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 胡思

英國的移民歷史:一場血淚的重塑

若把英國歷史從最源頭攤開來看,移民不是某幾個特殊時期的插曲,而是這座島嶼持續被重塑的基本方式。差別只在於,有些移民帶着行李,有些帶着軍團。

最早踏足不列顛的,是尼安德塔人,約在距今 40 萬年至 4 萬年前。他們於冰期間歇性進出英倫,但在約 4 萬年前於整個歐洲滅絕,未留下連續族群。今日英國人基因中僅殘存極少比例的尼安德塔成分,那是更早在歐洲大陸混血留下的痕跡,而非本地延續。

現代人真正定居英國,大約在距今 1 萬年至 8,000 年前。冰河期結束後,英國仍與歐洲相連,獵人採集者可自由往來。其後約公元前 4000 年,新石器時代農民由歐洲西進,引入農業與定居生活;約公元前 2500 年,隨青銅技術而來的鐘形杯文化人口,在基因層面幾乎取代島上原有人口。在有文字記錄之前,英國已多次接近「換人」。

公元前 800 年至公元 1 世紀,島上出現被後世統稱為凱爾特人(Celtics)的部落社會。但凱爾特並非單一民族,而是一個語言與文化圈的總稱,本身已是多波遷徙混合的結果。他們之所以常被誤認為「最早的英國人」,只是因為在羅馬到來前,暫時沒有更強勢的新來者。

公元 43 年起,羅馬軍團進入不列顛。這在政治上是軍事佔領,但在人口與制度層面,依然是一種移民:軍人、官僚、商人及其家庭長期駐留,建立城市、道路、法律與稅制。本地居民被納入帝國體系,卻始終處於權力邊緣。第 5 世紀初羅馬撤離後,留下的是權力真空。

第 5 至第 7 世紀,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陸續定居。他們來自今日德國北部、丹麥與荷蘭一帶,並非短暫入侵,而是攜家帶眷遷入。語言、土地制度與法律被徹底重寫,「England」一詞由此而來,原有居民逐步被邊緣化。

第 8 至第 10 世紀,維京人自斯堪的納維亞(Scandinavia)經北海與英國東岸進入不列顛,從劫掠、貿易到定居,甚至建立政權。到第 11 世紀初,他們已被吸收為本地社會的一部分。1066 年,第 11 世紀的諾曼征服,則是一場精英層級的移民:來自法國北部的統治階層全面接管土地、軍事與法律,英語淪為下層語言數百年。

中世紀至近代早期,英國與歐洲大陸之間的人口流動從未中斷。商人、工匠、學者與傭兵來去頻繁。16 至 17 世紀,大量新教難民如胡格諾派由法國與低地國家遷入,重塑倫敦與英格蘭東南的手工業;同一時期,英國亦開始向北美與加勒比地區大規模輸出人口,逐步成為移民輸出國。

18 至 19 世紀,帝國擴張把人口、制度與武力送往世界各地;而到 20 世紀中葉,帝國退潮,移民開始回流。1948 年後,來自加勒比與南亞的移民被引入重建戰後英國,卻長期被視為過客。多年後爆發的「疾風醜聞」,揭示的不只是行政疏失,更是制度性忽視。

進入 21 世紀,來自香港的新移民在 2021 年後陸續抵英。他們依法而來,填補勞動與專業缺口,卻同樣面對政策收緊與輿論轉向。時代不同,語言不同,但結構邏輯並無二致。

把這條時間線看清,結論其實很冷靜:英國從來不是一個靜止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層又一層遷徙疊加的結果。移民不是例外,而是英國本身;血淚反覆出現,不在於人來了,而在於權力何時選擇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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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電的棄用與未來能源的轉型

一談到風電,反對聲音總會指向同一個畫面:風很大,風機卻停轉,電力被「棄掉」。於是有人下結論說,這是制度失靈,是投資錯配,甚至是不應再建風機的證據。這種說法看似直觀,其實忽略了能源轉型的基本邏輯。

先把事實放在桌面上。所謂風電棄用,並不是電沒人要,而是在某些時段,發電量超過了即時電網的輸送能力,系統只能限發。以 2025 年英國整體情況 而言,被棄用的風電約佔全年潛在風電發電量一成左右。換言之,接近九成的風電仍被順利送上電網並加以利用。把能源政策的成敗,建立在這一成左右的過渡性棄用之上,本身就是錯重點。

理解這件事,其實不難。把能源系統想像成蓋房子就好。很多大型住宅項目,往往是先修路、鋪管、拉電纜,房子未起,基建已在。短期看,路是空的,線路未滿載,但沒有人會因此指責浪費。因為沒有這些前置工程,房子根本不可能出現。

電網與風電的關係正是如此。風機建得快,電網升級慢,兩者在時間上不可能完全同步。當可再生能源滲透率開始上升,輸電瓶頸必然率先浮現。這不是錯誤,而是轉型推進到一定規模後,必然出現的結構性摩擦。

更重要的是,風電棄用是一個過渡性的問題。今天在北海沿岸或蘇格蘭部分地區出現的限發,並非系統常態,而是高度集中於特定地點與特定時段。隨着輸電線路加強、跨區輸送能力提升,以及儲能與需求管理逐步成熟,這些瓶頸會被一一打通。十年後回看,今天的棄用,只是一段施工期的不便,而非長期損失。

有些人因此反過來主張:既然會棄用,那就不該再建風機。這種說法,其實是把因果完全顛倒。沒有足夠多的風電,就不會有電網升級的經濟價值。電網投資動輒數十億英鎊,不可能憑空發生,它需要明確而持續的需求訊號。若風電規模不足,電網擴建只會變成空置資產,既無回報,也難以取得政治與社會共識。

真正的邏輯應該是:風電先行,電網才值得升級。當風電與電網都逐步完備,廉價、穩定、零燃料成本的可再生能源,才會從「補充選項」變成系統常態。要求在電網尚未到位之前就達到零棄用,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要求。

從全局看,風電帶來的好處,早已遠遠超過那一成左右被限發的時段。它壓低整體發電成本,減少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也為未來的電網升級提供了清楚而可信的投資方向。只盯着棄用本身,而忽略其餘近九成正在穩定供電的成果,既不理性,也不誠實。

真正的浪費,不是一時用不盡的風,而是因為恐懼與誤解,停下本應繼續前進的腳步。

#風電 #能源轉型 #英國電網 #可再生能源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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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黨派國會議員就 BN(O) 定居向內政部發信

多名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APPG on Hong Kong)成員聯同另外三十多位上下兩院議員,一齊致函內政大臣,指出新嘅賺取式定居 (Earned Settlement) 建議有機會令大部分 BN(O) 簽證持有人,實際上無法取得原本承諾嘅定居身分。

政府喺 2025 年底展開公眾諮詢,提出引入更高嘅收入同英文要求,聲稱係為咗促進「經濟自立同社會融入」。但議員同民間團體憂慮,呢啲新要求等同喺 BN(O) 路線上「搬龍門」,特別係喺大量香港人已經按原有承諾,行到接近五年定居門檻嘅關鍵時刻。

【Earned Settlement consultation】

有關 Earned Settlement 嘅公眾諮詢仍然進行中,我會將官方諮詢連結放喺第一個留言。呢個諮詢結果,會直接影響 BN(O) 將來申請 ILR(永久居留)同 settled status 嘅條件,未回應嘅,真係值得花幾分鐘睇清楚同提交意見。

【跨黨派聯署信全文(粵語翻譯)】

致內政大臣:

我哋作為一群關注此事嘅國會議員,特此就英國國民(海外)身分 BN(O) 香港人喺英國申請定居身分(settled status)嘅資格問題,致函畀你。雖然我哋歡迎政府於 2025 年 11 月 20 日宣布,會維持 BN(O) 簽證持有人通往永久居留(ILR)嘅五年途徑,但由於政府提出新增強制性嘅 ILR 要求,仍然令唔少 BN(O) 人士對前途感到不安。

由英國慈善組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進行、並經人口加權嘅調查顯示,只有 12% 嘅 BN(O) 人士有信心同時符合建議中嘅收入要求同語言要求,從而取得 ILR。更令人憂慮嘅係,由於子女必須喺雙親同時申請或已經取得定居身分嘅情況下,先有資格申請定居,結果可能有高達 98% 嘅 BN(O) 兒童,會面臨取得定居身分嘅延誤。

BN(O) 兒童定居延誤,其中一個令人擔憂嘅後果,就係對佢哋教育造成嘅影響。未取得 ILR,佢哋無法以本地生學費身份入讀英國大學;同時,由於缺乏領事保護及其他簽證限制,亦被排除喺海外升學機會之外。我哋當中好多人嘅 BN(O) 選民,正承受嚴重嘅經濟壓力,因為佢哋無法負擔子女嘅國際生學費,子女因此被迫延遲,甚至放棄學業同職業抱負。

我哋亦對已退休 BN(O) 人士嘅處境深感關注。佢哋若未取得英國定居身分,便無法提取香港強積金(MPF)退休儲蓄,令佢哋嘅財務前景充滿重大不確定性。

BN(O) 簽證係一條度身訂造嘅人道主義途徑,性質上有別於其他經濟移民路線。作為一個低收入、高資產群體,BN(O) 人士往往依靠個人儲蓄、利息同股息,去支持自己喺英國展開新生活。當初政府亦容許佢哋以學生、社區義工、照顧者同退休人士等多元身份,為英國社會作出貢獻。若而家引入新要求,將會對 BN(O) 家庭造成不成比例嘅影響,嚴重擾亂超過二十萬名已經視英國為家嘅香港人生活,亦會削弱政府對接納呢批英國國民回歸嘅承諾。

我哋感謝內政部國務大臣、弗林特嘅漢森勳爵(Lord Hanson of Flint),一直以來就呢個議題作出開放而積極嘅溝通。我哋相信英國政府會繼續支持 BN(O) 人士,並尊重呢個計劃獨特嘅人道主義目的。基於以上精神,我哋懇請政府全面豁免 BN(O) 人士嘅收入要求,並就語言要求提供過渡安排,豁免已經身處申請途徑之上嘅人士。

謹此,

Emily Darlington MP,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主席,Milton Keynes Central(工黨)

Bobby Dean MP,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Carshalton and Wallington(自由民主黨)

Alistair Carmichael MP,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Orkney and the Shetlands(自由民主黨)

Lord Alton of Liverpool,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上議院,Crossbench)

Lord Shinkwin,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上議院,保守黨)

Baroness Bennett,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副主席(上議院,綠黨)

James Naish MP,Rushcliffe(工黨)

Charlotte Nichols MP,Warrington North(工黨)

Dr Ellie Chowns MP,North Herefordshire(綠黨)

Jo Platt MP,Leigh and Atherton(工黨及合作黨)

Will Forster MP,Woking(自由民主黨)

Adrian Ramsay MP,Waveney Valley(綠黨)

Graeme Downie MP,Dunfermline and Dollar(工黨)

Mark Sewards MP,Leeds South West and Morley(工黨)

Carla Denyer MP,Bristol Central(綠黨)

Chris Hinchliff MP,North East Hertfordshire(工黨)

Rachael Maskell MP,York Central(工黨及合作黨)

Dr Scott Arthur MP,Edinburgh South West(工黨)

Gareth Thomas MP,Harrow West(工黨及合作黨)

Sarah Hall MP,Warrington South(工黨)

Danny Beales MP,Uxbridge and South Ruislip(工黨)

David Baines MP,St Helens North(工黨)

Sian Berry MP,Brighton Pavilion(綠黨)

Sarah Champion MP,Rotherham(工黨)

Michael Wheeler MP,Worsley and Eccles(工黨)

Cat Smith MP,Lancaster and Wyre(工黨)

Martin Rhodes MP,Glasgow North(工黨)

Luke Taylor MP,Sutton and Cheam(自由民主黨)

Graham Stringer MP,Blackley and Middleton South(工黨)

Yuan Yang MP,Earley and Woodley(工黨)

Marie Rimmer MP,St Helens South and Whiston(工黨)

Sarah Edwards MP,Tamworth(工黨)

Juliet Campbell MP,Broxtowe(工黨)

Christine Jardine MP,Edinburgh West(自由民主黨)

Nadia Whittome MP,Nottingham East(工黨)

Tom Tugendhat MP,Tonbridge(保守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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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2019年憲政危機的教訓

2019 年,英國曾經站在憲政邊緣。當時不少人問了一個以前只會出現在政治學課本的問題:一個沒有成文憲法的民主制度,能否抵禦權力被濫用的時刻?那次危機的核心,正是政府試圖透過合法形式,達成違反民主精神的政治目的。

事情的導火線,是首相約翰遜建議英女王暫停國會運作。表面理由是為新一屆會期作準備,但實際效果,卻是在脫歐死線前,令國會無法開會、無法立法、也無法監察政府。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政變,沒有軍隊、沒有暴力,但正因如此,它更難被即時辨識。當時已有評論形容這是一場「憲政政變」或「沒有坦克的政變」,所指並非武力奪權,而是行政權試圖在關鍵時刻,暫時關掉民主制度本身。

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強烈反彈,原因在於它直接觸碰英國憲制的核心原則:國會至上。在英國的憲政傳統中,國會是最高立法機關,政府的合法性來自國會,而非相反。暫停國會本身並非禁忌,但若在國家面臨重大抉擇時,長時間令國會無法履行職能,其效果等同於顛倒權力來源,令行政權凌駕於國會之上。這正是事件被視為憲政危機,而不只是政治操作的原因。

危機最終不是在街頭解決,而是進入法院。英國的普通法制度長期對王室特權保持高度克制,但這一次,法官無法再迴避。最高法院一致裁定,這次停會在效果上妨礙國會履行其憲制職能,而政府未能提出合理解釋,因此屬於非法。裁決的真正分量,不只是否定一次停會,而是首次清楚宣告:任何權力,只要實質上架空國會,都不在法律容許之內。

值得深思的,是一個沒有發生、但極其關鍵的假設場景:如果首相拒絕接受裁決,堅持繼續停會,甚至無視法院命令,英國會發生甚麼事?答案是,國家將即時踏入真正的憲政崩潰。司法裁決失去效力,法治不再成立;國會被關閉,民主制度無法運作;王室將被迫捲入政治對抗,整個體制的合法性會迅速瓦解。那一刻,才會真正符合政變的實質定義。

正因如此,制度能否存活,取決於最後一步有沒有被跨過。政府最終遵從裁決,國會立即復會,沒有出現拒絕裁決、另立權威的情況。正是在這一刻,英國避免了一場真正的制度性斷裂。這不是因為制度完美,而是因為制度內的關鍵角色,選擇了服從制度本身。

這場風暴過後,英國民主反而變得更清晰,也更堅實。法院劃下紅線,說明停會不是政治武器;國會重新確認自己是權力的源頭,而非行政附屬;公眾亦首次清楚看到,民主不只是選舉一次就完結,而是一套需要持續運作、在危急時刻能夠自我修正的制度。英國並非沒有走近懸崖,但正是這次經驗,令民主的底線變得前所未有地清楚。

#英國政治 #憲政危機 #國會至上 #民主制度 #Br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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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以下的全新電動車選擇

電動車是否能真正走進主流市場,關鍵不在旗艦車型,而在價格是否回到一般家庭可以接受的水平。最近一年不少全新電動車的起步價跌穿 £25,000,對不少正在觀望的準車主來說,時機到了。

以下選擇,全部以 Auto Trader 所列的新車起步價作為單一來源。

Dacia Spring 是目前價格最低的一款,全新車起步價約 £15,990。這部車從來不試圖討好所有人,續航力有限,動力溫和,但定位極其清楚,就是市區短途代步。低價意味著低門檻,對只需要一部「第二輛車」或純通勤用途的家庭而言,這已足以構成購買理由。

Citroën ë-C3 的起步價約 £19,995,定位明顯不同。它不是為了成為最便宜,而是要成為「最像一部正常汽油小車的電動車」。乘坐感受、車廂空間與整體比例都貼近傳統掀背車,對不希望因轉用電動車而改變生活習慣的用家而言,這種保守反而是優點。

Fiat 500e 的起步價約 £20,995。它的賣點不在性價比,而在情感與設計。這是一部明顯偏向城市生活的車,空間有限,但外形討好,內裝質感亦高於同價位不少對手。市場對它的接受程度說明,即使在討論平價電動車時,情感因素仍然有其位置。

Renault 5 E-Tech Electric 目前在英國的起步價約 £22,985。這款車之所以備受關注,並非因為它是最便宜,而是它代表了一種方向。經典車名回歸,配合相對克制的定價,傳遞的訊息很直接:電動車不再只是新科技展示,而是可以重新成為大眾熟悉的小型車。

Hyundai Inster 的起步價約 £23,755。相比其他選項,它在續航力與配備上略為進取,試圖在價格仍可接受的前提下,提供多一點「正常用車」的安心感。這類車型的存在,顯示市場已開始出現不同取向的平價電動車,而非單一模板。

心動了嗎?你會如何選擇?

#電動車 #英國汽車 #小型車 #交通轉型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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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利華:英國日常生活的隱形巨頭

我們每天都在用它的產品,卻往往不知道它來自英國。早上洗臉、洗頭、刷牙,廚房煮飯、洗衫、清潔家居,甚至晚上吃甜品,背後很可能都有聯合利華(Unilever)的影子。這不是修辭,而是一個現實:它早已滲透進日常生活,但大多數人從未把它與「英國企業」劃上等號。

聯合利華的總部設於倫敦,是一家在英國上市、受英國資本市場監管的跨國企業。按近年市值計算,其市值大約在一千億英鎊上下,長期位列英國股市市值最高的頭五間公司之一,與大型銀行和能源巨頭並肩而立。換言之,它不是一間邊緣性的老牌企業,而是英國資本市場真正的核心成員。

要理解聯合利華為何能做到這一步,關鍵在於它所掌握的一系列日常品牌,而且多數人每天都在使用,卻未必意識到它們同屬一個集團。個人護理方面,包括 Dove、Lux、Lifebuoy、Rexona、Axe 或 Lynx,幾乎主導了多個國家的浴室與洗手間;洗衣與家居清潔方面,有 OMO、Persil、Surf、Domestos、Cif 等高頻使用產品;食品與調味則包括 Knorr、Hellmann’s、Maille;雪糕業務更是聯合利華的傳統強項,Wall’s、Magnum、Cornetto、Ben & Jerry’s 在不同市場各自佔據龍頭位置。這些品牌的共通點,不在於潮流或話題性,而在於一旦進入家庭,就長期重複被使用。

這一點之所以容易被忽略,正因為聯合利華的存在方式極為低調。它不賣科技願景,不談顛覆未來,也很少成為政治或產業爭議的中心。它專注的,是低單價、高頻率、不可或缺的必需品。洗頭水、肥皂、洗衣液、清潔用品、調味料,這些產品或許不起眼,但需求幾乎不會消失。這正是它能夠長期維持龐大市值的根本原因。

除了倫敦的企業總部,聯合利華在英國仍保留多個重要的實體據點。最具歷史象徵意義的是位於英格蘭西北部威勒爾半島的 Port Sunlight。這個廠區已有超過一百年歷史,當年不只是工廠,更是一個完整的企業社區。時至今日,Port Sunlight 仍然是重要的製造與研發基地,而非單純的歷史遺跡。在英格蘭北部,包括列斯一帶,亦設有食品及調味品相關的生產設施,並配合各地的研發、包裝與物流中心,支撐其高度效率化的供應鏈。

聯合利華的商業邏輯,其實非常「英國」。它不追求爆發式成長,而追求可預測的現金流;不靠一次性消費,而依賴長期習慣;不需要消費者對公司本身有認同感,只需要對品牌有基本信任。正因如此,它在經濟好時不特別耀眼,在經濟差時卻極具韌性。人們可能延遲換車、換手機,卻不會停止洗衫、煮飯和清潔家居。

也正因為品牌高度本地化,很多亞洲、非洲甚至歐洲消費者,根本不在意聯合利華是一家英國公司。這反而說明它的成功:它已不需要靠國籍作為賣點。能做到這一點的跨國企業,其實並不多。

回頭看,聯合利華或許不是最刺激、最具話題性的英國企業,但它無疑是最貼近現實生活的一家。它以千億英鎊的市值,長期穩坐英國股市前列,卻選擇安靜地存在於每一個家庭之中。這提醒我們,企業最終的成功,不一定是被看見,而是每天都被需要。

#Unilever #英國企業 #消費品 #品牌經濟 #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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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壺背後的物理奧秘

冬季奧運正如火如荼上演,而在一眾以速度與爆發力取勝的項目之中,冰壺再次顯得格格不入:節奏緩慢,動作克制,看似沒有任何戲劇張力。但只要多看幾局,就會發現這項運動其實極其殘酷,因為每一壺都無法補救,而所有結果,幾乎都在出手的一刻已經寫好。

先簡單說清楚規則與計分,才能理解為何物理細節如此重要。冰壺比賽以「局」(end)計算,每一局雙方各投 8 個冰壺石,合共 16 壺。投完之後,只有一隊可以得分:哪一隊的石頭,最接近靶心(house 中央),那一隊便得分,而得分數量是該隊所有「比對手最近的一顆更接近靶心」的石頭數目。換言之,並非越多石入圈越好,而是距離排序決定一切。一顆多彎 10 厘米,可能就由 2 分變成 0 分。

正因如此,冰壺從來不是「把石頭推過去」那麼簡單,而是一門關於路徑控制的學問。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冰壺會問:為什麼石頭明明向前滑,最後卻會彎向一邊?直覺答案往往是「因為旋轉」,甚至有人把它類比為足球的彎波,但這其實並不正確。冰壺的彎曲,並不是空氣動力學,而是來自冰面摩擦的細微不對稱。

冰壺石底部並非平坦,而是一圈很窄的接觸環,真正接觸冰面的,只有這一圈邊緣。比賽用冰亦不是光滑如鏡,而是灑上無數細小水滴結成的凸點,行內稱為 pebble。石頭實際上是在這些微小冰粒的頂端滑行,而不是在整塊冰面上「滑過」。

當石頭帶着輕微旋轉前進時,前方接觸到的冰粒會先被壓縮、磨擦,溫度亦略為上升;後方再接觸的,已不是原本狀態的冰面。這種前後狀態不同的接觸,令旋轉方向那一側的摩擦力稍稍增加。差異極小,幾乎無法即時察覺,但在十多秒、甚至數十秒的滑行過程中不斷累積,最終就把石頭拉向旋轉的一邊,形成冰壺特有而且可預測的彎曲路徑。

掃冰的作用,亦經常被誤解為「用力刷,令石頭走得更遠」。實際上,掃冰更多是在控制結果,而不是單純追求距離。高速掃刷會令冰粒表面短暫升溫,形成極薄水膜,同時磨平 pebble 的尖端,改變石頭與冰之間的摩擦分佈。結果不是簡單的快或慢,而是彎得多還是少、彎得早還是遲。在高水平比賽中,掃冰往往是為了把原本會失分的一球,硬生生拉回到得分位置。

即使在同一屆冬奧,不同場次、不同時間的冰況都可能略有差異。場館濕度、冰溫、灑水密度,以至前一場比賽留下的磨損,都會影響 pebble 的狀態,繼而改變摩擦特性。頂級隊伍在賽前反覆試投,並非靠感覺,而是在重新校準今天這條冰道的物理條件。

連冰壺石本身的材料,也是一個嚴肅的科學選擇。比賽用石幾乎清一色採用特定花崗岩,原因不在於傳統,而在於其結晶細密、吸水率極低,在反覆撞擊與長期摩擦下仍能保持穩定形狀。如果石頭會吸水或產生微裂,接觸環的行為就會隨時間改變,整項運動的可預測性亦會隨之崩潰。

冰壺看似慢,其實只是把極微小的物理效應,拉長到人眼可以觀察的尺度。旋轉多一點、掃冰慢半秒,差異可能只在摩擦係數的第三位小數,卻足以令一局比賽由得分變成失分。這不是慢運動,而是一項對精度極端苛刻的運動。當你再看奧運冰壺時,不妨記住,那條優雅的弧線背後,其實是一整套物理定律,在安靜而準確地運作。

#冬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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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利侯:港人移民的理性選擇

移民選址,從來不是追求最熱鬧,而是計算長期生活的風險與回報。梳利侯之所以吸引愈來愈多香港人,正因為它精準地落在一個關鍵位置:夠近核心城市,卻避開核心城市的結構性問題。

先說交通。梳利侯與伯明翰機場的距離極短,由市中心或主要住宅區出發,駕車僅約十分鐘。雖然現時沒有直飛香港的航班,但來往歐洲主要城市,以及經中東轉機往返亞洲,都相當方便,機場的可用性甚高。

而正在興建的 HS2 高鐵站 Bimringham Interchange 亦近在咫尺,車程在十五分鐘內。通車後,乘坐 HS2 前往倫敦 Old Oak Common,車程僅約 38 分鐘。這意味著梳利侯不再只是伯明翰外圍城鎮,而是直接接入全國高速鐵路網絡的節點之一,時間距離被徹底重塑。

不過,梳利侯真正吸引港人的地方,並不只在交通。它靠近伯明翰,卻不等同於成為內城的一部分。居民可使用大城市的就業市場、商業配套與高等教育資源,但日常生活卻避開內城市區常見的高密度、交通擠塞、噪音與治安壓力。這種「貼城而不入城」的狀態,對有家庭、尤其有子女的移民而言,往往比單一通勤時間更重要。

梳利侯本身亦是英國重要的就業區之一,區內聚集不少高技術與製造業職位,並設有大型展覽與會議設施,使本地就業不必完全依賴伯明翰市中心。同時,區內綠化與開放空間比例高,公園、林地與步行路線充足,生活半徑內即可接觸自然,對長期居住的身心狀態影響深遠。此外,學校選擇整體穩定,社區結構成熟,居民流動率相對低,生活秩序清晰。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港人一向擅長選擇落腳地點。過去在不同移民潮中,香港人往往不是追逐名氣最大、樓價最高的城市,而是選擇交通清楚、結構穩定、生活可持續的地區。梳利侯正好符合這套判斷邏輯:它不靠短期話題吸引人,而是以位置、結構與長期可用性取勝。

選擇梳利侯,並不是因為它承諾驚喜,而是因為它把生活的不確定性壓到最低,同時保留向外連接的能力。對懂得衡量風險的移民家庭而言,這正是一個經過計算、而非情緒驅動的選擇。

#英國生活 #梳利侯 #港人移民 #西密德蘭 #H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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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是否會在廿年內超越人類?

人工智能會否在廿年內超越人類,已不再是科幻問題,而是科研界、產業界與政策圈反覆討論的現實判斷。真正的分歧,不在於會不會發生,而在於「超越」的標準是甚麼,以及誰有資格下這個判斷。

先看最受關注的警告者之一,Geoffrey Hinton。作為深度學習奠基人之一、曾任 Google 首席研究員,他並非旁觀者,而是親手推動神經網絡革命的人。Hinton 近年多次公開承認,自己低估了技術進展速度。他過去以為人類仍有 30 至 50 年緩衝期,現在卻認為在 10 至 20 年內,人工智能在多數認知任務上達到或超越人類水平,已具現實可能性。他的時間判斷,來自對模型規模、突現能力與自我學習潛力的工程直覺,而非抽象哲學。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 Yann LeCun。同為深度學習三巨頭之一,現任 Meta 首席 AI 科學家,他的身分是長期從事感知與學習理論研究的科學家。LeCun 一再強調,今天的人工智能本質上仍是高階統計工具,缺乏對物理世界、因果關係與常識的真正理解。在他看來,若不出現全新理論突破,所謂通用人工智能仍屬「數十年之外」,甚至未必能單靠現有路線實現。他給出的不是具體年份,而是一個明確的否定條件。

站在產業前線的,是 Sam Altman。作為 OpenAI 行政總裁,他的角色不是定義智能,而是推動能力落地。Altman 避免宣稱某一年「超越人類」,但他實際描繪了一條更短的時間線:未來 5 至 10 年內,人工智能已足以在科研、程式設計、醫療輔助與行政決策等領域,對勞動市場與制度結構造成不可逆轉的衝擊。這是一種營運者視角,關心的是影響何時變得無法忽視。

至於最敢講年份的,是未來學者 Ray Kurzweil。作為長期研究計算趨勢的發明家與 Google 前瞻工程師,他預測約在 2045 年前後,機器智能將全面超越人類,並引發所謂「奇點」。他的判斷建基於算力、成本與資料規模的指數增長外推,支持者視之為冷靜的數學推論,批評者則指出,社會、能源與政治摩擦從不呈指數增長。

把這些觀點並列,就會看到一個清晰結構:Hinton 指向廿年內的中期風險窗口,Altman 描述的是十年內已發生的制度衝擊,Kurzweil 提供長期終點,而 LeCun 則提醒整條路線可能高估了現有技術。

因此,「人工智能廿年內超越人類」未必是一個單一時刻,而更像一連串臨界點的累積。等到社會在語義上承認「超越」時,權力、效率與決策的天秤,或許早已傾斜。

#人工智能 #AGI #科技風險 #未來社會

人工智能是否會在廿年內超越人類? 閱讀全文 »

英國國王的身份之謎

Matthew Goodwin 係一名英國政治學者,近年成為右翼民粹論述中相當有影響力嘅人物,同時亦正代表改革黨參與即將舉行嘅國會補選。他長期研究民族身份同選民行為,但近年嘅公共言論,愈來愈模糊一條關鍵界線:究竟「British」同「English」係法律同公民身份,定係必須同血統、世代延續同族裔來源掛鈎。正正係呢種講法,將身份由制度問題,慢慢拉向血緣審查。

如果順住 Goodwin 呢套身份觀點一路推論落去,英國社會會得出一個表面上前後一致、但結論極度荒謬嘅結果:British 或 English 唔再只係依法取得嘅身份,而係一種要經過血統同世代驗證嘅資格。一個人即使喺英國出世、受英國教育、依法擁有國籍,只要「唔夠多代」,都可以被質疑係咪真正屬於呢個國家。

但呢套標準一旦認真套用落英國本身,就會即刻自我瓦解。因為第一個過唔到關嘅,正正就係現任英國國王查理斯三世。現代英國皇室從來都唔係所謂「英格蘭原生血統」。溫莎王朝嘅前身係德國嘅薩克森—科堡—哥達家族,只係喺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應政治同社會氣氛需要,先將王朝名稱改為「Windsor」。改嘅係名字,唔係血。

如果進一步拆解查理斯國王嘅血脈,問題就更加清楚。佢嘅父親菲臘親王出生於希臘,所屬嘅格呂克斯堡王朝源自德國北部,後來成為丹麥同希臘王室嘅核心血系;母系方面,伊利沙伯二世向上追溯,同樣來自德國王室。再加上歐洲王室幾百年來為咗外交同權力平衡而進行嘅跨國聯姻,查理斯國王嘅血統網絡橫跨德國、丹麥、希臘、俄羅斯、法國同荷蘭。更關鍵嘅係,查理斯三世嘅八位曾祖父母之中,只有一位源於蘇格蘭,另一位勉強視為英格蘭本土,其餘全部來自歐陸王室血系,幾乎無一符合所謂「英格蘭原生血統」的標準。

但英國歷史上,從來冇人因為皇室血統「唔純」,就否定佢哋嘅 British 身份。原因好簡單,因為 British 從來都唔係一個生物學概念。佢係一個政治同法律身份,建基於制度、公民權利、責任同憲制角色,而唔係祖先喺第幾代之前住過邊條村。英國本身就係由多次移民、征服同融合構成,如果要用血統去驗證歸屬,英國呢個國家根本無法成立。

至於 English,爭議其實更加離奇。英國係一個由四個國族組成嘅國家:English、Welsh、Scottish 同 Northern Irish。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只要係 British,自然就會對應其中一個身份。但改革黨柏斐文 (Suella Braverman) 表示,即使自己喺英國出世,但因為家族並非「世世代代喺英格蘭」,所以唔會形容自己係 English,只會話自己係 British。呢種說法實際上將 English 由一個地域與文化身份,轉化成一種以血統深度作為門檻嘅資格。

Goodwin 呢套論述最大嘅問題,係佢動搖咗現代國家存在嘅基本邏輯。一旦國民身份變成血統競賽,界線只會不斷向內收窄,永遠有人「唔夠純」,永遠有人「唔夠格」。而當呢套標準連查理斯國王都過唔到關,就已經清楚說明,問題唔喺人,而喺標準本身。

所以,「英國國王都唔係英國人?」唔係一句挑釁,而係一面照妖鏡。佢照出嘅,唔係皇室嘅血統,而係一種試圖用血緣去重新定義國家嘅荒謬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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