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在英國政治版圖上，倫敦從來不是唯一的中心。在愛丁堡東端、亞瑟王座山腳下，荷里路德宮（Holyrood Palace）對面，一座外形怪誕、線條破碎卻極具象徵性的建築，靜靜承載着蘇格蘭對「自治」二字長達三個世紀的追索。那裡不是普通的地方議會，而是一個獲憲制承認、權力清晰界定的國家級議會——蘇格蘭議會（Scottish Parliament）。

蘇格蘭成為英國一部分，並非一夕之事。1603 年，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形成「共主聯邦」，兩國仍各自保留議會與法律。真正的合併發生在 1707 年，《聯合法案》通過，蘇格蘭與英格蘭議會合併為大不列顛議會，主權集中於倫敦西敏寺。蘇格蘭保住了自己的法律制度、教會與教育體系，但政治決策權自此遠離愛丁堡。這種「制度被保留、權力被抽走」的狀態，構成了往後三百年的不安。

到了 20 世紀末，這種張力終於被重新正視。1997 年，工黨政府舉行公投，詢問蘇格蘭是否應設立自治議會，以及是否賦予其有限稅務權。結果清楚而強烈：支持設立議會者超過七成，支持稅務權者亦接近六成。翌年，《蘇格蘭法案》通過，1999 年，蘇格蘭議會正式重返愛丁堡。這不是獨立，而是「權力下放」（devolution）——一種在單一主權國家之內，承認多層治理現實的制度安排。

蘇格蘭議會的權力邏輯，與英格蘭地方政府截然不同。它不是「中央授權可以做什麼」，而是「除保留事項外，皆屬下放事項」。保留事項（reserved matters）包括外交、國防、移民、宏觀經濟、貨幣政策等核心主權領域；其餘如教育、醫療、交通、房屋、地方政府、環境、刑事司法，均由蘇格蘭自行立法與執行。正因如此，蘇格蘭得以推行免費大學教育、處方藥免收費，以及一套不同於英格蘭的公共衛生與能源政策。這不是象徵式自治，而是實質治理。

承載這套制度的，是一座同樣拒絕傳統的建築。荷里路德議會大樓由西班牙建築師 Enric Miralles 設計，於 2004 年啟用。它沒有宏偉圓頂，沒有古典柱廊，而是以不對稱結構、破碎線條，以及木材與石材交錯構成。外牆的「窗格」被形容為倒置的船隻、抽象的人影，象徵人民；整座建築向城市敞開，而非高踞其上。批評者曾指它昂貴、混亂、難以理解，但正如蘇格蘭的憲制地位，它本來就不打算討好習慣簡單答案的人。

這座議會，並非遙不可及。它長期提供免費導覽，由受訓導賞員講解議會運作、建築理念與政治背景。你可以走進辯論廳，坐在觀眾席，近距離觀察一個下放政體如何討論公共事務。這些導覽不只是觀光，而是一堂具體而誠實的公民教育。對任何關心英國未來、理解「自治」與「統一」如何共存的人來說，都值得花上一小時。

荷里路德議會提醒人們：英國並非單一節奏的國家，而是一個由歷史妥協撐起的複合體。權力不是只有集中或分裂兩種狀態，中間仍有制度設計的空間。問題不在於制度是否完美，而在於是否容許不同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回應自己的問題。這座建築站在山腳，不高，卻很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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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政壇近日再次傳出一個脫歐後被刻意擱置的詞：關稅同盟。衛生大臣施卓添 (Wes Streeting) 公開表示，英國不應再把重返歐盟關稅同盟視為禁區，這番話之所以引人注目，在於它點破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工黨現行的三條紅線之下，英歐之間的制度性摩擦，根本無法獲得真正修補。

工黨高層亦非首次釋出相近訊號。副首相兼司法部長林德偉 (David Lammy）曾指與歐盟建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是務實選擇。他特別提到土耳其的例子：土耳其雖非歐盟成員，但身處關稅同盟之內，「似乎正從中受惠，經濟亦持續出現增長」。話說到這裡，言外之音已經相當清楚。

不少人仍會反問：英國不是與歐盟簽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嗎？問題正正在此：自由貿易協定處理的是「有沒有關稅」，卻處理不了「如何過關」。原產地規則、重複報關、合規文件、邊境檢查，構成一整套看不見卻昂貴的非關稅壁壘。對汽車、化工、食品、醫藥等依賴即時物流的產業而言，這些摩擦才是真正拖慢投資、逼使企業重新布局的關鍵因素。

關稅同盟的實質好處，在於把這些制度性摩擦一次過移除。成員之間毋須原產地證明，貨物毋須反覆報關，邊境幾乎退回為形式。這不是抽象制度，而是每天在多佛港、在倉庫、在供應鏈帳簿上反映出來的時間與成本。制度愈簡單，競爭力就愈高。

當然，重返關稅同盟並非毫無代價：英國將失去獨立關稅政策空間，可能要與澳洲、紐西蘭、美國、印度等國已簽署的貿易協議重啟貿易談判。但從規模、距離與產業結構看，歐盟仍然是英國最大、最接近、也最互補的貿易夥伴，其整體份量遠勝任何單一國家。近年英國自行簽署的多數貿易協定，經濟利益有限，難以抵消與歐盟貿易下滑所造成的長期損失。制度摩擦的成本，每日在現實中累積。

工黨要員並非最早提出這條路線。自由民主黨一直主張英國應重返歐盟關稅同盟；而綠黨更進一步，公開倡議重新加入歐盟。過去這些主張被視為邊緣聲音，如今卻逐步向主流靠攏，原因並不複雜：政客終於追上民意。

關稅同盟重新浮上水面，並非政治懷舊，而是制度修復的嘗試。它未必是終點，卻很可能是唯一能在不重啟公投、不全面回到單一市場的情況下，實質改善英國經濟運作的中途站。英國是否願意承認這一點，才是真正值得觀察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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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看社交媒體，倫敦彷彿正一步步走向失序：治安崩壞、文化撕裂、空氣污染、城市沒落。這種說法被重複得太多，久而久之，甚至連身在英國的港人也開始懷疑，自己選擇落腳的城市是否正在走下坡。但只要把情緒抽離，回到數字與長期變化，答案其實相當清楚。

先談最常被放大的治安問題。倫敦確實面對街頭盜竊上升，尤其是手機搶奪，但若放回國際比較，畫面立刻不同。2024 年，倫敦兇殺率約每 10 萬人 1.2，低於巴黎，僅為柏林的三分之一，也只是紐約的四分之一左右。槍械犯罪在倫敦屬極少數事件。把這樣的城市說成「犯罪失控」，不是悲觀，而是失實。

另一個流行敘事，是把倫敦的多元文化描述為「失序源頭」。市長是回教徒，於是整座城市被描繪成出現禁區、走向極端。但過去十多年的研究早已指出，倫敦是主要西方大城市中族群隔離程度最低之一。不同背景的人在學校、社區與職場高度混合，並未出現巴黎或部分美國城市那種結構性分隔。這種高度混合，反而成為城市韌性的來源。

教育的轉變最能說明問題。1980 年代，倫敦公立學校曾被視為失敗象徵；今天，它們已成為全國表現最突出的學校群體之一。這不是偶然，而是移民家庭對教育的高度投入，加上制度改革累積的長期成果。多元沒有拖垮倫敦，反而重塑了它。

至於空氣污染，很多人仍停留在十多年前的印象，認為倫敦又灰又嗆。但數據顯示，情況已出現結構性改善。與 2016 年相比，倫敦市中心的空氣污染濃度已下降約 65%。這不是短期波動，而是多年交通與排放政策累積的結果。今日的倫敦，空氣質素比十年前明顯改善，與「愈來愈差」的說法背道而馳。

城市運作的另一個關鍵指標，是交通基建。伊利沙伯線自全面通車以來，迅速成為全英國最繁忙、亦最可靠的鐵路之一。它不追求極速，而是以高頻、直達、穩定，徹底改變了城市的距離感。原本被視為太遠的居住地，如今自然納入通勤半徑，企業招聘範圍擴大，居民生活變得更可預期。這類基建的成功，往往不喧嘩，卻深刻影響一座城市的實際競爭力。

這種吸引力，同樣反映在旅遊數字上。倫敦依然是全球最受歡迎的旅遊城市之一，近年每年吸引二千一百萬名國際旅客到訪。酒店、劇院、博物館、餐飲與零售持續受惠，說明世界各地的旅客，並沒有被「倫敦已衰落」的說法嚇退。

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近年不少香港人選擇在倫敦定居。這並非浪漫想像，而是冷靜比較後的選擇。倫敦提供的，不只是工作機會，而是一套相對穩定、可預期、對新來者仍具包容力的城市結構：教育、醫療、法治與就業市場的深度，都是影響人生走向的實際因素。

當然，倫敦的成功並非沒有代價。樓價自 1990 年代以來實質上升約三倍，住房負擔沉重；人口回升至超過 910 萬，供應長期追不上需求；脫歐與中央政府的政策失誤，亦拖慢了整體經濟。這些問題真實存在，也值得嚴肅批評。但它們描述的是一座昂貴而成功的全球城市，而不是一座正在崩解的城市。

倫敦今天，仍是一座能吸納人才、承受矛盾、並持續自我更新的城市。很多香港人正是在看清這一點之後，選擇留下。與其被網上的灰色敘事牽着走，不如回到數字與現實本身。答案，其實一直都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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