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談英國經濟，很多人仍停留在倫敦一城獨大的印象，但過去二十年，真正穩定交出成績的，反而是北方的曼徹斯特（曼城）。這座曾被去工業化重創的城市，沒有靠短期刺激翻身，而是靠長年累積的制度改革、公共投資與人才培養，逐步重塑自身定位，結果是經濟增長長期跑贏全國平均，也成為近年移英港人的重要落腳點。

先看結構性變化。自 2000 年代初起，大曼城都會區的經濟規模接近倍增，就業增長、商業投資與創業活動，長期位居英國城市群前列。關鍵不在單一產業，而在多元佈局：金融與專業服務穩定擴張，媒體與創意產業逐步成形，生命科學、先進製造與數碼科技，則緊扣大學與醫療體系發展。這不是押注單一賽道，而是建立一個抗風險能力較高、可持續的城市經濟結構。

政治與治理同樣重要。自 2017 年設立直選市長後，貝安德努力不懈向中央爭取交通、技能與住房政策的下放權力，讓地方可以按自身需要配置資源。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 Bee Network：把巴士、電車與單車路網整合為單一系統，統一票制、清晰路線、可預期班次，徹底改變多年來公共交通碎片化的問題。對市民而言，這不是宏觀政策，而是每天是否準時上班、是否負擔得起通勤的實際改善。

住房問題，正是曼城相對其他英國城市的一個關鍵優勢。與英格蘭南部多數城市不同，曼城在規劃上相對務實，近十多年市中心與內環高密度住宅持續落成，供應能跟得上人口與經濟增長。結果是相對可控的升幅。對不少移英港人而言，這意味著置業是可以計算、可以規劃的長期選擇。

城市能否留人，還取決於是否「住得下去」。不少英國城市的市中心白天熱鬧、夜晚空城，曼城卻不同。零售、餐飲、文化設施與夜間經濟高度集中，市中心真正有人居住、有生活節奏。這種緊湊而高效的都會型生活方式，對習慣香港城市密度與便利性的移民而言，適應成本明顯較低，也更容易建立歸屬感。

城市競爭力最終仍取決於人。曼城的大學群，是英國最密集、亦最具產業連結度之一。曼徹斯特大學在工程、生命科學與科研實力具國際影響力，曼徹斯特都會大學與索爾福德大學則緊貼地方產業與城市更新需要，為城市提供源源不絕的技能與專業人才。大學不是旁觀者，而是城市轉型的核心參與者。

軟實力亦不容忽視。足球不是點綴，而是城市品牌。曼聯與曼城把這座城市推上全球舞台，吸引旅遊、人流與國際投資。體育、音樂與文化產業交織，讓城市既有產業深度，也有生活溫度。

正因如此，近年不少香港人選擇在曼城落腳，並非偶然。實際社群分佈顯示，港人較多聚居於Salford、Sale 及 Altrincham 一帶，這些地區距市中心不遠，公共交通成熟，校網選擇多，房價與生活成本相對倫敦仍屬可控。更重要的是，就業機會分佈廣泛，不必全數擠進金融業，讓新移民可以按自身背景選擇路徑。

此外，大曼城的政治與社會文化，對移民向來相對友善。這不必高調標榜，但在制度設計、公共服務與社區態度上，新來者較少被視為負擔，而是城市活力的一部分。這種氛圍，對離開原有社會網絡的移民而言，影響深遠。

歸根究柢，曼城之所以吸引港人，未必因為它最光鮮，反而因為它務實。它尊重專業、重視效率，也容許向上流動。這種城市氣質，與香港其實頗為相通——也正因如此，很多人來到曼城後，不再只把這裡視為過渡之地，而是一個可以長期安身立命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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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地方政治近日出現一項具深遠影響的決定。政府宣布，原定於 2026 年 5 月舉行的地方選舉中，有 29 個地方議會的選舉將延後一年，改於 2027 年舉行。理由是這些地區正進行地方政府架構重組，由原有的兩層制改為單一制議會。這項安排意味著，數百萬名選民將在原定選舉周期內失去一次投票機會，而現任議會則在沒有重新取得選民授權的情況下，繼續行使公共權力。

這並非第一次延期。此前已有 9 個地方議會的選舉因重組而押後一年。連同今次安排，部分地區實際出現連續兩個選舉周期未能投票的情況。結果是，一些原本只應任期 4 年的地方議員，實際在位時間被拉長至接近 6 年。這不是行政上的小調整，而是對民主制度中「定期問責」原則的實質削弱。

批准延期的權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根據現行法例，地方政府部長李世勳（Steve Reed）可透過附屬法例，更改個別地方議會的「普通選舉年份」。他的解釋是，延期屬回應地方議會的申請，目的是避免在重組期間同時應付選舉，分散行政資源。涉及延期的 29 個地方議會中，21 個由工黨控制，4 個由保守黨控制，2 個由自由民主黨控制，其餘則由綠黨、獨立派或無整體控制的議會主導。問題不在於哪一個政黨佔多，而在於制度一旦容許延期，任何政黨在掌權時都可以援引同一套理由。

選舉委員會已就此表達明確關切。委員會指出，定期選舉是民主制度的核心原則，只有在極端和真正例外的情況下，才應考慮延期。它同時警告，讓現任議會參與或主導是否延期的決定，會構成明顯的利益衝突，並削弱公眾對選舉制度的信任。換言之，這不只是政治觀感問題，而是制度完整性的問題。

支持延期的論點，往往集中於成本與效率。有人認為，若新單一制議會即將成立，為舊架構再舉行一次選舉並不「划算」。但這種思路，正好顛倒了民主的優先次序。選舉的目的，從來不是追求行政效率，而是確保權力定期回到選民手中，接受檢驗與評價。

回顧歷史，更可看清這條底線的重要性。2019 年，英國正處於脫離歐盟的關鍵階段，政治前景高度不確定，但歐洲議會選舉仍然如期舉行。英國當選的歐洲議會議員，依法於 2019 年 7 月 2 日就任，並一直履職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英國正式退出歐盟為止，任期僅約七個月。即使任期短暫、制度即將改變，選舉仍被視為不可省略的民主程序。

問題的根源，在於現行法律本身留下了過大的彈性空間。只要法律容許部長以行政理由更改選舉年份，選舉就不再是不可動搖的制度保障，而是可以被調整的政策選項。這不但削弱地方民主，也為未來更大規模的延期鋪路。法律理應予以修訂，清楚規定地方選舉只能在極端情況下延期，並設下更高門檻，例如必須經國會實質審批，防止任何政府以行政便利為由，推遲選民授權。民主制度的價值，正在於它不容輕易變通；一旦這條界線變得模糊，民主本身就會慢慢失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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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威爾斯將以一次看似低調、實則深遠的制度轉向，改寫自身的民主運作方式。屆時，威爾斯議會（Senedd Cymru）將全面採用封閉名單的比例代表制，不再保留單議席或混合補償的元素。這不是技術微調，而是一次針對英國選舉制度核心缺陷的正面回應。

這次改革並非臨時起意，而是威爾斯政府多年檢討後的制度選擇。官方文件反覆指出一個核心矛盾：自 1999 年以來，議會的立法權力與財政職能不斷擴張，但議員人數一直停留在 60 人，已成為全英國職能最重、規模卻最小的議會。原有的混合選制既未能真正做到比例代表，亦製造兩類議員的地位落差，影響議會運作。在比較過蘇格蘭式混合制與北愛爾蘭 STV 後，威爾斯選擇一個制度目標最清晰的方案：直接採用全面比例代表制，擴大代表性，同時強化監察能力。

全威爾斯分成16選區，每區 6 席，是整個制度設計的關鍵。從理論上計算，其有效門檻約為 14%；但在實際投票分佈與名單分配下，真正能取得議席的門檻通常落在約 10% 至 11%。這個水平恰好形成一道制度濾網：支持度過低、過於零散、或只靠單一極端議題動員的政黨，難以跨過門檻；但凡能取得穩定雙位數支持的政治力量，議席分配又能大致反映其真實得票比例。結果是，整體比例性得以維持，而議會又不至於被過度碎片化，影響治理。

這套制度還帶來一個常被忽略、卻極為實際的改變：它幾乎不再需要補選。在封閉名單制度下，若議員中途出缺，只需由同一名單的下一位候選人遞補即可，既避免動輒耗費公帑舉行補選，也減少選區在關鍵時刻長期缺乏代表的情況。制度運作更平順，政治亦少了一層不必要的偶然性。

有人提出，蘇格蘭的混合制度或可作為折衷方案，但問題正正在於「折衷」。混合制理論上以名單議席補償單議席制的失真，實際上卻經常因單議席層面的超額當選而無法完全校正比例。當某一政黨在地區席位贏得過多，即使名單議席悉數分配給其他政黨，最終席位比例仍然高於實際得票。比例代表在這裡被打了折扣，只是失真程度較單議席制輕微而已。

再往前一步看北愛爾蘭採用的 STV，可轉移選票制，問題則在另一個層面。STV 在理論上確實兼顧比例與選民對個別候選人的選擇權，但制度複雜、點票程序冗長，選民理解門檻高。在北愛爾蘭，STV 的功能主要在於調和宗派分裂，確保不同社群均能進入議會；但在缺乏這種結構性分裂的政治環境中，STV 的額外複雜性，往往換不到相應的制度收益。對威爾斯而言，封閉名單 PR 或許不夠華麗，卻更清晰、可預期，也更容易向選民交代。

至於國會下議院沿用的單議席單票制（FPTP），以及地方選舉中表面為「多議席多票」、實質仍奉行同一邏輯的制度，其根本問題在於系統性地扭曲議席數目，本質上仍是贏者全取。在這種制度下，得票率與議席率之間不存在任何穩定關係。英國歷屆國會選舉中，屢見得票僅四成出頭的政黨，卻可取得過半、甚至接近三分之二的議席，形成所謂「強勢政府」；相反，在全國層面獲得一成以上、甚至接近兩成選票的政黨，卻只能換來零星席位，甚至在議會中幾近失聲。選制不只反映民意，更重塑權力的重量，並長期製造與社會結構不相稱的假多數。

在這個意義上，威爾斯的改革不只是地方政治的技術調整，而是一種制度態度的轉變。它不再嘗試為單議席制「補鑊」，而是直接選擇一個較誠實反映民意的制度。封閉名單未必完美，但權力如何分配，至少一目了然。

更值得留意的是，這次改革可能成為未來國會及地方選舉的參考藍本。一旦運作證明可行，我們將難以再忽視一個簡單問題：若制度能更準確反映選民選擇，為何仍要固守一套長期製造失真的舊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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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過去二十多年，雷丁的轉變其實相當驚人。二十世紀末，它仍被普遍視為一個典型的通勤城鎮，主要功能是承接倫敦外溢的人口與辦公需求；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城市定位卻逐步改寫。火車站與周邊地區重建，商業樓宇密度大幅提高，原本零散的工業與辦公用地被整合為現代化商業區，雷丁開始從「倫敦旁邊」變成「自己就是目的地」。

推動這場轉型的核心力量，是科技與資訊產業的高度集中。雷丁位處 M4 高速公路走廊的中段，交通上連接倫敦與英國西部，對跨國企業而言極具吸引力。過去二十年，越來越多公司選擇在此設立英國總部或核心營運點，原因並不複雜：距離倫敦夠近，卻能有效控制地價與營運成本，同時又能吸引全球人才長期定居。

企業名單正好反映了這種結構性轉變。微軟的英國總部設於雷丁；甲骨文亦以此作為英國及歐洲的重要基地；此外，思科、VMware等國際科技企業長期在此運作。這並非短期投機，而是多年累積後形成的產業集群，使雷丁成為英國 IT 地圖上不可忽視的一點。

隨着科技產業壯大，雷丁的城市結構與社會面貌亦隨之改變。高技術、高薪職位增加，推動住宅、市中心零售與餐飲全面升級，雷丁逐步成為英國收入水平最高的非倫敦城市之一。對不少專業人士而言，雷丁不再是「住在郊外、上班進城」，而是工作、生活與社交都能在同一城市完成。

除了科技，雷丁仍保留其他鮮明標誌。體育方面，雷丁足球會雖然不再長期處於頂級聯賽，但作為一支歷史悠久的球隊，依然是地方認同的重要象徵。文化上，雷丁音樂節每年吸引大量樂迷，讓這座商業氣息濃厚的城市，短暫轉化為英國流行文化的舞台。

至於氣象學，反而更像是雷丁低調卻深厚的一條支線。雷丁大學在氣象與氣候研究上的國際地位早已確立，而全球最重要的天氣預報機構「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亦把總部設於雷丁。這使城市在全球氣象與氣候預測體系中佔據關鍵位置，也與其以數據、模型與計算為核心的科技產業形成自然呼應。

總體而言，雷丁的故事說明了一點：即使在被認為「變化緩慢」的英國，一個中型城鎮也能在短短二十年間完成深層轉型。從通勤城鎮到科技樞紐，從地方城市到國際節點，雷丁的經驗本身，正是一個英國城市如何脫胎換骨的最佳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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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過去對能源轉型的憧憬，大多停留在政策規劃與目標承諾之間；如今，一塊埋藏在康沃爾 (Cornwall) 地底的鋰礦，正讓這些承諾有望走向實際的地面。康沃爾不再只是旅遊與歷史採礦的象徵，它正成為英國乃至歐洲能源供應鏈中的重要一環。通過最新的資源評估，該地被認為擁有歐洲最大級別的鋰資源，為英國在電動車與儲能產業中站上前排，提供了真正的底氣。

這一判斷並非空穴來風。多個礦業與地方發展評估顯示，康沃爾地區的鋰資源量在歐洲範圍內名列前茅，雖然最終可採規模仍需視乎後續勘探結果與商業化技術成熟度，但整體潛力已十分清晰。有參與該區開發的企業甚至估算，相關儲量在 2030 年前有能力支撐英國至少一半電動車電池所需的鋰用量。

鋰並非普通金屬。它是現時全球絕大部分電動車電池的核心組成部分。無論是追求高能量密度的 NMC 電池，還是以安全性與成本見長的 LFP 電池，都離不開鋰化合物作為基礎材料。近年備受關注的鈉離子電池，確實有其應用空間，但受制於能量密度較低，只能在部分固定式儲能或低端場景中分流需求，難以在中高端電動車市場動搖鋰電池的主流地位。這意味著，在可預見的未來，鋰仍然是能源轉型中無可取代的關鍵材料。

回看過去，英國在鋰供應問題上幾乎完全被動。直到不久前，英國仍然接近百分之百依賴進口鋰原料，來源包括澳洲、南美，以及經由其他國家加工的產品。這種結構性依賴，不僅削弱了英國製造業在供應鏈上的主動權，也令本地電動車與電池產業暴露於價格波動與地緣政治風險之下。康沃爾鋰礦的推進，正是從根本上改寫這個局面。

近年來，英國政府與私人資本明顯加大對康沃爾鋰資源的投入。相關項目已建成示範工廠，並首次在英國本土完成從開採到生產電池級鋰氫氧化物的完整流程。這一步意義重大，因為它標誌着英國不再只是擁有原材料，而是真正具備把資源轉化為工業級電池材料的能力，毋須完全依賴海外精煉。

這個示範項目的成功亦非孤例。政府透過不同投資工具與公共資本，持續為下一階段發展提供支援，加快項目由試驗走向商業化。同時，業界亦正探索將地熱開發與鋰提取結合的創新模式，希望在降低碳足跡的同時，提高整體資源利用效率。

這一切反映的，其實是一種更深層的供應鏈思維轉變。英國不再滿足於只製造電動車或吸引電池工廠落戶，而是嘗試向上游延伸，掌控關鍵材料來源。一旦康沃爾鋰產業成熟，不僅可大幅提升英國電池供應鏈的韌性，亦有機會在歐洲甚至全球電動車與儲能材料市場中佔據重要位置。

康沃爾鋰礦還承載着另一層象徵意義。這片土地曾是錫與銅礦聞名於世的工業重鎮，如今或將以新能源材料的身份，再次在一場新的工業變革中扮演核心角色。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在開發過程中兼顧環境責任、社區利益與長期經濟效益，避免重蹈過去「挖完就走」的老路。

綜合而言，康沃爾鋰礦的價值不只在於資源量本身，更在於它象徵着英國在能源轉型路上，首次真正握住戰略主動權。從依賴進口走向自主供應，這一步是英國電動化與儲能產業走向成熟的基礎，也是在全球能源競爭格局中站穩位置的一次關鍵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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