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2008年，烏拉圭一座風電場都沒有，太陽能板一塊也沒有，靠進口石油和幾座老舊水電廠，撐著一個每年成長百分之五到七的經濟體。乾旱一來水電腰斬，油價飆升整個國家陪葬。十多年後，這個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把98%的電力交給再生能源，發電成本砍半，五萬個就業機會應運而生。同一段時間，英國走到2025年首次全年無煤電，再生能源佔發電已超過一半；香港還停在以天然氣替煤的階段，2050年才談得上淨零電力。外界常稱烏拉圭做到了「綠電奇蹟」。其實不是奇蹟，是制度。

操盤這場轉型的是物理學家蒙德斯（Ramón Méndez Galain），2008至2015年擔任能源總局局長。他的判斷違反當時主流：化石燃料系統的邏輯是「買燃料賣電力」，再生能源幾乎沒有燃料成本，錢都花在前期建設，關鍵不在發電技術，而在如何降低投資人面對的風險。短期競價市場做不到，只有長期容量市場可以。烏拉圭因此立法授權國有電力公司UTE舉辦公開競標，向得標業者保證二十年固定電價的購電合約。價格穩了，資本進場，十年內七百多座風機立起來，總投資六十億美元。

真正聰明的設計，是用「組合」代替「儲存」。烏拉圭把水電、風電、生物質能與太陽能搭配運轉，2024年水電仍佔四成、風電近三成，比例隨降雨量年年浮動，乾旱時風電補位，無風時水庫頂上，不同來源互相對沖。水電水庫本身就是巨型的天然「水電池」，跨境電網則把阿根廷與巴西當作彈性後援，整套系統因此不需要花大錢建電化學儲能設施。當乾旱與低風同時降臨，例如2022至2023年的La Niña旱季，系統才動用少量天然氣機組或進口補位——那剩下的1%到2%化石燃料，是整套設計的安全閥。值得一提的是，烏拉圭直到2026年才將首批大型電池儲能系統併入電網，目的是為下一階段的綠氫出口與100%零碳供電鋪路；換句話說，過去十年的98%綠電成就，是在連一塊大型電池都沒有的條件下做到的。

真正讓系統能撐住的，是政治結構。蒙德斯把所有政黨、工會、企業與公民社會綁進同一份能源政策，國會通過跨黨派決議，把長期目標寫進國家政策。後來政府幾度輪替，左右翼互相換手，能源路線沒動搖。原因不在於各方有共同意識形態，而在於每一方都被綁進同一份合約——UTE的競標承諾、二十年購電合約、跨境電網協議。要拆，得連同國家信譽一起拆，沒有政府願意付這個代價。

當然，烏拉圭模式有它的代價，也有它的限制。原有的大型水電是上個世紀中葉的舊本錢，今天再蓋同等規模水庫，環評和原住民權益就過不了關。生物質能依賴本地蔗糖與木業的廢料供應，搬去其他國家未必複製得來。這套制度真正能輸出的，不是技術配方，而是三件事：把長期合約寫進法律、把跨界共識寫進政策、把投資人的風險降到最低。

英國的問題剛好相反。技術不缺，風力資源世界級，2025年4月還曾出現半小時內97.7%電力來自零碳。長期合約機制其實也有——差價合約（CfD）給再生能源業者十五年固定價格——但市場仍以天然氣定邊際電價，再生能源佔比衝到一半以上，電費照樣跟著國際油氣行情起落。核電機組老化，新核電蓋不出來，儲能與電網建設跟不上發電量增長，每屆政府對2030清潔電力目標的承諾又鬆緊不一。烏拉圭十年完成的事，英國拖了二十年；差別不在風機，在於整套政策的連續性與市場結構。

香港的處境又是另一種困境。地小人多、無大型水電、風光資源有限，政府自己估算2030年本地再生能源潛力只有3%到4%。剩下的路，要靠天然氣替煤、擴大進口大亞灣等地的核電、2035年後可能引入的氫能與區域電網合作。這本質上是化石燃料與核電的轉換題，不是再生能源的擴張題。但烏拉圭的制度經驗仍然管用：核心從來不是技術可行性，而是有沒有一份具法律效力的長期承諾。香港若能與內地簽訂跨境再生能源供應協議，明確列出2035、2050年的脫碳時間表與容量配額，本地兩家電力公司的投資路線圖、跨境輸電基建、用戶面對的電價軌跡，才能擺脫逐年滾動式的政策模糊，走進一條可預期的脫碳軌道。

能源轉型最常被誤讀為一場工程戰役。烏拉圭的故事說明，那其實是一場合約戰役——關於政府如何下承諾、市場如何分攤風險、政黨如何達成共識。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小國能做到的事，富裕的英國拖泥帶水，特殊的香港繞道而行。差別不在錢，不在技術，在於誰願意把規則改寫得徹底，並且讓新政府也動不了。

英國反對黨領袖栢丹娜（Kemi Badenoch）與影子能源大臣郭嘉兒（Claire Coutinho），以及改革黨（Reform UK）黨魁法拉奇（Nigel Farage），近期相繼高調呼籲政府重開北海油氣鑽探。郭嘉兒在社交媒體上聲稱，工黨阻撓鑽探，等於白白放棄250億英鎊的稅收，害苦普通納稅人。栢丹娜的說法更為直接：鑽探北海，是解決能源危機的答案。

這套論述直覺上頗具說服力。北海油氣的確曾是英國財政的一棵搖錢樹。自1970年代商業開採以來，北海稅收在1984至85年度達到高峰，佔GDP逾3%，總額逾120億英鎊。2008至09年度再創現金高峰，達到124億英鎊。2022至23年度，因俄烏戰爭推升能源價格，加上保守黨政府推出暴利稅（Energy Profits Levy），稅收再度攀升至90億英鎊。五十年下來，北海為英國財政貢獻了逾3,000億英鎊。說北海曾是英國的財富，並非誇大。

問題是，這是五十年前的北海，不是今日的北海。

當年的北海儲量豐厚，新油田一鑽便見油，稅基寬廣。今日的北海已是一個老化的盆地，九成儲量早已抽乾。現有生產量僅及2000年高峰時的兩成，並將持續萎縮。英國預算責任辦公室（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預計，北海油氣稅收將由2024至25年度的約60億英鎊，急跌至2030至31年度的僅1億英鎊，趨勢早已鑄定，與工黨政策無關。

更弔詭的是，發放新開採牌照，在短期內實際上會令稅收下跌。這背後有一個常被忽略的財稅機制。在英國現行制度下，油氣公司的新投資享有高達九成一的稅務減免——涵蓋圍欄企業稅、附加稅及暴利稅下的投資補貼。每簽發一張新牌照，油公司的大規模前期投資便可即時大幅抵銷其應繳稅款。新牌照帶來的，是更多稅務扣減，而非更多稅收。

放眼長線，情況更不樂觀。油田開採完畢後，需要進行廢井封存（decommissioning），費用龐大。北海過渡局（North Sea Transition Authority）估計，現有油氣設施的廢棄處理成本合計高達410億英鎊。根據英國稅法，油公司可將廢棄費用無限期追溯抵銷過去繳交的稅款並獲退稅，HMRC估計此項安排將令公帑損失約117億英鎊。換言之，鑽探的利潤由私人公司享有，廢棄的賬單卻由納稅人埋單。有分析更指出，Rosebank等擬議新油田在計入所有稅務優惠與廢棄責任後，對英國財政的淨效益可能為負數。

至於壓低能源價格，保守黨的論述同樣站不住腳。油氣一旦開採，便以國際市場價格出售，北海的產量對全球定價幾乎毫無影響力。就連郭嘉兒本人在2023年出任能源大臣時，也曾承認新牌照「不一定能壓低能源費」。

解決能源危機，從來不是供應側的問題。與其費力在老化盆地擠出最後一桶油，不如透過能源轉型從根本上減少對油氣的依賴——太陽能和風能的價格不由中東局勢決定；愈多家庭以熱泵取代燃氣爐、以電動車取代燃油車，對油氣的需求便愈少，能源安全也愈穩固。鑽探北海，既壓不低能源費，短期內還會侵蝕稅收，最終廢棄費用更要由公眾承擔。那麼，究竟為了什麼而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