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A Decade of Patching, and the Holes Keep Growing: The Real Reason Britain's Roads Are Falling Apart

填了十年的洞,愈填愈多:英國爛路的真正病根

英國的路有多爛?根據瀝青工業聯盟(Asphalt Industry Alliance)每年發布的地方道路維修狀況調查,過去十年間,英格蘭和威爾斯平均每18秒就有一個坑洞被填補——不分晝夜,每天如此,整整十年。結果呢?路況沒有改善,維修積壓反而從十年前的數十億英鎊,膨脹至今日接近190億英鎊。換句話說,花了這麼多錢、填了這麼多洞,英國的道路只是從爛,變成了更爛。

坑洞的形成有其自然原因。英國氣候潮濕,冬季氣溫在冰點上下反覆,水滲入路面裂縫,結冰膨脹,融化收縮,路面就在這個循環中逐漸崩解。大量建於二十世紀中葉的道路,路基從未為今日的車流量和重型車輛而設計,老化是遲早的事。但天氣和歲月只是背景,不是答案。把一切歸咎於氣候,不過是推卸責任的藉口。真正的問題,是錢的性質,不只是錢的多少。

在英格蘭,高速公路和主要幹道由中央政府負責,其餘佔全國道路總長度99%的地方道路,則交由各地方議會管理。這99%的道路,承載了全國約三分之二的行車里程——絕大多數人每天上班、接送子女、去超市買菜所走的路,維修責任全部壓在地方議會身上。地方議會的錢主要靠中央撥款,而正是這筆錢的結構,埋下了整個問題的根源。

道路維修本質上是一項經常性開支(recurrent expenditure)。路面每隔若干年就需要重鋪,不是因為哪裏出了問題,而是因為路面材料有其壽命。瀝青工業聯盟的建議是每10至20年重鋪一次,但調查顯示,英國地方道路的實際平均重鋪周期已長達93年。這意味著大量道路根本沒有被「維護」,只是在反覆修補,直到徹底失修為止。

為何如此?因為多年來,政府一再以資本撥款(capital funding)來回應一個本質上是經常預算(revenue budget)的問題。資本撥款是一次性的項目撥款,適合興建新基礎設施;但道路維修需要的是穩定、持續、年復一年的經常資金,才能維持系統性的重鋪周期。兩者的邏輯根本不同。一筆資本撥款可以今年翻新某條街道,但明年這條街道依然回到那個長期資金不足的經常維修體系,繼續惡化,繼續等下一筆從天而降的撥款。

2023年,辛偉誠(Rishi Sunak)政府宣布取消高鐵二期(HS2)項目由伯明翰至曼徹斯特的路段,並高調宣布將部份節省下來的資金用於填補全國坑洞。這個宣布在政治上很好聽,但在財政邏輯上卻是答非所問。HS2是基建項目,其資金屬於資本性質,不能轉為地方政府的經常維修預算。即使把這筆錢用來翻新一批路面,那批路面在數年後再度損壞時,地方議會依然面對同樣的困境——經常預算不足,無力維持系統性保養。資本撥款可以填洞,卻填不了制度的漏洞。

更令人沮喪的是,中央政府長年對撥款效益不聞不問。議會公共賬目委員會在2025年初的報告中直接批評交通部:每年向地方議會提供逾10億英鎊的道路維修資金,卻從未設定具體成果目標,也未曾評估這筆錢究竟換來了什麼。花錢,不問效果;路繼續爛,明年再撥款。這個循環持續多年,沒有人真正問責。

現任工黨政府承諾改變方向。2024年底宣布,2025至2026財政年度的地方道路維修撥款增至16億英鎊,並承諾自2026至2027年起的四年內提供共73億英鎊,讓地方政府可以制定較長遠的維修計劃。業界對此謹慎歡迎,但同時指出,即使承諾全數兌現,以目前接近190億英鎊的積壓規模估算,清除維修欠債仍需十年以上。路爛了幾十年,不可能幾年內還清。

英國坑洞問題的荒謬,在於它從來都不是技術問題,而是一個被刻意迴避的財政結構問題。工程師知道如何修路,也知道應該多久修一次。問題在於,制度把責任推給地方議會,卻長期以性質錯配的資本撥款代替應有的經常資金,讓地方議會在「修補還是重鋪」的兩難中年復一年地選擇前者。每一次政治宣傳意味十足的「填洞大計」,不過是把一個結構性問題包裝成政績。最終承擔代價的,是每一個駕車人士和騎單車的市民——用壞掉的輪圈和彈壞的脊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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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ll Measuring in Stones: Why Britain Never Finished Going Metric

你知道你重幾多石嗎?為何英國始終沒有全面改用公制?

在英國生活,新移民最先感到的困惑往往不是語言,而是衡量的標準。如果你在醫院檢查身體,醫護人員會記錄你的公斤數,但當你回到家與鄰居閒聊,他們會問你重多少「石」(Stone)。在超市買牛奶,標籤上標注著公升,但在酒吧裡,啤酒永遠是以「品脫」(Pint)為單位。這種看似混亂的雙軌制度,實際上是英國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試圖與歐洲接軌卻又在文化主權上不斷掙扎的產物。

英國對英制的執著並非單純因為懷舊,而是一場關於路徑依賴的社會工程。1965年,英國政府首次正式啟動公制化進程,原本預計在十年內完成轉型,以提升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並簡化與歐洲大陸的貿易。這項改革在商業領域取得了顯著進展,特別是在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後,為了符合歐盟指令,超市貨架上的預包裝商品如糖、麵粉和肉類,都全面改以公克或公斤標示。然而,這場改革在進入日常生活領域時遭遇了巨大的阻力,對於普通市民而言,公制化被貼上了「官僚主義」和「喪失民族特色」的標籤。

法律架構的矛盾進一步固化了這種現象。雖然1985年的《度量衡法》(Weights and Measures Act)規定大部分零售交易必須使用公制單位,但政府為了平息民意,保留了幾項關鍵的豁免。這導致英國形成了一種奇特的空間分割:在私營零售業中,法律強制執行公制以利貿易;但在公共基礎設施和傳統社交場合,英里和品脫卻獲得了合法的避風港。到了1990年代,隨著歐盟試圖強制統一成員國的度量衡,這場技術性的改革被提升到了地緣政治的高度,成為英國「疑歐派」對抗布魯塞爾(Brussels)權威的象徵。

與同樣堅持英制的美國相比,英國的制度呈現出一種混合式的務實。美國雖然在1970年代也曾嘗試公制化,但最終幾乎全面保留了英制,無論是超市包裝還是道路標誌。相比之下,英國的現狀是:商業貿易、科學研究、預包裝食品、汽油銷售已全面公制化;而道路速度限制、距離標示、酒吧散裝酒精飲料以及部分土地面積測量則保留英制。這種「半公制化」反映了英國作為歐洲邊緣島國,既要參與全球價值鏈,又要維持本土認同的雙重性格。

從經濟邏輯來看,徹底公制化的轉型成本極其高昂。以道路交通為例,若要將全國數以萬計的限速牌和里程標誌從英里改為公里,不僅需要龐大的財政預算,更可能在過渡期間引發交通安全隱患。相比之下,維持現狀雖然增加了換算的麻煩,卻避免了劇烈的系統性動盪。這種務實的惰性使得英國形成了年輕一代在學校學習公制、卻在開車、飲酒或衡量體重時仍不自覺回歸英制的奇特現象。

對於習慣公制的讀者來說,理解這種文化標記最直接的方式是記住其換算規律:在英制系統中,一石等於14磅,換算成公制約等於6.35公斤。以一個體重60公斤的成年人為例,若要轉換成英國人常用的說法,大約等於9.4石,英國人通常會說成「9石6磅」(9 stone 6 lbs)。這種對體重感知的單位差異,正是英國制度轉型未竟之志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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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ng Five Times a Year on £20,000: What Is Making Tax Digital Actually For?

年收入兩萬都要一年報五次稅,MTD真正目的為何?

先說你需要知道的事。

2026年4月6日起,英國稅務海關總署(HMRC)強制推行所得稅數碼化(Making Tax Digital for Income Tax,MTD)。受影響的是自僱人士與收租業主。第一批是年度總收入超過5萬英鎊的人,以2024/25年度的申報數字計算。2027年降至3萬,2028年降至2萬。門檻是毛收入,不是利潤——你賺兩萬,扣完支出可能所剩無幾,照樣要跟著走。

新制度要求你每季向HMRC提交一次收入與支出的更新,四個截止日分別是8月7日、11月7日、翌年2月7日和5月7日。年底再交一份最終申報。一年五次。遲交會累積罰款積分,四分罰款200英鎊。

合夥企業暫時不受影響。有限公司沿用公司稅制,不在此列。非英國居民若須填寫SA109居留身份附頁,可延至2027年才加入。

要合規,你必須選用HMRC認可的第三方軟件,以數碼方式記錄每一筆收入與支出,再透過軟件提交。市場上有付費的,有幾款標榜免費,但功能受限,且隨時可以改變主意開始收費。

好,現在說你應該知道的事。

HMRC本來有一套免費的官方網上申報系統。任何人只需登入,毋須訂閱任何服務,便可完成報稅。這套系統用了多年,簡單直接,對小本經營的人來說是唯一負擔得起的選擇。

政府在2025年3月的春季聲明中宣布,這套系統將不再向MTD納稅人開放。所有人一律改用第三方商業軟件。理由是什麼?沒有理由。只說市場會填補空缺。

一個送外賣的司機,年收入剛過兩萬英鎊,扣完油費、保險、電話費,未必有多少盈餘。但從2028年起,他每年要多報四次稅,要用商業軟件,要學會操作,要記著四個截止日期。他的稅款沒有變,繳稅日期沒有變,唯一變了的,是他的合規負擔和軟件訂閱費。

HMRC說MTD的目的是收窄稅務缺口,減少申報錯誤。這話只說了一半真相。

確實有人因為年底匆忙記帳而出錯。每季申報或許能減少這類無心之失。但稅務缺口的另一個主要來源是蓄意瞞報。你每季少報一次,和你每年少報一次,本質上沒有分別。數字還是你自己填的。HMRC有一套叫「Connect」的數據系統,交叉比對銀行紀錄、土地註冊數據和其他政府資料,這才是真正抓逃稅的工具。這套系統與MTD毫無關係,MTD也絲毫強化不了它。

如果每季申報比每年準確,那每月豈不是更好?每週更佳?沒有人這樣主張,因為大家都知道這說不通。那為何偏偏是每季?因為這是政府覺得勉強說得過去、納稅人又無力強烈反對的數字。

再看看其他國家怎麼做。美國自僱人士也要每季向稅局預繳估計稅款,但那是真金白銀,是實際繳稅,邏輯清楚——沒有僱主代扣,政府要提前收到錢。英國的MTD呢?每季只是報告,稅款依然在1月31日一次繳清。整個制度只是讓HMRC更早拿到數據,納稅人的現金流沒有改善,稅務負擔沒有改變,合規成本卻實實在在增加了。

HMRC不再維護免費申報系統,節省了自己的資源。軟件公司得到了一批被法律強制送上門的付費用戶,這是天上掉下來的生意。納稅人呢?多了四倍申報工作,多了一項新的固定開支,換來的是一份HMRC本可以從其他渠道獲取的數據。

英國特許稅務師公會、低收入稅務改革小組和稅務技術員協會聯署去信政府,指出部分受影響的納稅人連應繳稅款的門檻都未到,卻要強制訂閱商業軟件。政府的答覆是相信市場會有解決方案。

相信市場,是政府不願意承擔責任時最常用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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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a Delta oil drilling rig operating in the North Sea

油價破百,是時候重新考慮開發北海油田嗎?

每當油價飆升,重開北海探勘的呼聲便會再起。由於石油屬全球定價商品,英國產量對國際油價幾乎毫無影響,本土鑽探不會壓低油價。儘管如此,支持者仍提出幾項理由:新探勘可帶來稅收;北海油氣產業直接支撐著蘇格蘭東北部大量職位,相關供應鏈亦遍及全國;本土生產的石油,在開採與運輸環節的碳排放亦低於從中東以油輪進口的原油等等。

本文要問的問題更為具體:若不給予任何補貼,且要求營運商在開鑿前預繳全額廢棄保證金,新探勘在財務上是否仍然可行?

廢棄保證金的問題,並非程序細節,而是釐清誰承擔最終風險的核心機制。每口油井停產後須封堵棄置,費用約為250萬至500萬美元;計及基礎設施,平均約1000萬美元。整個英國大陸架(UKCS)的廢棄總成本估計高達560億美元。核電廠的監管要求業主預先撥備退役成本,北海理應遵從同一邏輯。若允許延後支付,公眾便承接了一個隱性負債——這與直接補貼在經濟效果上並無分別。豁免預繳保證金,本身就是一種補貼。

現有油田的單位運營成本,在2024年已達每桶約25美元,部分較難開採的油田更超過38美元。這是在基礎設施早已建成的前提下,單純維持生產所需的開支。新探勘的成本結構截然不同:在舊設施開鑽前,須先行支付勘探費用,部分探井更會一無所獲;一旦發現可開採儲量,尚需投入數千萬至逾億美元建設生產設施;加上全生命週期運營成本及全額廢棄保證金,北海剩餘儲量多屬規模較小、埋藏較深、地質條件複雜的油田,攤薄至每桶的全週期成本大致落在90至115美元之間。

業界常以78%的「暴利稅」為由,認為稅制本身阻礙了投資。然而這個說法忽略了一個關鍵:現行稅制附帶高達91%的投資免稅額,令應稅基礎大幅收窄,實際稅務負擔遠低於帳面稅率。若廢除現有的特殊稅制安排,改以普通企業利得稅(19至25%)處理石油開採,既不作任何補貼,亦不徵收重稅,新探勘的損益平衡點會落在每桶120至130美元之間,遠高於市場對未來油價的長期預期。

2026年3月,布蘭特現貨油價突破每桶110美元,表面上令部分項目接近可行。然而期貨市場的訊號截然不同:美國能源資訊局(EIA)預測布蘭特油價將於2026年第三季跌破80美元,2027年全年均價約為64美元。這輪急升源於美國對伊朗的軍事行動及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受阻,屬地緣政治衝擊,而非結構性轉變。北海新項目由勘探到投產需時5至10年,業界以每桶60至75美元作長期規劃基準。在沒有政府價格保障的情況下,銀行不會以地緣政治溢價為十年期項目融資。

由此引出一個根本矛盾:凡是主張重開北海探勘的聲音,無論以何種方式包裝,實際上都在要求某種形式的政府介入——價格下限保障、投資免稅額、或豁免廢棄保證金,每一項本質上都是補貼。一旦承認需要公共支持,我們便必須要問「這筆錢用在哪裡更有效?」。若同等資源用於加速可再生能源發展,從而減少石油的需要,所帶來的經濟及環境效益遠超北海新油田。

北海已由增長期進入收成期。善用高油價視窗調整稅制、捕捉現有生產的超額租值,比以補貼啟動無法自立的新探勘,更符合公共財政的基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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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noramic view of 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spanning the Avon Gorge, showing the full span and both towers.

碧仙桃必遊:大吊橋、岩洞與百年暗室

碧仙桃(Bristol)以港口、商貿和航運聞名於世,而在這座城市的山丘與峽谷之間,藏著兩處緊密相連的歷史地標——克利夫頓吊橋(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與克利夫頓天文台(Clifton Observatory)。兩者相距不過數分鐘步程,卻分別代表着19世紀英國工程與科學的不同面向,時至今日仍是吸引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探索的目的地。

克利夫頓吊橋橫跨埃文峽谷(Avon Gorge),連接碧仙桃的克利夫頓區與對岸的利伍茲(Leigh Woods)。大橋的設計出自工程師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魯內爾(Isambard Kingdom Brunel)之手。1829年,碧仙桃公開招標,徵求橫跨峽谷的橋樑方案,時年僅23歲的布魯內爾以帶有埃及風格塔樓的懸索橋設計勝出,並於1831年正式動工。然而,工程隨即因同年的碧仙桃暴動而中斷,其後因資金困難一再擱置。布魯內爾未能親眼見到大橋落成,便於1859年辭世。他的工程師同仁最終以完成大橋作為對他的紀念,由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和約翰·霍克肖(John Hawkshaw)修訂設計,並利用從拆卸中的倫敦漢格福德橋(Hungerford Bridge)購入的鐵鏈,於1864年正式通車。大橋至今仍為英國一級保護建築,行人及單車免費通行,汽車每次收費1英鎊。

大橋由克利夫頓吊橋信託(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Trust)以非牟利慈善機構的形式管理,日常運維費用主要由通行費支撐。博物館設於利伍茲一側,免費開放,每日上午10時至下午5時迎客,館內展出與大橋建造歷史相關的文物及圖文展板,有義工常駐講解。每逢週末及公眾假期,義工導賞隊在下午2時於克利夫頓一側的收費亭出發,免費帶領訪客遊覽大橋,行程約45至60分鐘。對歷史有濃厚興趣的訪客,可另行預約付費的「拱頂參觀」(Vaults Tour),進入橋墩底部由布魯內爾設計、封存逾百年的拱形密室,一覽這段塵封的工程秘史。

與大橋相距數分鐘步程的克利夫頓天文台,則是另一段建築改造的故事。這幢建築最初建於1766年,用作磨坊,後改作研磨鼻煙之用,因此一度被稱為「鼻煙磨坊」。1828年,藝術家威廉·韋斯特(William West)以每年5先令的低廉租金租下這幢荒廢建築,逐步將其改建為天文台,安裝了望遠鏡及各式儀器,並在塔頂設置一部暗箱(Camera Obscura)。暗箱利用頂部的凸透鏡和斜置鏡面,將外部景象實時投射至塔內一張直徑約1.5米的圓形凹面桌上,訪客可轉動手柄,360度觀賞碧仙桃的全景影像,包括吊橋、峽谷和四周丘陵。這部裝置至今仍可正常運作,是英國現存僅3部仍向公眾開放的暗箱之一。天文台內設有三層博物館,記錄了這幢建築從凱爾特鐵器時代堡壘遺址,到磨坊、藝術家工作室,再到當代地標的完整演變。

天文台還設有一處隱藏景點——巨人洞(Giant’s Cave)。這是一個嵌於埃文峽谷峭壁之中的天然石灰岩洞穴,數百年來只能從崖頂攀降或徒手爬越峭壁方可到達。1835年,韋斯特出資炸開了一條由天文台內部延伸至洞口的隧道,全長約60米,須走下約130級梯級。洞口開在峭壁半腰,距埃文河河床約76米,距崖頂約27米,在此可從一個全然不同的角度俯仰吊橋,視野壯闊。洞穴與碧仙桃當地關於巨人葛斯頓(Ghyston)、戈蘭(Goram)及阿沃娜(Avona)的民間傳說緊密相連,相傳這三位巨人曾開鑿出今日的峽谷地貌。隧道狹窄且梯級陡峭,不建議有幽閉恐懼症或行動不便的訪客前往。

計劃到訪的話,兩處景點結合遊覽建議預留3至4小時。吊橋博物館及週末導覽均免費,天文台暗箱與巨人洞合併票約5英鎊,單項約3英鎊,費用相當親民。前往克利夫頓可乘坐8號巴士至克利夫頓村(Clifton Village),或從碧仙桃市中心步行約45分鐘。吊橋一帶附近路邊停車位有限,建議盡量以公共交通前往。天文台只能步行到達,不設無障礙通道。夏季(4月至10月)開放至下午5時,冬季(11月至3月)至下午4時,晴天到訪暗箱效果最佳,陰雨天投影會較不清晰。

無論是長居碧仙桃的居民,還是專程到訪英格蘭西南部的旅客,這兩處地標都值得抽出半天細細探索。吊橋是一個關於工程野心、歷史波折與城市記憶的故事;天文台則展示了個人如何以好奇心和創造力,將一幢廢棄建築轉化為延續近兩個世紀的科學與藝術空間。兩者並肩而立,正是碧仙桃這座城市性格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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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Jobcentre Plus office on Park Place, Leeds — one of the UK government's employment and benefits service centres.

落地生根之後:港人在英國能申領哪些公共福利?

持BN(O)簽證抵英的港人,在正式取得永久居留權(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ILR)之前,簽證上附有「不得使用公共資金」(No Recourse to Public Funds,NRPF)條款。這意味着他們在英國工作、繳稅、繳交移民醫療附加費(Immigration Health Surcharge)的同時,卻無法申領絕大多數的政府福利。這種不對稱關係是英國移民制度的結構性特徵:取得ILR之前,移民是制度的貢獻者而非受益者;ILR才是真正打開福利大門的門檻。本文旨在說明各項福利的基本運作與申領條件,供有需要的讀者參考,至於是否申領,則屬個人決定。

兒童福利金(Child Benefit)是家有未成年子女的港人較常關注的福利之一。取得ILR後,只要符合居住條件,便可申領。2025/26年度的金額為每週25.60英鎊(第一名子女)及16.95英鎊(其後每名子女)。若家庭中任何一方的年收入超過60,000英鎊,須按收入比例透過稅務局退回部分福利金;若超過80,000英鎊,則須全數退回。

免費託兒服務方面,制度有所分層。英格蘭所有3至4歲兒童不論父母移民身分,均可享有每週15小時的普及免費幼兒教育,這部分與NRPF無關。取得ILR後,若父母均在工作且各自收入達到最低門檻,便可申請合共每週30小時的資助名額,對有年幼子女的家庭而言涉及相當可觀的費用節省。除免費時數外,符合資格的工作家庭亦可申請「免稅托兒計劃」(Tax-Free Childcare),政府就每名子女每年最多補貼2,000英鎊的托兒費用(即每花費8英鎊,政府補貼2英鎊),殘疾兒童的上限則提高至每年4,000英鎊。此計劃可與30小時免費名額同時使用,對托兒開支較高的雙職家庭而言有一定參考價值。

失業或低收入保障方面,英國現時的主要機制是綜合福利金(Universal Credit,UC)。取得ILR後,失業或低收入人士原則上可以申請,惟資產門檻是一個關鍵限制:家庭持有超過16,000英鎊的儲蓄或資產(英國及海外賬戶均計算在內)便完全不具申領資格。抵英時帶備相當積蓄的港人,不少在實際上未必符合條件。

對曾在英國有足夠國民保險(National Insurance)供款紀錄的人士,另有「新式求職者津貼」(New-Style Jobseeker’s Allowance)可供考慮。與UC不同,新式JSA是基於供款紀錄而非入息審查,因此資產多寡不影響申領資格。失業後可申領最長182天,現時每週金額為89.05英鎊。在英國有一定工作年資的BN(O)移民,或可符合此項條件,惟具體資格視乎個人供款紀錄而定。

議會稅寬減(Council Tax Reduction)是另一項取得ILR後可供申請的地方性支援。由各地方議會按個別情況及家庭收入審批,金額因地而異。對收入較低的家庭而言,議會稅是一項固定的重大開支,了解是否符合申請資格有其實際意義。

冬季燃料費補貼(Winter Fuel Payment)是專為達到國家退休金年齡(目前為66歲)的人士而設。2025/26年度,政府向年收入35,000英鎊以下的退休人士自動發放,金額為每年200英鎊(80歲以下)或300英鎊(80歲或以上)。不少港人採取多代同住的家庭模式,與子女共同居住的長者或會擔心這是否影響申領資格。實際上,這項補貼以個人為單位發放,與子女同住並不影響長者本人的資格。不過,若同一住所內有多名合資格人士,款項會按人分攤而非每人各得全額。

從較長遠的角度看,國家退休金(State Pension)是港人在英工作期間逐步累積的重要保障。每在英國工作並繳交國民保險供款一年,便累積一個「合資格年度」,最少需要10個合資格年度方可領取任何金額的國家退休金,而領取全額退休金(現時每週221.20英鎊)則需要35個合資格年度。對於在英國長期定居的BN(O)移民而言,國民保險供款紀錄是退休規劃中不可忽視的一環。

了解各項福利的申領條件,是規劃英國定居生活的基本功課之一。各項福利均有各自的收入審查、資產限制與申請程序,並非取得ILR後便自動到位。值得留意的是,英國政府現正就「掙得公民身分」(Earned Citizenship)的概念展開磋商,探討是否以移民在英國的貢獻與融入程度作為入籍條件的一部分。目前尚不清楚申領公共資金的紀錄會否影響日後申請入籍的資格或等待年期,相關細節有待政府公布。有意長遠在英定居並申請入籍的港人,宜持續關注政策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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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arge ground-mounted solar photovoltaic power plant in Saxony, Germany, with rows of solar panels stretching across an open landscape.

當伊朗危機推高油價,為何歐洲的電費沒有跟著漲?

2026年2月28日,美以聯軍空襲伊朗。消息傳出,全球能源市場即時震動。

霍爾木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每天有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和大量液化天然氣從這裡通過。戰事一起,油輪保險費用急升,商業船隻幾乎全面停航。3月2日,伊朗無人機擊中卡塔爾能源(QatarEnergy)在拉斯拉凡(Ras Laffan)的生產設施,令全球約19%的液化天然氣短期供應驟然中斷。歐洲天然氣基準合約荷蘭TTF期貨當日急升近50%,創下2022年俄烏戰爭以來最大單日漲幅,一度突破每兆瓦時63歐元,較衝突爆發前的32歐元幾近翻倍。布倫特原油(Brent crude)在高峰期亦接近每桶120美元。許多歐洲人看著這一切,心裡都浮現同一個念頭:2022年又來了。

然而,這一次有些不同。

德國和法國的電力現貨價格,在同一周不升反跌。這個細節,值得細想。

油氣暴漲,電費不動,甚至下跌——這不是偶然。背後有一個結構性原因。根據能源研究機構Ember的數據,2025年歐盟的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首次超越化石燃料,合計佔歐盟電力供應的30%,而五年前這一比例只有20%。德國更為顯著:2025年可再生能源已佔該國淨公共發電量的約56%。荷蘭銀行(Rabobank)估算,若非可再生能源的存在,歐洲電價目前已比實際水平高出約三分之一。相比之下,2022年危機最嚴峻時,荷蘭TTF天然氣期貨在8月曾觸及每兆瓦時311歐元的歷史高位。今次的衝擊仍大,但已不在同一個量級。

道理其實不複雜。電力市場的定價,由邊際發電廠的燃料成本決定。天然氣機組的成本,跟著氣價走;但太陽能和風能不需要進口燃料,它們的邊際成本幾乎是零。當陽光充足、風力回升,這些廉價電力大量湧入電網,自然把整體電價拉低,甚至把天然氣機組擠出定價序列。今年春天,這個效應格外明顯。彭博新能源財經(BloombergNEF)預計德國4月太陽能發電量將按年增約25%,風力發電更預計按年增長約70%。法國核電站的運作狀況亦遠比2022年穩定。電力分析師指出,自2月中旬起,德國白天已頻繁出現負電價——本來要到4月才有的現象,今年提早了近兩個月。

德國能源巨頭萊茵集團(RWE)行政總裁馬庫斯·克雷伯(Markus Krebber)說得直接:可再生能源不與進口燃料掛鈎,這就是它的穩定性所在。這句話看似平凡,其實說出了能源轉型一個常被忽略的意義——它不只是應對氣候變化,它還是地緣政治的保險。每一度來自本土陽光和風的電力,就是少一度電的價格可以被霍爾木茲海峽的局勢所左右。

當然,這份保險並不完整。

歐洲目前的天然氣儲備,令人憂慮。據布魯蓋爾研究所(Bruegel)的數據,歐洲2026年2月底的天然氣庫存僅約460億立方米,遠低於2025年同期的600億、2024年的770億。分析師預計3月底時儲氣率只有22%至27%,遠低於過去五年的平均水平約41%。夏天即將到來,歐洲要把儲氣量補回到安全水位,需要注入的氣量相當龐大,而偏偏現在的LNG市場正因伊朗危機而供應緊張。

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物理限制:太陽下山了,怎麼辦?白天,太陽能把電價壓低,甚至壓成負數;但到了傍晚,發電量驟降,電網重新依賴天然氣機組補缺,氣價的高企便立即傳導到電費上。荷蘭本月早些時候的傍晚電價,一度突破每兆瓦時400歐元,德國亦出現類似的峰值。可再生能源的保護,在時間上是不均勻的:白天是緩衝,晚上是缺口。儲能技術的規模,還遠遠不足以彌補這個缺口。

這次危機,提供了一個現實中難得的實驗機會。過去談能源轉型,論據多是氣候、碳排放、長遠責任。如今,電力市場的實時數據,說出了另一件事:一個國家的電力系統裡,有多少來自本土的陽光和風,就有多少能力抵擋遠方戰場的震盪。克雷伯說,這次危機發出的訊號,比戰爭爆發前更強烈:加速電氣化,擺脫化石燃料的進口依賴。方向清晰,但道路尚長。儲氣不足、傍晚電價暴衝、工業電費仍高——這些問題,都還沒有答案。

每前進一步,下一次地緣政治衝擊到來時,電費帳單受到的衝擊就少一分。僅此而已,但這已經是確實的進展。

當伊朗危機推高油價,為何歐洲的電費沒有跟著漲? 閱讀全文 »

HMS Queen Elizabeth and HMS Prince of Wales meet at sea for the first time on 19 May 2021, following Exercise Strike Warrior off the coast of north-west Scotland. © Crown Copyright 2021, Royal Navy. Licensed under the Open Government Licence v3.0. Source: Wikimedia Commons.

兩艘旗艦,半個艦隊:英國航母戰略的結構性困局

在當今世界,擁有航空母艦的國家屈指可數,同時擁有兩艘的更是少之又少。美國以11艘核動力超級航母遙遙領先,中國以3艘緊隨其後。在此之外,全球只有英國、意大利與印度各自維持兩艘固定翼艦載機航母的作戰能力,令英國置身於一個極為有限的戰略圈子之中。

航母的戰略意義在於其機動性與自主性:它是一座可以移動的空軍基地,不依賴他國領土或機場,能夠在遠離本土的海域持續提供空中打擊、偵察與制海能力。正因如此,航母被視為大國海軍力量的核心標誌,亦是在危機中最具靈活性的戰略工具之一。

HMS Queen Elizabeth(伊利沙伯女王號)於2017年12月正式服役,HMS Prince of Wales(威爾斯親王號)於2019年12月緊隨其後。兩艘艦艇同屬伊利沙伯女王級(Queen Elizabeth-class),各重約65,000噸,艦身長284米,是英國有史以來建造的最大型軍艦。推進系統方面,兩艦均採用綜合電力推進設計,由羅爾斯羅伊斯(Rolls-Royce)MT30燃氣渦輪機及瓦錫蘭(Wärtsilä)柴油發電機組合驅動,最高航速約25節。艦上設有兩座分離的島式上層建築,前島負責航行操控,後島負責飛行甲板管理,此設計在同類航母中頗為罕見,有效提升飛行甲板的調度效率並提供冗餘保障。飛行甲板設有滑躍式起飛坡道,適配F-35B閃電II短距起飛垂直降落戰鬥機,戰時最多可搭載36架F-35B及多架梅林(Merlin)反潛與預警直升機。無飛行聯隊時核心艦員約679人,搭載飛行聯隊後增至約1,600人。兩艦合計造價約62億英鎊,若計入整個計劃的全生命周期費用,估算超過90億英鎊。

與主要海軍強國相比,伊利沙伯女王級在規格上屬中量級。美國海軍最新的傑拉爾德·福特號(USS Gerald R. Ford)排水量達100,000噸、艦長337米,由兩座核反應爐驅動,最高速度逾30節,並配備電磁彈射系統(EMALS),能夠起降F/A-18E/F超級大黃蜂及E-2D先進鷹眼固定翼預警機。法國的戴高樂號(FS Charles de Gaulle)排水量雖僅42,000噸,但同樣採用核動力,並配備彈射器與攔截裝置(CATOBAR),能夠起降陣風M(Rafale M)戰鬥機及固定翼預警機。英國選擇滑躍起飛的STOVL設計,省卻了彈射系統的工程複雜性,但代價是艦載機種類受限,尤其無法搭載固定翼預警機,在超視距感知能力上存在明顯缺口。值得一提的是,英國政府曾於2010年計劃將其中一艘改裝為彈射起飛構型,但因改裝費用飆升至估計20億英鎊,於2012年放棄。在人員效率方面,伊利沙伯女王級卻具優勢:戴高樂號以42,000噸艦體需約1,800名海空聯合人員,而伊利沙伯女王級以更大的艦體僅需679名核心艦員,自動化設計的投入顯而易見。

英國建造兩艘而非一艘航母,有其清晰的制度邏輯。航母需要定期進塢維修,維護周期往往長達數月,單一航母無法保證持續的部署能力。兩艘航母讓皇家海軍能夠輪換排程——一艘在外執行任務,另一艘接受維護或待命——確保任何時候都有至少一艘可以立即響應。這就是所謂「連續航母打擊能力」(continuous carrier strike capability)的設計前提,亦是這項造價高昂的計劃在戰略上最核心的理據,並於2015年的《戰略防衛與安全審查》中獲得正式確認。

然而,兩艦自服役以來反覆出現的推進系統問題,使這一設計前提受到嚴峻考驗。艦艇的螺旋槳軸因尺寸過大,無法以單一整體金屬鍛造,須分三段製造再以聯軸器(shaft coupling)連接。威爾斯親王號於2022年8月出航後不足一天便發生右舷螺旋槳軸聯軸器故障,重達33噸的螺旋槳出現異常,艦艇須被拖返港口,送往巴布科克(Babcock)船廠維修,歷時整整9個月。事後調查顯示,右舷軸在建造階段已存在安裝偏差,關鍵部件安裝有誤,而這些問題在出廠前的海試階段始終未被識別。伊利沙伯女王號於2024年2月亦在出航前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右舷軸聯軸器異常,被迫缺席北約「穩定捍衛者」(Steadfast Defender)演習,由威爾斯親王號緊急替補出場。國防部聲稱兩起事故互不相關,但兩艦均由「航母聯盟」(Aircraft Carrier Alliance)旗下多間承包商聯合建造,包括BAE系統、巴布科克國際及泰利斯英國,質量管控方面的深層問題始終未能令外界完全信服。議會數據顯示,威爾斯親王號自服役以來僅約21%的時間處於海上狀態,約33%的時間用於維修,遠低於設計預期。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2026年初出現了兩艘航母同時停止運作的局面——而這恰恰是建造兩艘的制度設計所要防止的情況。伊利沙伯女王號自2025年中進入羅塞斯船塢(Rosyth)進行大修,工程涉及推進系統、導航控制及損管系統的全面翻修,原定約七個月完成,但因進度持續落後,至2026年初仍比計劃延誤數月,復役時間表尚不確定。與此同時,威爾斯親王號於2025年4月率領航母打擊群執行「高桅行動」(Operation Highmast),遠赴印太地區,歷時8個月、航程逾40,000海里,於同年11月底返回朴次茅斯(Portsmouth)。長途部署結束後的例行維護不可省略。結果是,一艘因大修延誤未能復役,另一艘剛完成遠征即須入塢休整,兩個維護窗口重疊,令原定的輪換機制完全失效。前第一海務大臣韋斯特勳爵(Admiral Lord West)公開批評此局面「令人羞恥」。

即便工程問題得以解決,兩艘航母能否同時全力運作,還受制於整個護衛艦隊的規模。2026年初議會數據顯示,6艘45型驅逐艦中僅3艘具備作戰能力,8艘23型護衛艦中僅6艘可用,5艘機敏級(Astute-class)核動力潛艇中只有1艘在海上,全艦隊63艘艦艇可供部署者僅約半數。就算兩艘航母同時狀態良好,現有護衛力量亦難以支撐兩個完整的航母打擊群同時出海。

2026年3月,隨著中東局勢升溫,英國將威爾斯親王號的出航準備時間由14天縮短至5天,以備必要時迅速部署至東地中海。這一決定說明航母作為戰略工具的功能依然存在,但同時也清楚說明:面對突發局勢,英國能夠響應的只有一艘,因為另一艘的大修仍在持續。

英國建造兩艘伊利沙伯女王級航母,是一個充滿結構邏輯的決策:兩艘確保輪換,輪換確保持續。問題在於,這個邏輯所假設的前提——大修按時完成、建造質量可靠、護衛艦隊保持充足——在現實中逐一落空。航母本身只是系統的起點,而非終點。當旗艦無法按時出航、護衛力量捉襟見肘,「連續航母打擊能力」便從制度設計退化為一句難以兌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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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愈多,供應愈少?英國新租客權益法的結構性矛盾

英國私人租賃市場長期處於結構性失衡狀態。根據網上地產平台Rightmove的數據,目前每個出租盤平均吸引約17組租客競相申請,供求嚴重失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工黨政府於2025年10月正式通過《租客權益法》(Renters’ Rights Act 2025),並訂明第一階段改革將於2026年5月1日生效。

要理解這項法例,必須先釐清過去的租務制度如何運作。英國現行的私人租賃合約通常為固定年期,例如一年。在合約期內,業主不得無故驅逐租客。但合約期滿後,業主可援引「第21條」(Section 21)發出通知,要求租客在規定期限內遷出,毋須提供任何理由。換言之,租客在固定合約期內雖受保障,但合約一旦期滿,便需面對遷出或重新議約的不確定性,居住的穩定性始終有所保留。

新法例的最根本改變,並不只是廢除第21條,而是徹底取消固定年期租約的概念。往後所有私人租賃合約均為「滾動式」(periodic tenancy),按月或按週自動續期,沒有終止日期,業主與租客即使協商一致,亦不得訂立固定年期合約,惟專門興建的學生宿舍(purpose-built student accommodation)除外。對大多數租客而言,這意味著更穩定的居所保障;但對於一些真正需要固定年期的租客,例如被公司派駐英國工作兩年的外派人員,這項「保障」反而成為一種累贅——他們擁有一項本身並不需要的權利,卻要為整個市場因此而引發的後果付出代價。

在廢除第21條後,業主若要收回物業,必須援引法定理由,即「第8條」(Section 8)通知,例如租客嚴重欠租、對鄰居造成滋擾、業主有意出售物業,或業主本人或直系家屬有意自住等,惟部分理由須符合特定條件及限制。理論上,這為業主保留了合理的收回途徑。然而現實中,即使在現行制度下,業主要透過法院驅逐問題租客已甚為困難,程序漫長,費用高昂,而法院積壓的案件亦日益嚴重。新法例雖宣稱會為第8條程序提供更清晰的指引,但若大量業主改用第8條通知,法院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司法部數據顯示,2025年最後一季業主申請收回物業的案件按年已跌11%,部分業主顯然已在法例生效前提早整理投資組合。

租金管制方面,法例同樣帶來深遠影響。在現行制度下,租金水平主要由市場決定:租約期滿後,業主若欲加租,租客可選擇接受或離開,雙方在市場供求的框架下協調。但往後,業主每年只可提出一次加租申請,且租客有權向第一級裁判所(First-tier Tribunal)申請審裁加租是否合理,而提出申請的成本幾乎為零。可以預見,大多數租客面對加租通知時,都有充分誘因提出申訴,屆時裁判所將承接大量「何謂合理市場租金」的裁決工作。實際上意味租客很長期不用加租,在通脹持續的環境下等同實質減租,直至主動遷出為止。然而這個效果是以大量法律資源為代價換取的,亦可能進一步打擊業主繼續出租的意願。

法例亦禁止以租客育有子女或領取政府福利金為由拒絕申請。「No DSS」一詞源自昔日的社會保障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長期以來是英國租盤廣告中拒絕福利受助人的慣用語,屬於一種普遍但具歧視性的行業慣例。新法例明確禁止這類做法,同時規定業主不得要求預付超過一個月的租金,旨在降低移民、低收入人士及信貸紀錄較薄弱人士的入住門檻。

後續的第二及第三階段改革將建立全國業主登記冊、設立私人業主申訴專員,並引入「體面住宅標準」(Decent Homes Standard),要求所有私人出租物業於2030年前達至能源效益評級C級或以上。這些目標具有正當性,但每一項都涉及業主的額外合規成本。

新法例為現有租客提供了較大保障,但其根本局限在於,它調整的是業主與租客之間的權力關係,而非市場上租盤的總體供應量。英國租賃市場的深層問題,源於數十年來住宅供應嚴重不足、規劃制度過於保守,以及土地成本居高不下。若業主因合規成本上升、物業流動性下降而選擇撤出市場,租盤存量只會進一步收縮,而在競爭中最脆弱的群體——包括新移民、外派工作者及依賴福利的家庭——往往首當其衝。保障在位租客的制度設計,若未能同步推動大規模建屋,最終改善的是既有租客的處境,卻可能令下一批尋找租盤的人面對更高的入場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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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燒油:當社會為拒絕改變的選擇買單

2026年3月,英國政府宣布撥出逾5,000萬英鎊,向依賴燃油取暖的低收入家庭提供緊急援助。資金來源是本應用於支援弱勢家庭日常生活開支的「危機與韌力基金」(Crisis and Resilience Fund)。觸發這次援助的,是中東緊張局勢令煤油零售價由2025年12月的每公升約70便士急升至3月的約90便士,加上有供應商在漲價期間取消訂單再高價重報,引發廣泛投訴,財政大臣因此要求競爭及市場管理局(Competition and Markets Authority,CMA)介入調查。

這已不是第一次。2022至2023年能源危機期間,當時的政府曾向離網家庭發放每戶200英鎊的「替代燃料補貼」(Alternative Fuel Payment)。每逢地緣政治衝突攪動油市,相同的模式便重演一次:油價急升,家庭叫苦,政府撥款應急,危機過去,一切如常。這個循環本身已說明問題所在——不是政府沒有能力回應,而是政府和家庭雙方都沒有認真對待根本的轉型問題。

英國約有160萬個家庭使用燃油或液化石油氣取暖,主要分佈於農村及偏遠地區。這些家庭不受能源價格上限(energy price cap)保護,因為這個機制只適用於透過受監管供應商購買天然氣和電力的家庭。燒油的家庭直接向市場購買,每次補充油缸都要承受即時的市場波動,完全沒有緩衝。問題在於,這個暴露於風險的狀況,並非不可改變的命運,而是長期未有積極處理的後果。

現有技術早已提供了切實可行的出路。高溫熱泵(high temperature heat pump)可以將水加熱至攝氏60至75度,與傳統燃油鍋爐的出水溫度相當,現有散熱器和熱水缸在大多數情況下無需更換,改裝所需的工程量遠比一般人想像的少。以營運成本計算,即使不計油價近期的急升,典型家庭使用燃油鍋爐的年度費用已較熱泵高出逾500英鎊。配合針對熱泵設計的智能電費方案,例如在電力需求低谷時段以較低電價運作,差距更為顯著。政府現時透過「鍋爐升級計劃」(Boiler Upgrade Scheme)向安裝熱泵的家庭提供7,500英鎊補貼,加上零增值稅優惠,可大幅抵銷前期安裝費用。技術和財政誘因均已具備。

然而,熱泵的普及速度依然緩慢。部分原因來自客觀條件:農村地區安裝商稀缺,部分舊式物業確實需要額外工程。但相當一部分阻力,源於家庭對改變的不情願——對陌生技術的疑慮、對改裝工程的厭煩、對現有系統的慣性依賴。這種惰性本身無可厚非,但當每次油價衝擊都由公共資金墊底時,這個選擇的代價便不再由個別家庭獨自承擔,而是轉移給整個社會。

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同樣難辭其咎。推動轉型需要持續的資訊宣傳、清晰的政策路線,以及明確的訊號讓家庭知道維持現狀的代價會逐步上升。然而政府在2025年初撤回了原定2035年禁售新燃氣鍋爐的政策,轉為純粹依賴補貼誘導,去除了轉型的迫切性。傳媒在報道燃油危機時,亦往往聚焦於受害者的困境和政府的援助金額,較少深入解釋替代方案已可負擔、技術障礙已大幅降低這些關鍵事實。

一個運作健全的政策框架,應當同時使用誘因與約束:一方面擴大補貼覆蓋、加強農村地區的安裝支援,另一方面透過逐步收緊的標準,讓繼續依賴化石燃料取暖的選擇承擔應有的成本,而非由社會整體補貼。每一筆緊急援助的撥款,都是從本可用於加速轉型的資源中抽走的資金。當社會一再為個別家庭拒絕改變的決定買單,轉型的代價只會愈拖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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