。另一個重要效果,是減少「在職貧窮」。若企業支付的工資過低,政府往往需要透過福利補貼填補生活成本。提高最低工資,某程度上是把這部分成本重新轉回市場,由僱主承擔。

然而,高最低工資也會帶來副作用。當最低工資愈來愈接近整體薪酬水平,企業內部不同職級之間的工資差距便會收窄。對企業而言,這會壓縮薪酬結構;對員工而言,也可能削弱向上晉升的經濟誘因。如果初級職位的工資已經接近更高級職位,部分員工未必願意承擔更大責任去換取有限的加薪。這種「壓縮薪酬階梯」的現象已在部分服務業與零售業出現。

另一個長期爭議,是最低工資會否影響就業。英國財政研究所(IFS)指出,過去多次提高最低工資後,整體就業並沒有出現明顯下跌。很多企業會透過提高效率、微調價格或壓縮利潤來吸收成本。不過研究亦提醒,這並不代表最低工資可以無限提高。當最低工資佔整體薪酬比例愈來愈高,企業調整空間會逐漸減少,就業風險亦會上升。問題從來不是會不會影響就業,而是高到哪個水平才開始出現問題。

年輕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一環。英國一直為不同年齡設定不同最低工資水平,原因是年輕人的平均技能與生產力較低,如果使用同一個門檻,僱主可能會減少招聘入門職位。工黨政府原本提出逐步把全國生活工資擴展至更年輕群體,但最近態度變得較為審慎,正是因為擔心在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過高的青年最低工資可能會令企業減少聘用年輕人。

現有研究並沒有一致結論顯示最低工資已明顯打擊青年就業,但部分研究指出,企業可能會以其他方式調整,例如減少工時、提高招聘門檻,或縮減培訓與學徒職位。這些變化未必立即反映在失業率上,但會影響年輕人踏入職場的機會。低薪委員會在最近的建議中亦提醒,青年工資政策需要更加謹慎,以免過快上調而削弱入門職位。

最低工資表面上只是一個數字,但實際上反映一種社會選擇。英國選擇把底線推得更高,以減少低薪與收入不平等,同時希望企業透過提高生產力來承擔成本。香港則更傾向維持一條防止極端低薪的安全線,避免對就業造成過大衝擊。最低工資可以拉高底線,但底線愈高,企業與勞工都要重新適應新的結構。問題從來不只是工資多少,而是社會願意承受多少調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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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詩省率先了結冬令時間,其他加省美州會否跟隨?歐洲議而不決尚待何時?

2026 年 3 月 8 日,卑詩省將最後一次把時鐘撥快一小時,成為第一個了結冬令時間的加拿大省份。這一步雖未改變全國制度,卻打破多年觀望的局面。

按現行安排,北美地區於 2026 年 3 月 8 日開始夏令時間,11 月 1 日回復標準時間。歐洲在 3 月 29 日開始夏令時間,10 月 25 日結束。澳洲與紐西蘭同樣在 2026 年 4 月 5 日結束夏令時間,並於 9 月 27 日再度開始。換言之,2026 年全球多數已實施夏令時間的地區仍按舊制運行,卑詩的決定顯得格外突出。

歐洲方面,歐洲議會早於 2019 年表決支持終止每年兩次轉換時間,讓成員國自行選擇永久標準時間或永久夏令時間。原訂 2021 年落實,但成員國未能就最終選項達成一致,加上疫情與能源危機令議程後移,改革至今仍停留在協商階段。議會方向清楚,理事會卻難以形成共識,議而不決成為現狀。

卑詩省的理由並不複雜。研究指出,撥鐘會干擾睡眠節律,短期內增加交通事故與心血管風險。企業每年亦需調整系統與排程,增加隱性成本。固定時間被視為減少社會摩擦的一種方式。問題在於,時間從來不只是健康議題,更牽動經濟網絡。

卑詩省與華盛頓州同屬太平洋時區,溫哥華與西雅圖經濟往來頻繁。邊境城鎮更是日常生活緊密交織,社區橫跨國界,學校、商店與醫療服務互相依存。若冬季出現突然一小時差距,接送時間、營業安排與跨境通勤都可能出現混亂。時間差雖小,對邊境社區而言卻可能是實質衝擊。

多年來,加拿大各省與美國多州都處於你等我、我等你的局面。安大略省立法支持永久夏令時間,條件是鄰近州份同步。多個美國州份亦通過法案,卻須等待國會修法。結果無人願先動。如今卑詩省行先一步,會否成為北美時間改革的導火線,仍待觀察。若華盛頓州與其他西岸州份跟進,區域同步或成新常態。若無人響應,時間差將成為現實。

時間制度原為節能而設,今日卻成為政治協調的考驗。卑詩省選擇承擔先行的風險,歐洲仍在協商桌前尋找平衡。撥鐘看似小事,背後卻是制度能否在跨境整合的世界中迅速調整的問題。卑詩的決定,是孤例,還是開端,很快便有答案。

卑詩省率先了結冬令時間,其他加省美州會否跟隨?歐洲議而不決尚待何時? 閱讀全文 »

油價每一次飆升,都在提醒同一件事:我們走得還不夠快

中東戰事蔓延,布倫特原油已由約 60 美元一桶升至 76 美元,升幅逾 25%,更有分析員指若局勢惡化,有機會逼近 100 美元。天然氣價格亦顯著抽升,歐洲天然氣期貨在短時間內急升逾 30%。油與氣齊動,市場正在為供應不確定性重新定價。當風險溢價擴大,運輸成本上揚,發電成本上揚,電費帳單自然跟著上揚。

天然氣價格上漲對電力市場的衝擊尤其直接。英國與歐洲多數電力市場採邊際定價機制,最後一部啟動的發電機組決定市場電價,而這往往是燃氣機組。當氣價急升,即使風電與太陽能成本不變,批發電價仍會被推高。2022 年俄烏戰爭期間,燃氣價格飆升直接把電價推至歷史高位。今天油氣再度齊升,電價壓力幾乎是結構性的結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人把高電價歸咎於淨零與可再生能源政策,聲稱能源轉型是高電價的罪魁禍首。這種說法忽略了更根本的問題。當前價格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地緣政治與供應風險,而不是發展風電和太陽能。真正需要問的,不是轉型是否存在,而是若沒有轉型,情況會否更糟。

這就涉及反事實 (counterfactual) 的概念。反事實不是把現在跟過去簡單對照,也不是單純把本國和外國作對比。真正的反事實,是比較兩個可能的世界。一個世界是過去十多年持續發展風能與太陽能,逐步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另一個世界是我們完全沒有這些投資,電力系統更加依賴天然氣與石油。正確的問題不是「為何在發展可再生能源後油價仍會上升」,而是「如果沒有可再生能源,今天的能源帳單會否更高」。

倫敦大學學院一項研究指出,英國近年風力發電擴張實際壓低了批發電價,累計為消費者節省數十億英鎊。換言之,在天然氣價格高企時,風電發揮了緩衝作用。若沒有這些新增風電容量,英國的電力價格將更高,政府補貼開支也將更大。這正是反事實比較的具體例證。

氣候懷疑論者把今日的價格波動視為轉型之過,卻忽略轉型已在一定程度上減輕衝擊。他們的比較基準是「現在有轉型但仍有高價」,卻沒有問「如果沒有轉型,是否會更糟」。在油氣供應高度集中於威權政權主導地區的現實下,價格風險與政治風險從來不可分割。依賴這些供應,本身就是長期不穩定的來源。

能源問題本質上是風險管理問題。風與陽光屬於本地資源,不受制裁,不受封鎖,不受戰事左右。建設風電場與太陽能電站需要資本,但一旦建成,邊際成本接近零。相反,化石燃料需要持續購買,價格由全球市場與政治風險決定。這不是意識形態之爭,而是供應鏈與風險結構之爭。

當油氣價格因局勢緊張而可能再度逼近 100 美元時,真正的教訓不是放慢轉型,而是加速轉型。尤其是加速發展本地生產的可再生能源,降低對主要由威權政權控制的化石燃料依賴。若理解反事實,我們便會明白,今日的高價不是轉型造成,而是過度依賴化石燃料所致。未來的能源安全與價格穩定,取決於我們是否願意更快地把重心轉向本地、清潔、可控的能源來源,而不是繼續把經濟命脈押在不穩定的地緣政治棋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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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落腳米爾頓凱恩斯(Milton Keynes)的算盤:從「旺角」到米市

MK 這兩個字母,在香港人眼中先想到的是旺角。霓虹燈、行人專用區、寸金尺土。但在英國,MK 指的是米爾頓凱恩斯。有人戲稱它是英國版「旺角」,其實剛好相反。這裡不是擠迫,而是疏落;不是高樓林立,而是草地連綿。香港人從旺角走到米市,空間感本身已是一種轉換。

米爾頓凱恩斯是1967年規劃的新市鎮,被視為英國最後一個大型新市鎮項目。城市人口約29萬,整體設計從零開始,講求現代交通與生活功能。對來自高密度城市的家庭而言,這種有規劃、有秩序的新城,比古老街區更容易適應。沒有歷史包袱,也少了階層固化的壓力。

地理位置是核心優勢。由米市乘搭火車前往倫敦約30至40分鐘,通勤可行,同時北接伯明翰,東鄰劍橋,西通牛津,實際上處於倫敦、劍橋與牛津之間的樞紐地帶。對在倫敦工作的家庭來說,這是一種成本與距離的平衡。對科技與專業人士而言,鄰近兩大學術重鎮,意味著更多就業與合作機會。

早期持BNO簽證移英的港人,在倫敦周邊尋找較可負擔的地區,米市因房價相對溫和、住宅面積較大而成為選項。當第一批家庭落戶後,教會、補習社、港式餐廳逐步出現,熟人網絡開始運作。移民的流向往往由社群帶動。一旦有人在先,後來者便少一分不安。

城市設計更是分水嶺。米市採棋盤式道路網格,主幹道交匯多為大型迴旋處,市內迴旋處數以百計,交通流暢。這是一座為汽車而設的城市。對不少家庭而言,有車位、有花園,比地鐵出口更重要。同時市內設有完善的紅色單車徑系統,行人與單車可避開主幹道安全通行。生活節奏因此拉開距離。

生活配套並不單調。大型購物中心、室內滑雪場、劇院、公園與湖泊齊備。威倫湖等綠地提供戶外活動空間。教育方面,多間公立學校評級不俗,成為帶子女移居家庭的重要考量。若以倫敦相近預算比較,米市往往可換取更大空間與更穩定環境。

城市亦有歷史厚度。轄區內的布萊奇利園(Bletchley Park)在二戰期間是英國密碼破解中心,圖靈等科學家在此工作,對戰局產生關鍵影響。今日成為博物館與歷史景點,使這座年輕城市多一層文化背景。

更重要的是未來布局。英國近年推動「牛津—劍橋創新弧」,希望把牛津、劍橋及其間城鎮連成科研與高科技產業走廊。米市正位於其中節點。東西鐵路項目分階段推進,目標連接牛津、米市與劍橋,改善橫向交通。若計劃落實,區內流動性與產業吸引力將進一步提升。對已置業或準備置業的家庭而言,這既是生活選擇,也是長期配置。

從香港的旺角到英國的米市,字母相同,風景不同。前者是密度的極限,後者是空間的延伸。對不少香港人來說,這種轉換不是逃避,而是重新安排生活的尺度。選擇米爾頓凱恩斯,說到底,是在成本、距離、社群與未來之間,找到一個可接受的平衡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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