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胡思

英国的高速铁路计划，原是一个世纪工程。如今却被削成半条。有人说，HS2只是为了让火车跑快些，缩短伦敦到伯明翰的时间。这话听来有理，其实不懂。这条线真正的价值，不在速度，而在容量。

英国的铁路早已挤满。从伦敦到曼彻斯特，货运与客运同走一线。长途列车占满路轨，地方班次无从加密。再多列车也无处可行。HS2要做的，就是开一条新跑道，把远距离列车搬上去，让旧线重生。地方乘客可有更多班次，货运可有更多空间，整个系统才可喘息。

这才是HS2的核心逻辑：不是跑得快，而是跑得多；不是谁先到，而是人人都能走。

Phase 1由伦敦通伯明翰，工地已开。Phase 2a往北到克鲁，2b再伸至曼彻斯特与利兹，原是全盘设计。可惜，政府在2023年宣布搁置。理由是昂贵，实则短视。没有2a，长途车仍挤在旧线，容量释放大打折扣。没有北段，南北仍断，振兴北方的口号便无著落。

英国的地区不均，世人皆知。伦敦与周边吸尽资金与人才，GDP高出北部一倍。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长年投资不足，薪酬低、基建旧、机会少。这不是自然命运，而是政策选择。HS2原本要改变这一切。若能贯通南北，物流、人流、资金流都会流动起来。北方不必依附伦敦，经济才有平衡。如今工程被砍，这条通往均衡的路，也被砍断。

更可惜的是，环保与减碳亦随之受损。英国要减少公路货运，就得靠铁路。HS2释放的容量，可让更多货车上轨道，减少卡车在公路排放。这是绿色转型的实际工程，不是政治口号。今日喊「节能减碳」，明日却削铁路，逻辑何在？

有人说，HS2太贵。其实，半途而废更贵。挖到一半停工，既浪费资金，也浪费信心。建一条线是投资，不建则是亏损。伦敦与伯明翰的列车通车那天，北方人仍坐著旧线慢车，这才是真正的不公。

英国不是没有钱，而是没有方向。政策只看选举，不看世代。当别国在建新线、扩轨道、推动区域平衡，英国却在自拆工程。这不是节省，而是退化。

铁路的价值，不在一时，而在百年。今日放弃Phase 2与NPR，等于为未来留下瓶颈。十年后，乘客更多，货运更挤，成本更高，遗憾更深。

HS2若能建成全线，不只是交通工程，而是国家格局的重整。英国南北的失衡，不会靠演讲解决，只能靠钢轨连接。每延误一年，差距就多一分。

火车不前，人心也不前。当决策者把愿景剪半，国家的未来也就少半。

英国的天气多变，却也造就它在气象科学上的世界领先。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ECMWF）近日宣布，将把总部从雷丁南部的 Shinfield Park 迁入 University of Reading 校园内。这不只是搬迁，而是一次制度性重组——科研、教育与国际合作在英国气象体系中重新合流。

ECMWF 成立于 1975 年，是由 35 个欧洲国家共同组成的政府间机构，负责全球「中期天气预报」，即四日至十五日内的大气模拟。它运行着欧洲最强大的超级电脑之一，拥有世界最大气象数据库，其模式输出被各国气象局广泛采用。这个机构并非欧盟部门，因此不受 Brexit 影响。即使英国已离开 EU，ECMWF 依然留在英国运作，其法律地位与财政机制维持不变。这正说明英国在气象合作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雷丁大学的气象学系则是学术与人才的基地。该系在全球排名名列前茅，课程获皇家气象学会认证，涵盖气候动力、数值预报与大气物理。校内的 Atmospheric Observatory 全天候运作，让学生直接参与观测与分析。多年来，雷丁大学与 ECMWF 保持紧密合作，透过 OpenIFS 项目共享研究用资料与模式，培养学生使用世界级预报系统。ECMWF 迁入校园后，双方将在空间与学术上更紧密结合，形成科研与教学互补的新局面。

另一支柱是位于 Exeter 的英国气象局（Met Office）。它是全国天气预报的核心，也是世界气象组织的训练中心之一。来自非洲、南亚及中东的年轻气象学家在此接受培训，学习卫星监测与数值模拟。其 Foundation Operational Meteorology 课程以实战为导向，培养能即时应对灾害的专业人才。这种培训输出，早已成为英国的软实力。

大学育才，中心研算，气象局应用，三者形成自洽的闭环。英国的气象体系不是单点领先，而是制度性优势。当 ECMWF 的新总部于 2027 年启用，雷丁将成为欧洲气象之都。这座城市象征的不只是科研力量，而是一种国家态度——把天气预报视为公共服务的核心，把科学转化为社会安全的保障。

天气预报，看似琐碎，实则是文明与自然对话的前线。英国能在这领域长期领先，靠的不是偶然，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自信。当云层翻涌、气压变化，人们或许只关心明天是否下雨；但在雷丁与 Exeter 之间，科学家们正在预报更遥远的未来。

伦敦西区，是戏剧的心脏。从维多利亚到今日，它的街区几乎未变，剧院外墙依旧雕花、灯火依旧温黄。有人说，这里是英国的百老汇，但它更古老、更克制，也更深沉。戏在这里不是消遣，而是一种信仰。无论是平日的午后，还是寒夜的周末，观众总是满满一厅。当灯光渐暗，时间仿佛静止，伦敦便开始说它最擅长的故事。

《孤星泪》是这片土地上最长寿的史诗。自1985年首演以来，它从未离开过伦敦舞台。那是雨中的巴黎、动乱的时代，也是人性最赤裸的舞台。当全场合唱《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声浪如浪潮，悲愤与希望交缠。观众随著旋律起伏，眼泪与掌声交错。这不仅是音乐剧，更是对苦难与尊严的赞歌。

《歌声魅影》则是另一种魔力。吊灯坠落的瞬间，全场屏息；管风琴轰鸣的低音，震撼人心。Phantom 的孤独与爱恋，如幽魂在剧院上空回荡。它讲的不只是爱情，而是艺术家与梦的诅咒。当幕布落下，观众久久无语。伦敦的夜空似乎也被那一声叹息染成深蓝。

西区的剧院多建于19世纪，老屋虽美，座位却窄。扶手间距仅容一腿，连转身都成挑战。对习惯香港文化中心或西九戏曲中心宽敞椅座的观众而言，初次入场难免惊讶。但正是这份局促，凝聚了距离，也浓缩了气氛。当舞台灯光反射在观众脸上，呼吸彼此交织，那份临场感，是任何现代化剧院都给不出的。

若想一亲西区风采，不必破费。官方网站及「TodayTix」、「TKTS」等平台常有折扣，有时当天抽签购票反而最便宜。还有「rush ticket」制度，让临时决定的人也能以数十镑入场。若时间允许，不妨挑一场午后场——离场时天光仍在，让人更易从梦中回神。

剧院多集中于皮卡迪里圆环与考文园之间，旁边便是中国城。看戏前后吃碟炒面、喝碗糖水，是伦敦戏迷的例行公事。霓虹与剧院灯交错，像一场戏的延续。有人说，西区的戏不只在台上，也在街上。对远道而来的港人而言，这些剧不只是娱乐，而是生活的一部分——让人记起理想与浪漫仍然存在。

走出剧院时，夜风轻拂，城市仍亮。或许人生如戏，戏亦如人生。伦敦西区用百年光影告诉我们：只要幕还未落，一切仍有可能。

在香港，红叶是奢侈。每到初冬，许多人远赴元朗大棠，只为看几株转红的甜胶树。那红不浓，叶不多，人却蜂拥。因为在亚热带的香港，树木多为常绿，秋意难显，红叶成了稀客。

到了英国，红叶反成寻常。十月一到，伦敦公园、乡间林道、苏格兰山谷，满眼皆是红橙金黄。街边的枫树、橡树、栎树，像同时燃起的火焰，将整个岛国点亮。对刚移英的香港人而言，这样的秋天既陌生又动人——那是从没属于南方的色调。

叶为何转红，并非浪漫，而是生理。秋日渐短，气温下降，叶绿素分解，光合作用停歇。叶片内潜伏的胡萝卜素与黄素显露，再加上糖分积聚、日照充足、夜凉干燥，植物会生成花青素，叶遂由绿转红。红色并非告别的悲调，而是叶片临别前的防卫——它减少光害，延缓衰变，让树在冬前尽力回收营养。

香港少红叶，因气候太暖。昼夜温差小、湿度高、秋季短，糖分难积，花青素难生。再加上常绿树种居多，落叶树稀少，能转红的只剩甜胶、枫香、无患子等。反观英国，属温带气候，秋日晴朗干爽、夜凉而不冻，正是造红的完美条件。自然条件一到，整个国度便同时转色。

在英国，看红叶不须寻觅。九月底起，苏格兰高地先染；十月中，湖区、Cotswolds、New Forest 相继变色；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伦敦的 Richmond Park、Hampstead Heath、Kew Gardens 皆进入最盛。黄昏时分，薄雾中映著夕阳，整片林海似燃非燃，静得只听见落叶的声音。

对新移民而言，这景象像是一场迟来的启示。昔日要远行才能看见的红，如今窗外皆有。那种自然的节奏，让人忽然明白：迁徙不只是换地方，也是在学习另一种季节。香港的红叶短促难逢，英国的红叶循环不息；一样的叶色，却映出不同的人生。

红叶教人领悟——离开不等于失去，变色不代表凋零。季节的转换，其实是生命的延续。当香港人在异乡仰望那一树火红，或许也会懂得，自己的心，正随季节而安。

碧仙桃路，在尖沙咀。这条短短的街道，连接梳士巴利道与北京道，名字取自英国城市 Bristol 的旧译。今日多数中文媒体都写作「布里斯托」，但「碧仙桃」这个译名更合乎香港人口音，也更有诗意。如今，愈来愈多移英港人选择在这座城市落脚，「碧仙桃」不再只是街牌上的旧名，而成了一个充满现实意义的新家。

碧仙桃位于英格兰西南，属于大碧仙桃都市区，人口已超过八十万。城市规模适中，既有首都以外的繁荣，也保留中型城市的亲切。从伦敦 Paddington 乘大西部铁路出发，最快一小时二十分钟可抵达碧仙桃站；若选择 Bristol Parkway，更可缩短至一小时十三分。地理上，它处于 M4 与 M5 高速公路的交汇点，通往 Cardiff、Gloucester、Cheltenham 和 Exeter 皆极为方便，是英格兰西南的交通枢纽。

这座城市的可爱，在于古今交错。沿著艾文河，旧港仓变成画廊与咖啡馆，街头艺术与音乐节点缀其间。碧仙桃的创意产业与科技企业并肩成长，吸引了不少初创与媒体人才。生活节奏比伦敦慢，却不乏活力。对香港人而言，这里的「刚刚好」——比伦敦实惠、比小镇热闹——恰好符合移居后想要的平衡。

游客眼中的碧仙桃，也别有风景。Clifton Suspension Bridge 是城市地标，横跨艾文峡谷，如一条钢铁长虹。旁边的 Clifton Observatory 可远眺整个市区与河谷。市中心的 SS Great Britain 是世界上第一艘以铁制船身与螺旋桨推进的远洋邮轮，如今化身博物馆，展示维多利亚时代的创新精神。北面的 Aerospace Bristol 航空博物馆则收藏多架历史名机，包括最后一架服役的 Concorde，让人重温这座城市昔日的工程荣光。

工党政府近月公布的「西创新走廊」（West Innovation Arc）计划，进一步确立碧仙桃作为区域增长引擎的地位。这项发展涵盖三个核心区域：Brabazon 新镇、Bristol Parkway 交通枢纽，以及 Bristol & Bath Science Park。三地组成横跨住房、交通与高科技产业的创新走廊，并以 YTL Arena 为文化地标。这座由旧飞机机库改建的巨型场馆可容纳两万人，预期带动音乐、展览与旅游产业。整体计划将创造超过三万个职位，为西南英格兰注入新动力。

交通建设亦同步推进。MetroWest 第二期工程将新增 North Filton 和 Henbury 车站，改善北部与市中心的连接；同时，地方政府与西英格兰联合区正研究发展轻轨系统，为碧仙桃建立现代化、低碳的大众运输网。若能顺利落实，将显著改善城市通勤，推动地区一体化。

但发展总有代价。新镇与基建推高了房价与租金，工地林立，交通拥堵，生活成本节节上升。对早一步进驻的港人，或许意味资产升值；对后来者，则是适应与负担并存。碧仙桃正在重建，也在试炼。便利与舒适，仍需时间兑现。

碧仙桃路在香港，只是街角的旧名；碧仙桃城在英国，却是一座正在诞生的新都会。它的故事，像极了许多移英港人的人生——从熟悉出发，走进未知；从旧日印象，找到新意义。对于寻求安身与发展之地的香港人，碧仙桃或许不是终点，但它正成为一条通往未来的路。

英国自 2021 年实施「积分制移民」，宣称要吸引全球人才，以公平、透明的方式决定谁能来英工作。听起来像澳洲式的量化制度，实际却并非如此。它既不真正按分数选人，也未能让政府掌握主动。所谓「积分」，只是旧制度的新包装。

现行制度下，申请人必须集满 70 分方可获批。然而这 70 分几乎是预设好的：必须同时拥有雇主担保、达到指定技能水准、并通过英语测试，三项共 50 分；再加上薪资达标、或职位列入短缺清单、或拥有博士学历，任择其一，即可凑足 70 分。换言之，只要找到愿意担保的雇主，其他条件多半随之而来。这不是积分竞争，而是一张通行证。

真正的积分制，应该人人都有分，而且分得够细。分数不该是「三选一」的拼凑，而是上百项细项的量化加权。哪所大学、哪个学系、英语水准、工作年资、年龄、专业等级，都可在连续刻度上评分。如此，每个人都有独立分数，政府才能按总分高低决定谁先录取。若只是几个整级、每级五分，数千人同分，所谓「积分制」便失去意义。

一个完善的制度，应让政府真正掌控移民规模。政府可先设定年度配额，再按分数高低取录，既可控制人数，又能维持质素。相反，英国现行制度设下固定通过线，只要达标就能入境。结果，签证数量随市场波动而起落，政府反而失去节奏。看似「由政府决定谁能入境」，实则由企业决定谁能申请。

更严重的是，签证与雇主绑死。持有 Skilled Worker 签证者，一旦雇主破产、重组、或因经济周期裁员，便可能失去合法身份。没有人能确保一份工作能持续五年，更难预测十年。这种不确定使外籍员工不敢辞职、不敢投诉、不敢维权。制度在无形中制造出依附关系，使所谓「人才」变成可替换的劳力。

英国长期缺医护、工程师、科研人员，却仍把他们锁在单一雇主之下。若真要吸引并留住人才，应扩大类似 Global Talent 的自由制度。不是只有得奖学者或诺贝尔得主才算人才。凡具专业资历的医生、护士、工程师、科学家，都应能自由工作，只要达到客观标准，即可申请永居与入籍，而不必看雇主脸色。

今日的「积分制」既不能选贤能，也未能防滥用。它既非积分，也非制度。要重建公信与效率，英国必须从根本改造——让分数真正成为筛选标准，让政府重新掌握方向，而不是让雇主代管国门。

英国自视为民主典范，制度却未与时并进。「赢者全取」选举方式沿用百年，原意在于简化程序、避免政局分裂，重在「防弊」，而非「选贤」。可时代变了，社会不再只有两种声音，这套制度的局限，如今显而易见。

「赢者全取」的规则简单：每区只选一人，得票最多者胜出，其余选票不具效力。这在两党竞争的年代或许合理，到了今日的多党格局，便显失真。2024 年大选，工党得票 33.7%，却夺下 63% 议席；改革党得 14.3%，绿党得 6.7%，两党合共超过两成选票，仅得 9 席。当多数人的选票未能化为代表权，民主的比例便出了问题。

这并非偶然，而是长年结构性偏差。自战后以来，几乎没有一届政府获得过半选票。执政者多以三成多选票组政府。唯一的例外，是 2010 年保守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两党合计 59.1% 选票。然而，即便总票过半，席次仍被扭曲——自由民主党得票近四分之一，议席仅得一成。这种落差，削弱了制度的说服力。

支持者或说，「赢者全取」能保稳定，免政坛碎裂。此说不无道理，但在多元社会下，稳定不能靠压抑。少数派若长期被排除于政治之外，民意难免积聚不满。当选民觉得「投谁都没用」，投票率便会下降，政治热情随之冷却。长远而言，这比政局动荡更值得担心。

事实上，英国内部已有不同选制并行的经验。苏格兰与威尔斯的议会采附加议席制，北爱尔兰用单一可转移投票制，地方层面亦然。威尔斯更将于 2026 年全面改为比例代表制。这些例子说明，制度改革并非遥不可及，而是已有现成路径可循。

比例代表制未必完美，但能让议席更贴近民意，让每一票更有价值。它要求政党协商，也培养共治文化。若英格兰地方政府与下议院能逐步采纳，英国的民主将更完整、更具包容性。

制度不该只是传统，而应回应现实。旧制度曾带来稳定，今日却限制了代表性。英国若要重建民众对政治的信任，就应勇于调整方向，让每一票都能发挥作用。毕竟，民主的真正意义，不在谁赢，而在人人都被听见。

英国国会内政事务委员会（Home Affairs Committee）近日展开一项名为「Routes to Settlement」的公开调查，邀请公众就移民定居制度提交意见。这不是一般的咨询，而是一场政策的前哨战，关乎数十万人的去留、数以亿计的税收，乃至英国能否继续吸引人才。提交意见的截止日期是 12 月 2 日，每一份回应，都将成为议会讨论的依据。

现行制度下，合法居英五年即可申请无限期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政府正考虑将年期延长至十年，并引入「贡献导向」原则，要求申请人以工作、志愿服务、语言能力等方式证明对社会的贡献。表面上这似乎合理，但若稍加思考，问题便接踵而至。

首先，延长年期将削弱英国的吸引力。对具专业技能的申请人而言，他们往往有多个选择。加拿大与澳洲三至五年便可定居，英国若变成十年，等于自动放弃最优秀的一批。最有能力、最具流动性的专才，会选择规则更清晰、前景更确定的地方。留在英国的，反而可能是无法在他国立足的人。当制度只能吸引「来得起、去不起」的移民，长远将削弱整体生产力与税基。英国需要的是贡献者，而非被动的居留者。

其次，政策变动将造成不安。许多在英人士，早已依照现行规则规划生活与财务。若制度临时改变，他们将被迫多缴数年的签证费与健康附加费（IHS），学生家庭亦需继续支付「海外生」学费。这不仅是金钱问题，更是信任问题。政府若可随意改规，公民与移民都难再相信制度的稳定性。

再者，以志愿服务或社区参与作为「贡献」标准，将令制度陷入繁琐的官僚化。谁负责审核？如何量化？这些工作都需公务员处理，开支庞大，程序冗长。志愿服务的价值在于自发与诚意，若变成得分游戏，只会扭曲本意。

若以财政贡献为衡量，又难以兼顾公平与简便。贡献不止于所得税与国保（NI），还包括日常消费的增值税（VAT）。理论上应纳入计算，但回溯十年收据不可能，要求个人保存十年帐单更荒谬。制度若既不准确，又不公平，终将失去公信。

英国的吸引力，来自它的法治、稳定与可预测性。若「定居」成为漂浮不定的目标，英国将失去它最宝贵的资产——信任。这场调查，是政策成形前的唯一窗口。每个人都有权提交自己的经验与看法，让议会听见真实的声音。

若你觉得文字难以表达，可先写下重点，再请 AI 帮助润饰。重点是，不让他人代你发声。当政策决定了「谁能留下」，若你沉默，就等于让别人替你定义未来。

英国的问题，不在于变老，而在于装作还年轻。今天，每一百名工作年龄人口，要养活约三十名退休人士；二〇四五年，将升至约卅五。这叫老年抚养比，意思是每一个在职者，肩上多了几分重量。税基收窄，开支上升，养老金和国民保健服务（NHS）靠的都是眼前这群纳税人。当纳税者少了，受益者多了，结局只有三个——削减养老金，削弱医疗，或加税。这不是意见，而是算术。

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ONS）推算，若不再有移民，到二〇五〇年代，老年抚养比将升至约四十四，也就是说，一百名工作人口要养活近半的退休者。要保持现状，英国每年需净移民四十至七十多万人，约占人口一个百分点。这不是荒诞的数字。加拿大长年维持相若比例，澳洲在二〇二二至二三年度的净移民更达五十一万八千人，接近人口的两个百分点。先进国家早就明白，移民不是威胁，而是血液。

英国其实已在这条路上。ONS估算，截至二〇二三年六月，净移民达九十六万；翌年虽降至约七十二万，仍高于疫情前。这些人多来自非欧盟地区，靠工作或留学签证进入。问题不在数量，而在方向。政府不敢承认这是长期现象，只把它当成「暂时失衡」。结果是什么？房屋不足，医疗吃紧，教育挤迫。政策没有准备，民意自然反感。然后政客说，要「控制移民」。

遗憾的是，主流政坛几乎没人敢提「人口结构」四个字。大家争着谈边境、谈治安、谈庇护，却没人肯承认：若没有年轻劳动人口进来，谁来缴税？谁来照顾病人？谁来支撑这个国家？减移民很容易，付代价的，是每一个老年人的养老金，是每一个病人的手术排期。假装无代价，是这个时代最昂贵的幻想。

鼓励生育？听起来好听，实行起来皆败。英格兰与威尔斯的总和生育率2024年只有1.41，南韩更跌至0.72。各国送补贴、给税惠、设托儿，无一奏效。即使今天开始生得更多，二十多年后才能进入劳动市场，而国家要先负担教育与医疗。等那批孩子长大，老化问题早已压顶。

医疗最能说明一切。英格兰NHS里，每五个员工就有一个不是英籍，医生与护士的海外比例更高。若没有他们，整个体系立即失衡。要减少依赖外来人，就得增加本地培训与留任，但这要钱，要时间，要政治意志。这些年，我们三样都欠。

移民不是万灵丹，却是止血带。外来人口也会变老，这是事实；但没有他们，社会老得更快。移民政策应是「缓冲」，争取十至二十年的时间，去重整结构、提升生产力、改善教育与房屋供应。否则，老化与排外，只会一同拖垮英国。

老化是确定的，数字不会说谎。英国可以选择面对，用计划的移民支撑代际平衡；也可以选择逃避，让税收上升、养老金缩水、医疗崩坏。问题不是该不该开门，而是要不要为现实负责。

英国的资本增值税（CGT）长期被批评「过低」。有人指出，它远低于薪俸税与国民保险（NI）的总负担，是对「不劳而获」的优待。现时最高薪俸税率为 45%，员工还须缴付 2% 的国保，雇主另负担约 15%，若计及免税额递减，边际税率可超过 60%。相比之下，资本增值税最高仅为 24%，难免引起公众不满。

然而问题的核心并非税率，而是税基。现行制度以名义价格计算增值，从未扣除通胀。若资产十年间升值 50%，其中三成或只是货币贬值。投资者的购买力未有增加，却须为虚假的「增值」纳税。无论税率多高或多低，这都不公平。政府虽未明言加税，实际却藉通胀扩大税基，变相征收更多。这种做法既不诚实，也惩罚长期投资。

英国曾经较合理。自 1982 年起，资产成本可按物价指数调整，只对实质增值课税。1998 年时任财相白高敦以「简化」为由废除指数化，改以「递减免税」（taper relief）取而代之。新制按资产类别与持有年期折减税额，理论上是奖励长线投资，实际却令制度更繁复。纳税人须界定资产性质、计算持有期、套用不同折减系数。十年后，财相戴理德再度改革，废除递减免税，改为单一 18% 税率，并推出「企业家免税」（Entrepreneurs’ Relief，现称 Business Asset Disposal Relief），让出售自营业务的首一百万英镑利得仅缴 10%。表面上似乎简化，实际上却层层叠加，令税制比以往更复杂，也永远取消了通胀调整，使税基脱离现实。

要恢复公平，税制应回到原点。通胀并非所得，应先剔除；实质回报才是真正收益，理应与薪俸同税。若能先按消费物价指数调整成本，再把实际利得视为收入课税，可消除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税负落差，也减少将薪俸包装为资本利得以避税的行为。

过渡安排可采「出售时选择、限期生效」模式。政府可设一年的过渡期，纳税人于资产出售时可选择沿用旧制或采用新制。过渡期届满后，所有交易一律依新制办理，而期间新购资产自始属于新制。此设计毋须估值，能平滑过渡，亦避免长期双轨。由于新制度将实质利得按所得税税率课税，不少投资者或会趁改革前先行套现，以锁定 24% 的旧税率，短期内反而会增加政府税收。长远而言，较高税率与较小税基可望互相抵销，令整体税收保持稳定。

公平税制不在于税率高低，而在于是否诚实界定「所得」。若继续把通胀视为收入征税，制度便永远失衡。唯有对经通胀调整后的实质回报按与薪俸相同税率课税，方能消除扭曲，令资本与劳动回到同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