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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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泰晤士河河底，有一条长达25公里的隧道。大部分人看不见它，但这条隧道每年拦截大量原本会流入河中的污水。这条名为Tideway Tunnel的工程，全长约25公里，直径约7米，沿着泰晤士河河床下方延伸，由西伦敦Acton一直通往东伦敦Abbey Mills，再把污水送往Beckton污水处理厂。整个工程耗资约45亿英镑，被称为伦敦的「超级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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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为何需要这条隧道，必须先理解伦敦原有的排污系统。今日伦敦的主要下水道，大多建于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由工程师Joseph Bazalgette设计。当时伦敦经历多次霍乱爆发，城市污水直接排入泰晤士河，气味与卫生问题严重。Bazalgette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地下排污系统，把城市污水集中输送到下游处理。这套系统是为当时人口约300万的伦敦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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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大伦敦人口已经超过900万，城市规模远远超出原本的设计容量。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排水系统采用「合流制」。在这种设计中，雨水与生活污水共用同一套管道输送。平常天气下，家庭与商业产生的污水会经由下水道输送到污水处理厂，例如东伦敦的Beckton，经处理后才排回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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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出现在暴雨时。当大量雨水在短时间内涌入下水道，水量可能在短时间内增加数十倍。如果所有水都被迫送往污水处理厂，整个系统可能被压垮，甚至出现污水倒灌街道或住宅的情况。因此在合流制系统中，沿河设置了多个溢流口。一旦水位过高，部分混合水便会直接排入泰晤士河。这种设计被称为Combined Sewer Over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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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机制在19世纪是一种合理的安全设计，但在今天人口与城市面积大幅增加的伦敦，溢流情况变得愈来愈频繁。在建造Tideway之前，泰晤士河沿岸共有数十个溢流排口，每当出现大雨，混合污水便会排入河中。在某些年份，数以千万吨计的未经处理污水会因此流入泰晤士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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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eway Tunnel的工程逻辑其实可以简单理解为三个步骤：截流、储存、再处理。沿河多个原本直接通往河流的溢流排口，现在会被引入新的地下系统。当暴雨令原有下水道达到容量上限时，混合污水不再排入泰晤士河，而是被导入Tideway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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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隧道本身同时是一个巨大的储存空间。整个系统的容量约160万立方米，相当于大约640个奥运标准泳池。暴雨期间，污水会暂时储存在隧道中。当降雨结束、污水处理厂恢复处理能力后，系统再把隧道中的污水慢慢输送到Beckton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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隧道设计亦利用了地形与重力。整条隧道由西向东逐渐下降，西伦敦的深度约30米，而东伦敦部分地段可达60米以上，使污水可以自然流向下游，最后再由泵站提升到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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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于2016年正式动工，2018年开始使用大型隧道钻掘机挖掘，2022年完成主要隧道工程。之后进入连接与测试阶段，并于2025年2月完成整个系统连接并投入运作，同年5月7日由英王查理斯三世主持官方启用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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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完成后，系统可把排入泰晤士河的污水溢流量减少约95%。对一条曾在1950年代被形容为「生态上已死亡」的河流而言，这是改善水质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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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隧道不会成为地标，也不会吸引游客。对大多数伦敦人而言，它将永远看不见。但城市真正依赖的基建，往往正是这些隐形工程。Tideway Tunnel藏在地下，人们看不见它的存在，但河水的改变却会慢慢被感受到。当泰晤士河的水质持续改善，无论是河岸居民、散步的市民，还是来到伦敦的游客，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享受到这条地下隧道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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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
Ted Ahlberg / Flickr（Creative Commons 授权）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经 Wikimedia Commons 发布（CSO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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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香港人搬到伦敦西南的泰晤士河畔京士顿生活，却未必知道这个地方的名字本身就带着历史。Kingston 其实源自 King’s Town，意思是「国王之城」。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多位英格兰国王曾在此加冕。市中心至今仍保存一块名为 Coronation Stone 的石头，象征当年王权仪式的所在地。今日的京士顿是一个繁忙的伦敦市镇，但名字仍提醒人们，这里曾是英格兰王权的象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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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这座古镇迎来另一批新居民。自2021年英国推出英国国民（海外）签证后，大批香港家庭移居英国，而京士顿逐渐成为其中一个较受欢迎的落脚地。地方议会亦承认区内已有不断扩大的香港社群。这种聚居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现实条件叠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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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往往是最直接的原因。许多香港家庭移居英国时都带着子女，因此学校质素往往成为首要考虑。京士顿区内有多间成绩优秀的中学，其中 Tiffin School 与 Tiffin Girls’ School 长年被视为英国顶尖的 grammar school。对熟悉香港考试文化的家庭而言，这类学校的吸引力十分明显。当教育资源集中在某一地区时，移民家庭往往会向同一地方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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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与地理位置亦是重要因素。京士顿位於伦敦西南，火车可直达 Waterloo，通勤时间约半小时。对需要在伦敦工作的人来说，这样的距离既保留就业机会，又避开市中心高昂的房价。整个西南伦敦其实形成一个成熟的住宅带，附近有 Richmond、Wimbledon 与 Surbiton 等传统住宅区，生活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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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则为这个地方增添另一层吸引力。泰晤士河穿过京士顿市中心，河岸两旁是餐厅、咖啡店与步道。对许多从高密度城市来的香港人而言，这种既有城市便利又有开阔空间的生活方式颇具吸引力。附近的 Richmond Park 与 Bushy Park 是伦敦最大的皇家公园之一，公园内常见野鹿出没。城市与自然之间的距离，在这里显得格外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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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士顿周边的历史文化亦为生活增添层次。距离市中心不远的 Hampton Court Palace，是都铎王朝时期的王宫，与亨利八世的统治密切相关。许多居民会沿着泰晤士河骑单车或散步前往。城市日常与历史景观在这里自然交织，使生活空间带有一种难以复制的地方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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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交通规划亦为这个地区增添想像空间。伦敦提出的 Crossrail 2 计划，将在西南伦敦接入现有铁路网，并以高频跨城铁路形式连接市中心。按照规划，Kingston 将纳入这条路线的服务范围。若计划有一天落实，西南伦敦与伦敦核心区之间的通勤能力将显著提升，整个区域的交通地位亦可能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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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移民聚居地的形成，最终仍离不开社群效应。当第一批香港家庭落脚后，新的移民往往会跟随熟悉的资讯与人际网络。社交媒体群组、教会与社区组织，使资讯在移民社群之间迅速流动。于是，一个原本只是地图上的城镇，逐渐变成社群认知中的「港人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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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地图往往就是这样形成的。一开始是少数人的选择，之后便逐渐变成一条看不见的路。京士顿曾因国王加冕而得名，如今又因新的居民而有了新的故事。当人们在这座城市生活时，也许未必会想起那块象征王权的石头，但城市的名字仍在提醒人们：这里曾是国王之城，而历史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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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能源问题的核心矛盾其实很简单：需求庞大，但地下资源有限。这不是短期政策选择，也不是市场波动，而更像一种地质条件所决定的宿命。与中东或西伯利亚相比，欧洲本身几乎没有能长期支撑经济体系的大型油气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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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与天然气的分布从来不是平均的。全球最大的油气资源集中在少数地区，例如波斯湾与西西伯利亚。这些地方在远古时期曾被广阔而稳定的浅海覆盖，大量浮游生物沉积形成厚厚的有机岩层，再经长期埋藏转化为油气。更重要的是，地层构造形成巨大的储集构造，使油气能在地下累积成规模庞大的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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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地质条件却完全不同。大部分欧洲位于古老的大陆地壳之上，沉积盆地较小，而且在漫长地质历史中经历过多次构造运动。这些运动往往把可能形成的大型油气储层打碎，形成许多零散的小油气田。换言之，欧洲并不是没有油气，而是很难形成巨型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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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是欧洲唯一接近世界级油气区的例外。这个盆地在大西洋开裂时形成，沉积了富含有机物的岩层，再加上良好的砂岩储层，使英国与挪威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重要产油区。然而北海油气田规模仍远小于中东巨型油田，而且多数位于海上，开采成本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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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北海已经进入成熟期。英国北海产量早在二十一世纪初达到高峰，其后持续下降。挪威仍然保持一定产量，但新发现油田规模愈来愈小。即使把挪威视为欧洲能源体系的一部分，整个欧洲的石油产量仍远远低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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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的情况稍为好一些，但同样存在结构限制。荷兰的格罗宁根气田曾是欧洲最大的天然气来源之一，但因地震问题已逐步关闭。挪威海与巴伦支海仍有气田，但规模不足以取代整个欧洲的进口需求。即使在俄罗斯供气减少之后，欧洲仍需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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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构性的差距意味着一件事：欧洲不可能透过增加化石燃料开采来实现能源自给。即使重新开发所有潜在油气盆地，最多也只是稍微减少进口比例，而不可能改变整体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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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欧洲近年大力发展风能与太阳能，同时保留核能并探索地热等本地能源。与石油不同，这些能源的分布较为均匀，不需要依赖少数资源丰富的地区。当能源来源逐渐由地下油气转向本地电力，能源安全也不再完全取决于远方的油气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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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欧洲的能源转型并不只是气候政策，而是一种顺应现实的选择。当地质条件已经划下界线，唯一能改变的就只有能源结构。对欧洲而言，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正是摆脱这种能源宿命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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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英国庇护制度的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策愈收紧，问题却愈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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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 2002 年说起。当时贝理雅政府在政治压力下取消了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审批期间工作的权利。此前，如果申请超过六个月仍未有决定，寻求庇护者可以合法工作。政策改变后，他们基本上只能依赖政府提供住宿与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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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原本是为了减少政治争议。政府希望避免被指吸引移民，也希望化解「抢走本地工作」的舆论压力。但长远效果却截然不同。一旦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工作，他们在整个审批期间都必须依赖政府。只要审批速度一慢，住宿需求就会迅速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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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英国主要依靠「分散住宿」制度安置寻求庇护者。所谓分散住宿，是指政府透过承包商在全国不同城市租用住宅，把寻求庇护者分散安置在普通社区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大型难民营。然而当全球冲突增加、申请数字上升，而审批速度又下降时，制度弱点开始显现。当分散住宿不足时，政府只能寻找临时方案。酒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大量使用，并逐渐成为主要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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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政策也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当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工作、长期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宿中，社会很容易把他们视为负担。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容易滋生不满与敌意。当社会情绪转为愤怒时，政治人物往往再以更强硬的政策回应。于是形成一个循环：限制愈多，怨气愈大；怨气愈大，政策再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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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发生。英国离开欧盟后，也退出了「都柏林规则」。这套制度原本规定，庇护申请应由寻求庇护者首次进入的欧洲国家处理，因此英国可以把部分人送回欧洲大陆，同时亦能透过欧洲指纹资料库查核他们是否曾在其他国家提出申请。脱欧后，英国失去了这些机制，不但更难把人送回欧洲，也更难确认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纪录。经英伦海峡的小艇偷渡如今成为政治焦点，但在脱欧之前这条路线其实几乎不存在。制度改变后，跨海偷渡逐渐增加，并迅速成为媒体与政治辩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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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压力在近年进一步恶化。保守党政府在执政后期曾刻意放慢庇护申请的审批速度，理由是希望减少所谓的「吸引力」。政策假设是，如果寻求庇护者知道制度困难、等待漫长，便会减少来英国。然而实际效果却是案件迅速积压。等待时间愈长，需要住宿的人愈多，政府支出也随之增加。原本试图用严格政策达到阻吓效果，结果反而令系统更昂贵、更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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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保守党政府提出另一种阻吓方式。卢旺达方案的核心，是把部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处理申请，希望借此阻吓偷渡。政府已向卢旺达支付数亿英镑，但整个计划原本只能处理数百人，与每年数以万计的申请相比几乎无关痛痒。更重要的是，卢旺达是一个独裁国家，把庇护制度外判给这样的政权既带有道德风险，也可能在未来被对方利用为政治筹码。一旦当地政权出现动荡甚至崩溃，被送往当地的人又将何去何从。最终方案在法律与政治层面都遇到重大阻力，并未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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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现任工党政府又提出新的措施，向部分被拒的庇护申请者提供现金，鼓励他们自愿离境。政策的计算是，与其长期支付住宿费，不如一次性付钱离境。然而在政治气氛已经高度对立的情况下，这类措施很容易被解读为「用纳税人的钱送走移民」，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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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相比，欧洲多数国家的制度走向另一条路。许多国家仍然允许寻求庇护者在三至六个月后工作，让部分人可以自力更生。住宿方面，多数国家长期维持大型接待中心，而不是临时酒店。欧盟亦逐步把制度标准化，例如把寻求庇护者进入劳动市场的最长等待时间缩短至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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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这条政策轨迹，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历届英国政府，不论政党，都在反移民舆论压力下作出决定。每一次政策收紧，都被视为政治上较安全的选择。然而累积起来，这些决定往往把制度推向最昂贵、最低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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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工作使寻求庇护者无法自立，脱欧削弱跨国合作，放慢审批制造巨大积压，再到卢旺达方案浪费公帑而未能解决问题。这些政策看似互不相关，其实都源于同一个政治逻辑。当制度不断以「阻吓」为目标设计时，结果往往反过来强化了问题本身，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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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真正恢复制度秩序，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欧洲许多国家的制度并非完美，但至少承认一个现实：寻求庇护者在等待期间需要工作机会，而跨国合作对于管理边境同样不可或缺。英国若要走出今天的困局，与其继续寻找更严厉的政策，不如回头看看邻近国家如何处理同样问题。长远而言，重新回到欧洲制度与合作框架，或许才是把制度带回理性运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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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年把数千亿公共开支投放到不同地区，但当涉及苏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时，资金如何分配，很多人其实说不清楚。外界常以为背后有一套精密制度去计算谁应得多少资源，但现实远比想像简单。英国用来调整这些拨款的机制，主要是一条名为巴奈特公式（Barnett formula）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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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奈特公式在1978年提出，名字来自当时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祖尔．巴奈特。它诞生的背景相当务实。当英格兰某些公共服务增加或减少开支时，中央政府需要一个方法，同步调整苏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的预算。巴奈特公式的作用，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它关心的是预算增加多少或减少多少，而不是整体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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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的运作方式其实十分简单。当英格兰在某项由中央政府负责的公共服务增加开支，例如医疗或教育，其他三个地区便按人口比例得到相应的额外资金。如果英格兰在某项服务增加100亿英镑，苏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便按人口比例获得相应增加。由于这种调整会自动发生，因此巴奈特公式常被形容为一个自动加减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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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巴奈特公式，关键在于它只适用于开支变动部分，而不是整体预算。各地政府本来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基础预算，而这个基础并不是由公式计算出来，而是历史与政治谈判逐步形成。如果某地一开始的人均公共开支较高，公式并不会主动把差距拉近，它只会在原有基础上按比例增加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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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最具代表性的争议之一，是关于高速铁路HS2。整个工程的建设其实完全位于英格兰境内，但英国政府把HS2归类为英格兰与威尔斯共同项目。理由之一，是最初规划时曾提出HS2可让北威尔斯往伦敦的列车透过接驳路线行驶，从而缩短行车时间。由于铁路基建在威尔斯并未全面下放，这项分类意味著HS2的支出不会触发威尔斯的巴奈特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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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斯政府与不少地方政治人物因此批评，一条并不经过威尔斯的铁路，却被视为威尔斯项目，令威尔斯失去本应得到的额外资金。其后HS2第二阶段多个部分被取消，包括原本连接伯明翰与曼彻斯特的第二期工程。随着部分规划被放弃，当初关于北威尔斯交通改善的说法亦变得更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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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争议正好说明巴奈特公式本身的限制。公式只会在某项开支被界定为英格兰专属支出时才启动。如果中央政府把某项政策界定为英格兰与威尔斯共同事项，即使实际投资集中在英格兰，也未必会带来额外拨款。很多时候争议并不在于公式如何计算，而在于开支被如何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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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英国制度与德国相比，差异更加明显。德国作为联邦制国家，有一套制度化的州际财政均衡制度。德国会计算各州的税收能力，财政能力较强的州需要向较弱的州转移资金，联邦政府亦会提供补助。整套制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让各州的财政能力接近全国平均，使公共服务水平不会因地区差异而过分悬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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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则完全不同。巴奈特公式既不计算财政能力，也不追求财政均衡，它只是在既有预算基础上分配每年的增减。因此苏格兰的人均公共开支长期高于英格兰，而威尔斯与北爱尔兰亦普遍较高。公式本身并不会主动修正这些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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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巴奈特公式原本只是为了解决短期预算问题而提出的一个临时安排，却一直沿用至今。随着苏格兰、威尔斯与北爱尔兰逐步获得权力下放，这个简单的机制反而成为整个财政分配制度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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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看，巴奈特公式像是一条公式；从制度上看，它其实只是英国政治妥协的技术表现。与德国等联邦国家的精密均衡制度相比，英国的安排显得格外简单。公共开支不是透过一套重新计算公平的机制决定，而是在既有结构之上逐年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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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这一点，就会明白英国如何把资源分配到各个构成国。制度看似复杂，核心却出奇简单。一条只负责计算增减的公式，至今仍在左右数百亿英镑的公共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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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不少英国学生贷款看似永远还不完？原因不只是贷款金额庞大，而是制度本身的设计。英国的学生贷款并不像一般债务，更接近一种附加在收入上的毕业生税，只不过这种税设有上限。一旦本金与利息全部偿还，扣款便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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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大学期间通常可以申请两类贷款。一种是学费贷款，用于支付大学学费，目前英格兰本地学生的学费上限为每年 9,535 英镑。另一种是生活费贷款，直接发放给学生，用于住宿、交通或其他生活开支，学生可以自行支配。由于生活费贷款金额并不小，三年下来不少学生的总贷款往往超过五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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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学生贷款制度的核心，是收入挂钩还款。对于 2012 至 2022 年入学的学生，即 Plan 2 制度，毕业生只有在收入超过某个门槛后才需要还款。2025 年的还款门槛为年薪 27,295 英镑，政府已宣布该门槛将于 2025 年 4 月提高至 28,470 英镑。收入超过门槛的部分，需要按 9% 比例偿还。如果收入低于门槛，则完全不需要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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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还款额并不取决于欠款多少，而是取决于收入。例如若某人年薪 38,470 英镑，在门槛提高至 28,470 英镑后，即比门槛高出 10,000 英镑，一年需要还款 900 英镑，即每月约 75 英镑。无论贷款是 40,000 还是 70,000 英镑，当年的还款额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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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 2 同时设有期限。开始还款后 30 年，所有未清余额会自动取消。英国财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IFS) 指出，在这个制度下，大约只有四分之一借款人最终能完全偿还贷款，其余大多数人都会在期限届满时仍有余额被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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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制度效果非常接近毕业生税。收入越高的人缴付越多，也更可能在期限内还清贷款。一旦本金与利息全部偿还，扣款便会停止。收入较低的人则可能只偿还部分贷款，其余部分最终由政府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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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制度亦采取分级机制。Plan 2 的利率以零售价格指数为基础，再加最多 3 个百分点，但并非所有借款人都支付最高利率。学生在校期间通常适用 RPI 加 3%。毕业后利率会随收入变化，只有收入最高的一群才会支付 RPI 加 3% 的最高利率，收入较低的利息只是 R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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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较少被注意的问题，是还款门槛并没有固定规则。制度原本设计为随通胀调整，但在实际政策中，政府曾长时间冻结门槛，也曾在政治压力下大幅提高门槛。结果是同一制度名称下，不同世代借款人的实际负担可能出现明显差异。若把学生贷款视为一种毕业生税，门槛理应在法律中明确规定随通胀调整，而不是由政府随时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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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生贷款制度亦包含多个不同计划。Plan 1 适用于 2012 年前在英格兰或威尔斯入学的学生，其利率较低。Plan 3 适用于研究生贷款，包括硕士与博士课程。Plan 4 则适用于苏格兰学生，其结构与 Plan 1 相似，但还款门槛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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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后入学的英格兰学生则适用新的 Plan 5 制度。新制度降低了还款门槛并把还款年期延长至 40 年，同时把利率固定为通胀水平，即零售价格指数，而不再附加额外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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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英国学生贷款制度的关键，不在于贷款总额，而在于还款规则。它表面上是贷款，实际更像一种有上限的毕业生税。问题或许不在于贷款是否还得清，而在于这种制度能否保持长期稳定，而不是随政治需要不断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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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最低工资远高于香港，但更重要的是，这并不是偶然，而是一项刻意设计的政策。由2026年4月1日起，英国21岁或以上的全国生活工资为每小时12.71英镑。按近期汇率折算，大约是132港元一小时。相比之下，香港现行法定最低工资为每小时42.1港元，即使按照将于2026年5月生效的43.1港元计算，英国的最低工资仍然大约是香港的3倍。差距背后不只是生活成本，而是政策理念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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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最低工资较像一条防止极端低薪的安全线，政府调整时通常以「不影响就业」为前提，因此增幅相对克制。英国则把最低工资视为劳动市场政策的一部分，用来改变整个低薪结构。英国制度的核心，是由低薪委员会（Low Pay Commission）每年向政府提出建议。这个机构由政府、雇主与工会代表组成，负责评估经济与就业情况，再建议新的最低工资水平，而政府通常会接受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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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英国最低工资政策的一个关键原则，是把最低工资锁定在薪酬中位数的某个比例附近。2020年时英国政府已把全国生活工资提升至中位数的60%，其后政策方向是维持在约三分之二，即大约65%至66%的水平。这意味最低工资并不是单纯随通胀调整，而是刻意贴近整体工资分布。只要社会整体工资上升，最低工资便会随之提高。政策目标很清楚：把低薪职位往上推，而不是只保障最底层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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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设计确实带来一些效果。当最低工资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工资自然上升，低收入与中位收入之间的差距缩小，整体收入不平等亦会下降。英国过去十多年最低工资持续上升，低薪工人的收入增长普遍快于整体平均水平。另一个重要效果，是减少「在职贫穷」。若企业支付的工资过低，政府往往需要透过福利补贴填补生活成本。提高最低工资，某程度上是把这部分成本重新转回市场，由雇主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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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高最低工资也会带来副作用。当最低工资愈来愈接近整体薪酬水平，企业内部不同职级之间的工资差距便会收窄。对企业而言，这会压缩薪酬结构；对员工而言，也可能削弱向上晋升的经济诱因。如果初级职位的工资已经接近更高级职位，部分员工未必愿意承担更大责任去换取有限的加薪。这种「压缩薪酬阶梯」的现象已在部分服务业与零售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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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长期争议，是最低工资会否影响就业。英国财政研究所（IFS）指出，过去多次提高最低工资后，整体就业并没有出现明显下跌。很多企业会透过提高效率、微调价格或压缩利润来吸收成本。不过研究亦提醒，这并不代表最低工资可以无限提高。当最低工资占整体薪酬比例愈来愈高，企业调整空间会逐渐减少，就业风险亦会上升。问题从来不是会不会影响就业，而是高到哪个水平才开始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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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往往是最敏感的一环。英国一直为不同年龄设定不同最低工资水平，原因是年轻人的平均技能与生产力较低，如果使用同一个门槛，雇主可能会减少招聘入门职位。工党政府原本提出逐步把全国生活工资扩展至更年轻群体，但最近态度变得较为审慎，正是因为担心在经济不确定的情况下，过高的青年最低工资可能会令企业减少聘用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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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并没有一致结论显示最低工资已明显打击青年就业，但部分研究指出，企业可能会以其他方式调整，例如减少工时、提高招聘门槛，或缩减培训与学徒职位。这些变化未必立即反映在失业率上，但会影响年轻人踏入职场的机会。低薪委员会在最近的建议中亦提醒，青年工资政策需要更加谨慎，以免过快上调而削弱入门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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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工资表面上只是一个数字，但实际上反映一种社会选择。英国选择把底线推得更高，以减少低薪与收入不平等，同时希望企业透过提高生产力来承担成本。香港则更倾向维持一条防止极端低薪的安全线，避免对就业造成过大冲击。最低工资可以拉高底线，但底线愈高，企业与劳工都要重新适应新的结构。问题从来不只是工资多少，而是社会愿意承受多少调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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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3 月 8 日，卑诗省将最后一次把时钟拨快一小时，成为第一个了结冬令时间的加拿大省份。这一步虽未改变全国制度，却打破多年观望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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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现行安排，北美地区于 2026 年 3 月 8 日开始夏令时间，11 月 1 日回复标准时间。欧洲在 3 月 29 日开始夏令时间，10 月 25 日结束。澳洲与纽西兰同样在 2026 年 4 月 5 日结束夏令时间，并于 9 月 27 日再度开始。换言之，2026 年全球多数已实施夏令时间的地区仍按旧制运行，卑诗的决定显得格外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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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方面，欧洲议会早于 2019 年表决支持终止每年两次转换时间，让成员国自行选择永久标准时间或永久夏令时间。原订 2021 年落实，但成员国未能就最终选项达成一致，加上疫情与能源危机令议程后移，改革至今仍停留在协商阶段。议会方向清楚，理事会却难以形成共识，议而不决成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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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省的理由并不复杂。研究指出，拨钟会干扰睡眠节律，短期内增加交通事故与心血管风险。企业每年亦需调整系统与排程，增加隐性成本。固定时间被视为减少社会摩擦的一种方式。问题在于，时间从来不只是健康议题，更牵动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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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诗省与华盛顿州同属太平洋时区，温哥华与西雅图经济往来频繁。边境城镇更是日常生活紧密交织，社区横跨国界，学校、商店与医疗服务互相依存。若冬季出现突然一小时差距，接送时间、营业安排与跨境通勤都可能出现混乱。时间差虽小，对边境社区而言却可能是实质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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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加拿大各省与美国多州都处于你等我、我等你的局面。安大略省立法支持永久夏令时间，条件是邻近州份同步。多个美国州份亦通过法案，却须等待国会修法。结果无人愿先动。如今卑诗省行先一步，会否成为北美时间改革的导火线，仍待观察。若华盛顿州与其他西岸州份跟进，区域同步或成新常态。若无人响应，时间差将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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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制度原为节能而设，今日却成为政治协调的考验。卑诗省选择承担先行的风险，欧洲仍在协商桌前寻找平衡。拨钟看似小事，背后却是制度能否在跨境整合的世界中迅速调整的问题。卑诗的决定，是孤例，还是开端，很快便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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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战事蔓延，布伦特原油已由约 60 美元一桶升至 76 美元，升幅逾 25%，更有分析员指若局势恶化，有机会逼近 100 美元。天然气价格亦显著抽升，欧洲天然气期货在短时间内急升逾 30%。油与气齐动，市场正在为供应不确定性重新定价。当风险溢价扩大，运输成本上扬，发电成本上扬，电费帐单自然跟著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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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价格上涨对电力市场的冲击尤其直接。英国与欧洲多数电力市场采边际定价机制，最后一部启动的发电机组决定市场电价，而这往往是燃气机组。当气价急升，即使风电与太阳能成本不变，批发电价仍会被推高。2022 年俄乌战争期间，燃气价格飙升直接把电价推至历史高位。今天油气再度齐升，电价压力几乎是结构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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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把高电价归咎于净零与可再生能源政策，声称能源转型是高电价的罪魁祸首。这种说法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当前价格上升的直接原因是地缘政治与供应风险，而不是发展风电和太阳能。真正需要问的，不是转型是否存在，而是若没有转型，情况会否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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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涉及反事实 (counterfactual) 的概念。反事实不是把现在跟过去简单对照，也不是单纯把本国和外国作对比。真正的反事实，是比较两个可能的世界。一个世界是过去十多年持续发展风能与太阳能，逐步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另一个世界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些投资，电力系统更加依赖天然气与石油。正确的问题不是「为何在发展可再生能源后油价仍会上升」，而是「如果没有可再生能源，今天的能源帐单会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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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大学学院一项研究指出，英国近年风力发电扩张实际压低了批发电价，累计为消费者节省数十亿英镑。换言之，在天然气价格高企时，风电发挥了缓冲作用。若没有这些新增风电容量，英国的电力价格将更高，政府补贴开支也将更大。这正是反事实比较的具体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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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怀疑论者把今日的价格波动视为转型之过，却忽略转型已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冲击。他们的比较基准是「现在有转型但仍有高价」，却没有问「如果没有转型，是否会更糟」。在油气供应高度集中于威权政权主导地区的现实下，价格风险与政治风险从来不可分割。依赖这些供应，本身就是长期不稳定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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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问题本质上是风险管理问题。风与阳光属于本地资源，不受制裁，不受封锁，不受战事左右。建设风电场与太阳能电站需要资本，但一旦建成，边际成本接近零。相反，化石燃料需要持续购买，价格由全球市场与政治风险决定。这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供应链与风险结构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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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油气价格因局势紧张而可能再度逼近 100 美元时，真正的教训不是放慢转型，而是加速转型。尤其是加速发展本地生产的可再生能源，降低对主要由威权政权控制的化石燃料依赖。若理解反事实，我们便会明白，今日的高价不是转型造成，而是过度依赖化石燃料所致。未来的能源安全与价格稳定，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更快地把重心转向本地、清洁、可控的能源来源，而不是继续把经济命脉押在不稳定的地缘政治棋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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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 这两个字母，在香港人眼中先想到的是旺角。霓虹灯、行人专用区、寸金尺土。但在英国，MK 指的是米尔顿凯恩斯。有人戏称它是英国版「旺角」，其实刚好相反。这里不是挤迫，而是疏落；不是高楼林立，而是草地连绵。香港人从旺角走到米市，空间感本身已是一种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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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顿凯恩斯是1967年规划的新市镇，被视为英国最后一个大型新市镇项目。城市人口约29万，整体设计从零开始，讲求现代交通与生活功能。对来自高密度城市的家庭而言，这种有规划、有秩序的新城，比古老街区更容易适应。没有历史包袱，也少了阶层固化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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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是核心优势。由米市乘搭火车前往伦敦约30至40分钟，通勤可行，同时北接伯明翰，东邻剑桥，西通牛津，实际上处於伦敦、剑桥与牛津之间的枢纽地带。对在伦敦工作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成本与距离的平衡。对科技与专业人士而言，邻近两大学术重镇，意味著更多就业与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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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持BNO签证移英的港人，在伦敦周边寻找较可负担的地区，米市因房价相对温和、住宅面积较大而成为选项。当第一批家庭落户后，教会、补习社、港式餐厅逐步出现，熟人网络开始运作。移民的流向往往由社群带动。一旦有人在先，后来者便少一分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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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更是分水岭。米市采棋盘式道路网格，主干道交汇多为大型回旋处，市内回旋处数以百计，交通流畅。这是一座为汽车而设的城市。对不少家庭而言，有车位、有花园，比地铁出口更重要。同时市内设有完善的红色单车径系统，行人与单车可避开主干道安全通行。生活节奏因此拉开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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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配套并不单调。大型购物中心、室内滑雪场、剧院、公园与湖泊齐备。威伦湖等绿地提供户外活动空间。教育方面，多间公立学校评级不俗，成为带子女移居家庭的重要考量。若以伦敦相近预算比较，米市往往可换取更大空间与更稳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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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亦有历史厚度。辖区内的布莱奇利园（Bletchley Park）在二战期间是英国密码破解中心，图灵等科学家在此工作，对战局产生关键影响。今日成为博物馆与历史景点，使这座年轻城市多一层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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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未来布局。英国近年推动「牛津—剑桥创新弧」，希望把牛津、剑桥及其间城镇连成科研与高科技产业走廊。米市正位于其中节点。东西铁路项目分阶段推进，目标连接牛津、米市与剑桥，改善横向交通。若计划落实，区内流动性与产业吸引力将进一步提升。对已置业或准备置业的家庭而言，这既是生活选择，也是长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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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港的旺角到英国的米市，字母相同，风景不同。前者是密度的极限，后者是空间的延伸。对不少香港人来说，这种转换不是逃避，而是重新安排生活的尺度。选择米尔顿凯恩斯，说到底，是在成本、距离、社群与未来之间，找到一个可接受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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