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解決英國租屋發霉問題的 PIV 系統

在英國,出租物業一談到發霉,幾乎必然變成對立。業主說是使用問題,租戶說是結構問題,雙方各執一詞,結果不是解決問題,而是把責任來回推。牆角繼續發黑,天花繼續起斑,爭拗卻永遠沒有結論。

但從物理角度看,霉菌的成因其實很單純:不是不夠暖,而是太濕。只要空氣不流動,水氣便會在室內打轉,最後停留在最冷、最隱蔽的位置。這既與住戶是否通風有關,也與房屋本身是否能應付現實使用方式有關,單靠指責任何一方,都無法真正解決。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Positive Input Ventilation,也就是 PIV(正壓送風系統),才顯得特別現實。它不問誰對誰錯,只處理一件事:把濕氣帶走。系統通常安裝在閣樓,長期低速把經過過濾的空氣送入屋內,形成極輕微的正壓,迫使舊空氣與水氣慢慢排出。霉菌需要的是長時間高濕環境,而 PIV 正是把這個條件拆掉。

很多人誤以為閣樓空氣潮濕,其實恰恰相反。冬天的室外空氣即使顯示為高濕度,實際含水量卻很低。進入通風良好的閣樓後,溫度略升,空氣反而變乾。相比之下,室內每天因呼吸、洗澡、煮食和晾衫產生的水氣,才是真正的濕源。PIV 的作用,只是長時間稀釋這些水氣,令平均濕度回落。

對業主而言,PIV 的關鍵價值在於,它假設住戶行為不會改變。冬天不開窗、在屋內晾衫,在現實中非常普遍,也幾乎無法禁止。PIV 把通風變成一個自動存在的背景條件,而不是一個需要配合的習慣。系統設於閣樓,長期運作,租戶不易隨手關掉,濕氣因此不會日積月累。

有人擔心取暖成本,其實影響有限。PIV 的風量極低,增加的熱負荷通常只是每年幾十鎊以內;耗電本身亦極少,全年電費往往只是幾英鎊。噪音同樣不是問題,正常安裝下,室內幾乎聽不到聲音。保養亦簡單,只需每隔數年檢查或更換基本濾網,既無 HEPA,也沒有乾燥劑。

以現時市場計算,約九百鎊已可包供應及安裝。這不是一項華麗升級,而是一筆為減少麻煩而付出的現實成本。相比反覆處理霉菌、重新油漆,甚至陷入租務糾紛,這筆錢並不昂貴。

當然,PIV 不是萬靈丹。它不能取代浴室與廚房抽氣,也無法解決滲水或明顯結構缺陷。夏天效果亦會下降。至於 MVHR,在理論上更理想,但對成本、施工與氣密度的要求,遠超多數出租物業的現實。

說到底,PIV 的價值不在於技術有多先進,而在於它有多務實。當「使用問題」與「結構問題」永遠吵不出結果時,PIV 提供的不是裁決,而是一條退一步、但能把風險壓低的工程出路。

#PIV #正壓送風系統 #英國出租物業 #發霉問題 #室內濕度 #LandlordUK #租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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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的礦產迷思:誰在誇大污染?

「電動車要挖那麼多礦,污染一定比汽油車更嚴重。」這句話近年反覆出現,聽起來像是理性質疑,實際卻經不起推敲。它抓住了一個真實片段——電動車確實需要鋰、鎳、鈷等礦物——然後把整個故事說反了。

先把事實擺清楚。電動車的污染,主要集中在生產階段,尤其是電池製造。採礦、冶煉、加工,當然會產生排放,這一點無須否認。但內燃機車並非「不用挖礦」。一部汽油車從誕生到報廢,同樣需要大量鋼鐵、鋁材、銅,更依賴一個龐大而且必須每天運轉的系統:石油勘探、鑽井、輸油管、油輪、煉油廠、加油站網絡。只是這些污染被攤散在時間與空間之中,久而久之被視為理所當然。

真正的差別,在於「一次性」與「持續性」。這一點不靠形容詞,靠數字就能說清楚。

以一部中型電動車、配備 60 kWh 的 LFP(磷酸鐵鋰)電池為例,電池中大致包含 約 6 公斤金屬鋰、約 41 公斤鐵、約 70 公斤磷酸根(PO₄)。這些礦物在出廠前一次性投入,用十多年,之後仍可回收再用,並非每行駛一公里就要再挖一次。

若換成同樣容量的 NMC(三元鋰)電池,結構不同,但量級同樣清楚。以現行高鎳配方的平均值計算,一組 60 kWh NMC 電池大約包含 約 9 公斤金屬鋰、約 33 公斤鎳、約 5 公斤鈷,以及約 18 公斤錳與鋁、銅等其他金屬。合計起來,仍然只是「數十公斤級」的金屬材料,而不是無限擴大的礦產需求。

把同一把尺放到汽油車身上,畫面立刻失衡。一部汽油車行駛 150,000 公里,以 6.3 公升/百公里的油耗計,整個使用期會燒掉約 9,450 公升汽油。這些汽油背後,大約對應 約 20,000 公升原油的開採與煉製,換算成重量,約 17,000 公斤原油。這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在車輛壽命中被一點一滴燃燒、排放、消失。

於是對照非常直接:

電動車被反覆放大的,是一次性投入的 數十公斤可循環金屬;

汽油車被習慣性忽略的,卻是整個生命週期中燃燒掉的 萬公斤級不可回收原油。

把這兩者放在同一個「誰比較污染」的框架下,本身就已經錯位。

再看全生命週期。即使把採礦與製造的碳排放全部算進去,在歐洲或英國現時的電力結構下,電動車在行駛數萬公里後,總排放已低於同級汽油車;之後跑得越久,差距越大。原因很簡單:電網在去碳化,而汽油車的排放路徑是固定的,永遠靠燃燒化石燃料前進。

有人說,不只二氧化碳,還有空氣與水污染。這話聽來全面,其實結論一樣。內燃機車的空氣污染是即時、分散、貼近人群的:氮氧化物、揮發性有機物、PM₂.₅,每一公里都在城市街道排放,直接構成公共衞生風險。電動車在行駛時沒有尾氣;即使電力仍有少量來自化石燃料,污染也集中在固定電廠,能監管、能改善,性質完全不同。

水污染亦然。鋰礦等電池礦產的開採,確實可能對局部水資源造成壓力,這是電動車產業需要面對的現實問題;但石油體系的水污染是長期而系統性的:油田含油廢水、輸油管滲漏、油輪事故與煉油排放,任何一次大型漏油,都可能對海洋與地下水造成以十年計的破壞。這不是偶發事故,而是化石燃料體系內建的風險。

談到這裏,往往有人追問:「電池報廢怎麼辦?」現實卻比想像清楚得多。現行回收技術下,鈷、鎳、銅等金屬的回收率已普遍可達九成以上,鋰亦進入七至九成的量級。金屬會留下來,再被利用;那 17,000 公斤原油,一經燃燒,就不可能回收一克。

還有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對照:我們每天都在使用含鋰與多種金屬礦物的產品。手機、筆電、平板、藍牙耳機,裏面同樣含有鋰、鎳、鈷、銅等材料,卻很少有人因此質疑「用手機是否不環保」。原因其實很直覺:材料是一次性投入,可以回收;真正造成持續污染的,是每天被燃燒掉的能源。這套常識用在消費電子上毫無爭議,卻突然否定在電動車身上,本身就是雙重標準。

更何況,電池技術仍在演進。鈉離子電池不需要鋰、鎳、鈷,已開始進入市場,有潛力在部分應用上取代 LFP;更長遠看,固態電池若能成熟,亦可能逐步取代現行的 NMC。換言之,電動車對關鍵礦產的依賴,是下降中的變數,而不是固定不變的負擔。

當然,電動車並非完美。它仍然有輪胎磨損造成的微粒污染,也無法解決交通擠塞這類城市結構問題。但這些問題,汽油車一樣存在,還要額外加上引擎與排氣系統的污染。電動車不是萬靈丹,但在幾乎每一個可量化的環境指標上,都比內燃機車更好。

把「數十公斤可循環金屬」無限放大,卻對「萬公斤不可回收原油」的日常燃燒視而不見,這不是理性比較,而是一種讓人安心維持舊系統的說法。真正值得被質疑的,從來不是電動車用了多少礦,而是我們為何仍願意接受一個必然持續燃燒、持續排放,還伴隨漏油風險的交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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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選制改革的教訓

2011 年,英國舉行過一次看似技術性、實則關乎民主根本的公投:是否以 Alternative Voting (AV) 取代沿用已久的先到先得制(First Past The Post, FPTP)。結果,近七成選民投下反對票。理由各異,有人嫌制度複雜,有人覺得改革不急,也有人純粹想借機教訓當時的聯合政府。於是,選制改革被否決,舊制度原封不動留下來。

這次公投並非偶然。2010 年大選後,英國出現懸峙國會,自民黨成為關鍵少數,與保守黨組閣。作為政治交換的一部分,自民黨多年爭取卻屢被擱置的選制改革,終於換來一次全民表決。AV 並不是比例代表制,只是要求選民為候選人排序,確保最終勝出者在轉移票後取得過半支持,被視為溫和、保守、幾乎不會動搖兩大黨根基的改良方案。

然而,公投過程迅速走樣。保守黨高層幾乎全力反對,把 AV 描繪成昂貴而多餘的實驗;工黨立場分裂,未能形成清晰論述;支持改革的一方,亦無法說清楚制度與普通選民的切身利益。最終,公投變成一次對政府的不滿宣洩,而非對民主制度的冷靜抉擇。

拒絕 AV 的後果,是英國至今仍然全面使用 FPTP。在這套制度下,只要得票最多即可當選,毋須過半。在多黨競逐的選區,當選門檻可以低得驚人。最具體的例子出現在 2015 年大選的 Belfast South。該區票源高度分散,最終勝出者只取得約 24.5% 的選票,卻依法成為國會議員。換言之,超過四分之三的選民投票反對他,但結果依然由他代表整個選區。

這並非制度失靈,而是制度本身的運作方式。FPTP 把選舉簡化為「誰最多票」,卻刻意忽略「是否獲多數支持」。當得票不足四分之一也能勝出,選舉結果自然帶有強烈的隨機性。些微票向流動、策略性投票,甚至候選人名單排序的細節,都可能決定最終輸贏。結果看似果斷,實際卻薄弱,這正是民主赤字的核心。

制度的長期影響更為深遠。政黨把資源集中在少數邊緣選區,大量安全席位的選民被視為理所當然;選民被迫「含淚投票」,選一個最不討厭的,而非真正支持的;新政黨即使在全國取得可觀得票,也難以轉化為相應議席。政治因此變得封閉,卻未必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態度已出現明顯轉折。近年的多項全國民調顯示,支持比例代表制(PR)的選民比例,已穩定高於支持維持 FPTP 的人數。以 YouGov 的調查為例,近年多次結果都落在相近區間:約 45% 左右的受訪者支持引入某種形式的比例代表制,而支持繼續使用 FPTP 的,只有約 28%–30%,其餘則表示未有定見。換言之,反對現行制度的,早已不只是少數改革派,而是相對多數的選民。

這組數字的意義,不在於某一刻的民意高低,而在於方向。2011 年公投時,選制改革仍被視為小眾議題;十多年後,隨着政黨碎片化、選舉結果愈來愈失真,選民開始直接把不滿指向制度本身。比例代表制之所以重新浮上水面,並非因為它完美,而是因為現狀的缺陷已難以忽視。

回看 2011 年,很多人以為只是拒絕一個不完美的方案,日後仍可再談。但政治從不自動進化。一個「唔急」的否決,往往意味著長期鎖死。今天對 PR 的支持上升,其實正是對當年袋住先的一次遲來反省。民主制度可以不完美,但若明知缺陷所在,卻選擇不改,後遺症只會愈來愈深。

#英國政治 #選制改革 #比例代表制 #民主赤字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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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電池的耐用真相

很多人至今仍然深信一個說法:電動車電池用幾年就要換,成本高、風險大,好似手機電池一樣。這個印象流傳多年,但其實從一開始就建基於一個錯誤類比。電動車電池之所以被誤解,並不是因為數據不足,而是因為大家太習慣用手機去想像一部車。

首先要講清楚一個關鍵事實:手機與電動車,用的並不是同一種取向的電池化學。現今智能手機的電池,仍然主要以 LCO(鋰鈷氧化物) 為核心。LCO 的最大優點,是能量密度高,容易做到又薄又輕,正好配合手機對體積與重量的極端要求;但代價亦很清楚——結構穩定性較低,並不適合承受長時間、高循環的使用。

這並不是失誤,而是產品策略。手機本來就被設計為數年一換,電池追求的是即時體驗,而不是二十年壽命。每日由低電量充到滿格,反覆完成完整充放電循環,加上幾乎沒有主動散熱,電池老化自然來得快。廠商亦心知肚明,所以會提供付費更換電池的選項,作為產品生命周期的一部分。

電動車則走在完全相反的方向。車用電池的主流陰極化學,是 NMC(鎳錳鈷)或 LFP(磷酸鐵鋰)。這兩者的共同點,不是極致能量密度,而是穩定、耐用、可承受長期循環。尤其是 LFP,續航表現未必最亮眼,但壽命長、安全性高,正正反映車廠的工程取態:寧願犧牲一點性能,也不要短命。

除了化學本身不同,電動車還多了一層手機沒有的保護。整個電池組配備完整的熱管理系統,長期將溫度控制在理想範圍;電池管理系統亦刻意限制充放電上下限。儀表顯示的 100%,並非真正用盡;顯示的 0%,亦未到極限。這些看不見的保守設計,正是電池能夠慢慢老化,而不是迅速衰退的原因。

使用方式亦大相逕庭。手機幾乎每天都完成一次完整循環;電動車多數時間只是部分充放電,例如由 40% 補到 80%。對電池而言,這屬於溫和操作,對陰極結構的破壞遠低於手機那種「用盡再充」的節奏。

這些差異,已在現實數據中反映出來。來自 Geotab 的研究,分析大量實際行駛中的電動車後發現,現代電動車電池的平均容量衰減率,每年只有約 1–2%。按這個速度推算,電池使用 20 年後仍然具備實際用途。在不少情況下,反而是車身老化、技術淘汰或維修成本不合比例,電池本身仍然可以繼續工作。

因此,所謂「電動車最大風險是電池」,更多是一種心理投射。人們把手機電池的經驗,錯誤地套用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工程產品上。手機電池短命,是因為它本來就被設計成短命;電動車電池長命,亦不是奇蹟,而是從化學選擇開始就已經鎖定的結果。

當這一點被看清,電池焦慮其實就失去了立足之地。真正會先被淘汰的,往往不是那舊電池,而是整部車。

#電動車 #EV #電池迷思 #能源轉型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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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繼續成為全歐最大沒有市內軌道的城市

列斯再次被提醒,它在歐洲城市地圖上的一個尷尬位置:人口接近 80 萬、都會區超過 200 萬,卻至今沒有任何市內有軌電車或地鐵系統。這並非規劃缺席,而是規劃一再被推遲。最新一輪政府審查之後,原本已談了幾十年的電車計劃,再次被押後,完工時間被推到 2030 年代後期。

這不是第一次。列斯的市內軌道構想,早在上世紀末已提出,曾有過 Supertram,也試過以巴士快線替代,結果全部半途而廢。今天的版本,名為西約克郡大眾運輸系統,連接列斯與布拉福德,規模、技術、需求,全都不是新鮮事。新鮮的,只是延誤的理由。

官方說法是「審慎」。中央政府要求地方當局重新提交更完整的計劃,包括戰略性商業方案、初步商業方案,以及最終商業方案,每一階段通過後,才能進入下一步。換言之,規劃不能再與工程並行,必須一層一層過關。名義上是降低風險,實際效果卻只有一個:時間繼續流失。

問題不在文件寫得夠不夠厚,而在權力與資源的分配。西約克郡聯合管理局並非沒有技術能力,也不是沒有需求數據,而是沒有財權與拍板權。它既不能自行舉債,也不能確定多年期撥款,只能不斷向西敏寺申請,再按中央的節奏重寫計劃。

於是出現一個荒謬場面:一個討論了超過 30 年的市內電車系統,在 2025 年,竟然還被要求證明「是否值得」。商業方案寫了一輪又一輪,路線畫了一次又一次,唯一不變的,是軌道始終沒有鋪下去。

這種制度性拖延,並非列斯獨有,而是英國地方基建的通病。地方政府責任在身,權力卻在外;需求迫切,資源卻掌握在中央。結果是,最需要公共運輸升級的城市,反而最難啟動工程。時間拖得愈久,成本愈高,政治風向一變,又要重來。

放眼歐洲,大城市擁有市內軌道幾乎是常態。不是因為它們更富裕,而是因為決策層級更貼近城市本身。列斯的困境說明,所謂「北部振興」,若仍停留在口號與審批流程之中,永遠不會落地。

列斯今天最大的問題,不是缺乏規劃,而是被困在規劃之中。當一個城市需要不斷證明自己值得擁有基本公共運輸,問題早已不在交通,而在制度。

#英國 #列斯 #公共運輸 #基建 #城市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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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的全球大事件

2026 年 2 月 6 日至 22 日,冬季奧運會將在意大利米蘭與科爾蒂納丹佩佐舉行,2026 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如期揭幕。幾個月後,夏天到來,世界盃接棒登場,賽期由 6 月 11 日至 7 月 19 日,48 支球隊分別在加拿大、美國、墨西哥三國輪流競逐。世界紛亂、秩序動盪,但這些高度制度化的全球盛事仍會準時上演,因為它們早已不是激情,而是慣性。

2026 年亦是選舉之年。11 月 3 日,美國將舉行中期選舉,眾議院 435 席全數改選,參議院則有約三分之一、即 33 席需要換人。選後,特朗普政府會否迅速成為跛腳鴨,施政空間被國會鎖死,關鍵不在個人風格,而在席位算術。

英國方面,5 月將迎來一輪重要的地方與分權政府選舉。威爾士議會與蘇格蘭議會都會改選,同時英格蘭多個地方政府亦將進行地方議會選舉,包括倫敦多個自治區的議會改選。這些選舉雖非全國層級,卻直接影響住房、交通、公共服務與地方財政,是民眾對日常治理最直接、也最現實的一次表態。

歐洲方面,匈牙利將於 4 月舉行國會選舉,瑞典則於 9 月 13 日大選;意大利亦可能在 2026 年舉行國會大選,但時間尚未確定。奧爾班能否繼續成為歐盟的壞孩子,考驗的不只是匈牙利政治,而是整個歐洲對內部分歧的容忍度。

南美洲方面,哥倫比亞將於 5 月 31 日舉行總統選舉首輪,巴西則於 10 月大選,經濟路線與外交取向,難免對國際局勢產生外溢影響。

能源轉型方面,英國的變化最為具體。到 2025 年,英國低碳電力比例已約 60%;隨着多個大型離岸風力發電場在 2026 年前後陸續併網,低碳電力比例將進一步上升至 65% 左右。電力系統的結構性轉變已經鎖定,討論的不再是方向,而是速度與配套。

放眼全球,清潔能源仍會延續升勢。電動車滲透率持續上升,充電基建逐步補位,石油需求被長期壓抑。全球碳排放,很可能已在 2026 年或之前見頂,即使仍有短期反覆,整體趨勢已愈來愈清楚。

但這並不等於好消息。即使排放見頂,1.5°C 的升溫目標已基本失守。在現行政策與各國承諾之下,世界正邁向 2.0°C 或以上的升溫路徑。高溫、洪水、乾旱仍會不斷刷新紀錄,只是社會心態已經改變——不再把它們視為偶發災難,而是長期風險,政策重心亦由否認轉向適應。

世界不會突然變好,也不會瞬間崩壞;但很多人會清楚感受到,過去十多年的選擇,已經開始逐項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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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財政部的基建迷思

《金融時報》近日翻查解密檔案,披露九十年代英國財政部內部曾明確判斷,今日的伊利沙伯線「永遠都不會建成」。理由聽來一點也不陌生:造價過高、需求被高估、私營資金不可能承擔風險,繼續推動只會浪費政治資本與公帑。三十年後,這條鐵路不但建成,還迅速成為倫敦最繁忙的運輸動脈之一。這個反差,並非單一誤判,而是一種制度性思維的縮影。

伊利沙伯線並非孤例。M25 的規劃史同樣耐人尋味。當年曾有相當嚴肅的官方觀點認為,整條環倫敦高速公路只需要雙線行車,因為假設汽車增長會放緩,過境交通有限,而道路本身不會創造新需求。這些假設在當年看似審慎、甚至理性,但卻忽略了城市擴張、通勤半徑拉長與物流活動急速增長的結構性變化。今日 M25 長期擠塞,反而成為當年低估需求的最佳反證。

同一套「寧願低估、避免出錯」的邏輯,之後反覆出現在英國基建史上。英倫海峽隧道在構思與推動階段,被猛烈抨擊為財務黑洞,反對者集中質疑其回本能力,認為一旦失敗,政治責任難以承受。隧道初期確實面對財務困難,但隨着貨運需求上升、航空受限與供應鏈重組,其戰略價值早已超越任何早期模型所能預測的範圍。

希斯路第五航站則揭示了另一種錯判。當年不少聲音相信航空增長不可持續,新航站只會長期閒置,還會加劇環境壓力。結果航站一啟用即滿載,英國反而長期受制於機場容量不足,拖累經濟與國際連通性。問題從來不是建得太多,而是建得太遲。

地上鐵(Overground)與銀禧線(Jubilee Line)的故事,則進一步說明傳統財政評估的盲點。前者在重整前被視為零碎而邊緣的鐵路網絡,回報難以量化,缺乏宏大敘事,因此長期不被視為優先項目;但服務改善與系統整合後,客量急升,通勤模式與社區結構被重新塑造。後者在延伸至金絲雀碼頭時,被批評為為一個未被證明的金融區豪賭,但正正因為鐵路到位,該區才得以成形。城市發展往往需要基建先行,而不是等待需求自行證明。

《Why Westminster Works and Why It Doesn’t》為這一連串現象提供了關鍵制度解釋。書中指出,英國的治理體系高度集中於財政部,其橫向影響力極強,幾乎所有大型、跨部門、長期政策都必須通過財政部的檢驗。這套制度在避免即時錯誤、維持程序秩序方面運作良好,但同時亦形成一種結構性偏好:只重視可被即時問責的風險,卻難以處理分散、延後、難以歸責的長期代價。

書中並沒有指責官員能力不足,恰恰相反,它描述的是一個由高學歷、高分析能力官僚主導的體系。問題不在於他們不理性,而在於制度鼓勵他們用模型、程序與可審計標準來避免犯錯,而非承擔跨世代、不確定、需要政治判斷的風險。在這樣的環境下,「不做」往往比「做錯」安全,而延誤的成本卻很少被正式計算。

這正是「不做不錯」的真正含義。它不是懶惰,也不是陰謀,而是一種高度理性、卻系統性低估未來的選擇。然而,基建的歷史反覆證明,真正昂貴的,往往不是錯誤投資,而是長期遲疑。當道路、鐵路與機場終於被迫興建時,成本早已更高,選項卻更少。

如果英國真的希望打破這個循環,改革的不只是某一條鐵路或高速公路,而是整套公共投資文化。基建評估需要把不作為的代價、系統效應與長期誘發需求納入核心,讓「做與不做」在同一時間尺度上被衡量。否則,「不做不錯」仍然會是最安全的選擇,但也會繼續成為英國最昂貴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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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能源轉型進度回顧

十年前,氣候變化的主流討論仍然相當悲觀。不少模型把全球暖化推至 3–4°C,甚至被視為合理推演,前提是世界會繼續沿用高碳能源體系,轉型既慢且貴。走到 2025 年,這個前提已明顯動搖。

在只計算已落實政策的情況下,全球暖化的中位估算,現時大約在 2.8°C。這當然不是理想答案,但與十年前相比,風險區間已出現實質下移。這個變化,不是語言上的修飾,而是能源系統本身正在改寫走向。

最清楚的轉折,發生在電力系統。2025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年度發電量,很可能首次在總量上超過煤電。煤電並未消失,但已不再主導新增供應,更多只在用電高峰或緊急情況下提供支援。太陽能與風電的擴張速度,已快到足以重塑整個系統的重心。

這不只是富裕國家的故事。越來越多發展中國家,正直接進入再生能源時代,繞過由煤到氣、再到再生能源的傳統過渡路徑。對這些國家而言,這不是道德選擇,而是理性投資。太陽能與風電可以分散建設、快速上線,毋須先投資煉油廠、油庫、輸氣管網等重資產,也避免在淨零世界中留下大量注定報廢的擱淺資產。能源轉型,在這些地方已不是昂貴的環保政策,而是最便宜、最靈活的發展方案。

再看全球最大排放國。中國的碳排放已大致見頂。近年的走勢顯示,排放總量不再隨經濟成長同步攀升,新增能源主要來自非化石來源,煤電角色轉為保供與備用。這意味著,全球排放曲線中最陡的一段,正在被壓低。單是這一點,已對全球氣候風險產生實質影響。

成本,是這場轉變最重要的推手。十年前,太陽能與風電仍高度依賴補貼;到 2025 年,在大多數地區,它們已是最便宜的新電力來源。電池儲能的快速擴張,進一步提升了電力系統的彈性,使「不穩定」這個反對理由逐漸失去現實基礎。

交通與建築領域的變化,同樣鞏固了這個趨勢。全球電動車年銷量已超過 1,400 萬輛,在不少市場,總擁有成本已低於燃油車。歐洲與部分亞洲國家,熱泵的年安裝量亦是十年前的數倍。整體更新仍需時間,並非因為方向不明,而是因為現有車輛與建築數量龐大;但在新增與翻修層面,技術選擇已經轉向,而且正在加速。

正因如此,十年前仍被嚴肅討論的 4°C 世界,如今已不再是主流分析的核心情景。這不是因為問題消失,而是因為某些高風險路徑,已被市場、技術與工程現實逐步封死。

當然,挑戰仍然存在。電網建設、儲能規模、審批速度與地緣政治,都可能拖慢進度。但與過去不同的是,方向已經清楚,工具也已到位。

2025 年值得回顧與肯定的,不是因為世界已經安全,而是因為它已證明,能源轉型可以更快、更便宜、更務實。從發達經濟體到發展中國家,低碳能源正逐步成為預設選項,而非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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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維修國會大樓是否物有所值?不如遷都一了百了

英國國會大樓的維修費,傳已升至一百五十億英鎊。到這個數字,問題其實已不再是「貴唔貴」,而是「點解一定要咁做」。位於泰晤士河畔的 Palace of Westminster,固然是英國民主的象徵,但象徵是否必須同時承擔一個二十一世紀國家的全部立法、保安與行政功能,這個前提從來沒有被真正質疑過。

事實上,國會大樓作為工作場所,早已嚴重過時。下議院六百五十名議員,議事廳只有四百三十個座位,重要辯論要有人站着,甚至在外面看轉播。委員會室不足,大型會議要東拼西湊。電子投票遲遲未能落地,議員仍要靠步行點票。這些問題不是制度設計,而是建築本身無法配合。越想保留「原貌」,工程就越貴,系統就越複雜,風險就越高。

所謂全面翻修,其實有一個隱藏前提:國會必須繼續在原址全天候運作。正因如此,才需要把十九世紀的建築,硬生生改造成現代高密度機器。若這個前提被拿走,成本立刻斷崖式下降。把西敏寺修復為博物館、典禮與象徵空間,按同類歷史建築經驗,三十至六十億英鎊已足夠,根本毋須一百五十億。

問題於是變成:國會放在哪裡。答案未必那麼瘋狂。若 HS2 Phase 2a 落實,把高鐵延伸至克魯 (Crewe),造價約六十至九十億英鎊,克魯將成為全國交通樞紐。在這裡興建一座全新、為立法而設的現代國會,連同保安與基建,二十至四十億已可解決座位不足、會議空間、電子投票等長年痼疾。

帳面合計,新國會加上舊國會文化修復,再加 HS2 Phase 2a,總數約一百一十至一百九十億英鎊,與單純在倫敦維修一座「仍要勉強運作」的舊國會相差未必很遠。但前者換來的是一套可用百年的現代化國會大樓,後者只是延長一幢不合用建築的壽命。

更關鍵的是,國會搬遷並非孤立工程,而是重整國家權力地理的起點。一旦議會離開倫敦市中心,唐寧街與白廳不再是唯一舞台,中央政府隨之分散,公共高薪職位外移,才有可能真正撬動長期失衡的經濟結構。這不是象徵工程,而是制度選擇。

其他國家早已示範過,政治中心不必等於經濟中心。德國把議會設於柏林,美國的政治核心在華盛頓,澳洲選擇坎培拉,目的都是避免權力與資源過度集中。英國不是不能做,只是不肯想。

一百五十億英鎊,其實逼迫英國回答一個早該回答的問題:我們是在保育歷史,還是在死守一套過時的運作方式。當代價高到這個程度,遷都不再是激進,而是理性。問題只剩下,政客有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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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價維修國會大樓是否物有所值?不如遷都一了百了 閱讀全文 »

2025 年的香港天氣:破紀錄不是意外,是訊號

2025 年的香港天氣,已很難再用「反常」形容。更準確的說法,是極端正在成為常態,而城市仍未完全跟上。

香港全年共有 12 個熱帶氣旋需要發出警告信號,打破有紀錄以來最高數字。這不是單純「多風」,而是風暴路徑更貼岸、強度更集中。當中兩次需要懸掛十號颶風信號,來得快、走得急,留給社會的應變時間愈來愈短。

雨的問題亦一樣。全年 5 次黑色暴雨警告,數目本身已罕見,更關鍵的是分佈方式。黑雨不再是連日長降,而是短時間內猛烈傾瀉,排水系統即使如常運作,也難以完全承受。這種「爆發式降雨」,對道路、斜坡與舊區尤其不利。

但 2025 年真正危險之處,不在於濕,而在於濕與乾之間的急劇切換。就在暴雨與颱風之間,多段時間出現 異常乾燥天氣,相對濕度長期偏低,降雨不足。山林、雜草與邊坡逐漸乾枯,火險在無聲中累積。

大埔的嚴重火災,最終奪去 超過 160 條人命。火源仍需調查,但氣象條件並非無關。長時間乾燥、低濕度,加上風勢助燃,使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天氣未必是起因,卻決定了災難的規模。當極端乾燥遇上高密度社區,代價往往由最脆弱的人承受。

氣溫方面,2025 年延續多年趨勢。酷熱日數偏多,夜間降溫不足,「熱夜」成為常態。這不只是體感問題,而是電力負荷、公共健康與生活成本的疊加壓力。高溫亦為對流天氣提供能量,令暴雨與雷暴更易出現,風險環環相扣。

另一個不易察覺的變化,是季節感正在消失。春秋縮短,天氣在短時間內急轉,城市管理與市民生活都被迫追着天氣跑。規劃仍按舊節奏,現實卻已換了節拍。

回看 2025 年,幾乎每一項重要指標都在刷新紀錄。這不是巧合,而是趨勢。當破紀錄變得頻密,真正落後的,往往不是自然,而是人的心理準備。

天氣不會等人適應。2025 年,只是把未來提前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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