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姓名:胡思

夜晚的太阳能与电池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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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仍然停留在一个旧观念:太阳一下山,太阳能就没有了。这个判断,在今天已经过时。真正改变能源现实的,不只是太阳能板,还有电池。当电池够便宜,白天用不完的阳光就毋须浪费,而可以在晚间稳定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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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价格的跌幅,是整个故事的起点。自 2010 年以来,锂电池成本大跌九成,而且仍未见底。多家电池制造商与研究机构都预期,随着制程简化、材料用量下降,以及规模持续扩大,电池成本仍有明显下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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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太阳能配合电池储能,在经济上已经全面成熟。以近年的实际项目计算,这类系统的整体发电成本,普遍落在每 MWh 60–80 美元。相比之下,新建天然气发电厂,即使不计碳税和其他社会代价,其综合成本仍在 90–120 美元/MWh 之间,而且完全受国际天然气价格与地缘政治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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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热带地区而言,这个转变尤其关键。冬夏之间的太阳能发电量差距较小,输出相对稳定,配合数小时以上的储能,已能高度应付日常电力需求。而在英国等高纬度国家,电池同样不可或缺,只是用途略有不同,除太阳能外,亦配合风力发电:当强风在夜深人静时大量发电,电力价格跌至负数,以致被迫弃风,电池便成为把多余风电存起来、留待需求高峰使用的关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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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仍然用一句「再生能源靠天吃饭」来否定转型,但这句话,其实忽略了储能的存在。当电池成本不断下降,能源系统就不再受制于即时天气,而是取决于整体资源与调度能力。在风与日照充足的世界,真正不稳定的,反而是化石燃料的价格与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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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都有太阳能」不是标题党,而是成本曲线与系统设计自然推导出的结果。当太阳能与风能配合长时电池,已比新建化石燃料电厂更便宜、更可控,问题便不再是「可不可行」,而是「为何还要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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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池储能 #太阳能 #风能 #能源转型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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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地方治理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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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地方治理的最大问题,并非地方政府做得不好,而是它们从制度上就被设计成做不好。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在西敏寺,地方只负责承担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控制权,久而久之,制度自然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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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议会其中一个最根本的限制,在于它们背负大量法定责任,却无法控制相关资源。社会福利、成人照护、儿童服务、特殊教育需要,全部是法律规定必须提供的服务,需求随人口老化与社会变化不断上升,但地方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财政工具回应,只能依赖中央政府的拨款结算(settlement)。而这些拨款,在过去廿年实际上持续收紧。结果是,地方政府被迫在法定服务之间「拆东墙补西墙」,而所有长远有益、但非即时急需的投资(如交通、文化与经济发展)则最先被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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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工党政府曾尝试在英格兰东北设立区域议会,作为英格兰第一个民选的区域层级政府。结果在公投中以接近 78% 的反对票遭否决。这次失败,经常被简化为「英格兰人不想要地方自治」,但实际原因更直接:那个议会没有实权,没有稳定财政来源,却要取代原有的郡议会。选民看不见换来什么,只看见多一层政治架构,拒绝并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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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英国转向推动 combined authorities(联合权力机构)。多个地方政府被拼合成更大的行政单位,由中央授权部分职能,并引入民选市长。这种安排表面上务实,实际上仍然没有触及权力结构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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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英格兰东北为例,整个地区现时基本上由两个 combined authorities 覆盖:North East Combined Authority 及 Tees Valley Combined Authority。表面上,它们与当年被否决的东北区域议会并无二致;问题仍在于,它们只是行政安排,而非政治主体。它们没有自己的议会,没有独立立法权,也没有稳定、可预期的财政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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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奇怪的是其决策机制。combined authority 的重大决定,往往需要民选市长与所有成员地方议会领袖之间反复协商,只要无法达成共识,决策便停滞不前。这既不是议会民主,也不是单一行政首长制,而是一种高度协商、低度问责的混合体。当政策失误时,选民很难判断究竟应该向谁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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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是少数的例外。伦敦除了有市长,还设有伦敦议会(London Assembly),具备审议、监察与公开辩论功能,至少形成一个基本的民主制衡结构。但这套制度,并没有在英格兰其他地区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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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是地方与区域政府必须不断向西敏寺「竞标」。无论是交通、住房、技能培训还是城市更新,地方政府都要撰写计划书,参加中央主导的资金竞逐,像参加选美比赛一样,迎合当届部长的政策口味。资源分配不是基于地方长远需要,而是取决于中央当下的政治优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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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地方真正掌握资源,问题本可简单得多。它们可以自行决定预算比例,平衡交通、教育、公共衞生与经济发展,而不是被动执行白厅的指令。地方政治的核心,本来就应该是取舍与责任,而不是不断写标书、等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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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合理的改革方向,不是再修补 combined authorities,而是完成英格兰迟来的宪制安排。依循既有的英格兰区域边界,设立 8 个新的英格兰区域议会,在制度地位上与伦敦、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并列。清楚界定其立法权、财政权与责任范围,把资源与权力一并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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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激进改革,而是制度补课。当英格兰终于拥有与其规模相称的政治架构,地方治理才有可能真正成熟,西敏寺亦可从事无巨细无遗的地方事务中抽身。英格兰的问题,从来不是地方不行,而是中央管得太多、太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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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 #过度集权 #地方自治 #权力下放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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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争先跳船将令燃气掉入死亡漩涡,不作准备代价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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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走向搁浅,并非某一国家的特殊问题,而是整个已发展世界正在共同面对的结构性困局。欧洲、北美、澳洲、日本,凡是在 20 世纪大规模铺设城市燃气网络的地方,如今都站在同一个十字路口。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拆」,而是「何时拆、如何拆、谁付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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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真正完成脱碳的能源系统中,燃烧化石燃料没有合理位置。这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物理定律。燃气不论来自地下,还是披上「低碳」外衣重新包装,只要涉及燃烧,就必然排放温室气体。而在住宅与商业建筑层面,替代方案早已成熟而且更优:热泵可把 1 度电放大成 3–4 度热,电磁炉避免室内污染,效率、安全与健康效益都全面胜出。能源转型并非降低生活质素,而是淘汰一项技术上已落后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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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用户「跳船」是必然趋势。当家庭与企业逐步转向全电化,他们不只节省每 kWh 的能源成本,更重要的是避开燃气帐单中那笔为整个管网埋单的固定费用(standing charge)。结果是:用户愈少,每户要分摊的网络成本愈高;费用愈高,又逼走更多仍在观望的人。这种死亡螺旋,并非市场失灵,而是基础设施在失去存在理由后的自然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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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会说,既然如此,何不尽量拖延?但这正是最危险的选择。燃气网络若不退场,意味著人类必须继续大规模使用化石燃料,全球升温路径就会滑向 3 °C 甚至更高。那将不是抽象的气候目标失守,而是具体而残酷的系统性灾难:极端高温成为常态,粮食减产、水资源失序,沿海城市被迫后退,经济与社会承受的代价,远远高于任何一条燃气管道的退役费用。相比之下,拆网络不是激进,而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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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棘手的问题,在于如何公平过渡。燃气管道不可能一夜关闭,仍有大量家庭在短中期内依赖它维持基本供暖与热水。若完全交由市场自行调节,最后留下来的,往往是最缺乏选择权的一群,却要承担最高的成本。这正是为何燃气退役不能只是商业结果,而必须成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搁浅资产的成本无论如何都要支付;差别只在于,是有计划地分摊,还是等到失控时一次过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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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结论其实清晰而冷静。第一,应立即停止扩建燃气分配网络,避免继续制造必然报废的资产。第二,制定可预期、可执行的退役时间表,把管道封存与拆除,与热泵、建筑节能等替代方案同步推进。第三,运用政策工具,确保转型成本不会不成比例地压在最后一批仍在用气的家庭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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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道终须退场,这不是选项,而是前提。真正的选择,只剩下一个:是现在有秩序地拆,还是在气候失控后,被迫付出更沉重、也更不公平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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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转型 #气候变化 #脱碳 #基建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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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楼契与英国的制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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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买楼,第一个被反复叮嘱的,往往不是供款年期,而是那一大叠「正本契约」。律师会语重心长提醒:一定要妥善保存,一旦遗失,补救程序繁复,转售或再融资都可能变得困难。久而久之,楼契不只是法律文件,而像一种必须小心供奉的「传家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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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英国,很多香港人第一时间就会觉得不真实。完成交易后,律师交到你手上的,通常只是一份薄薄的列印文件,几页纸而已,列出物业地址、业主姓名及基本权利资料。这些文件没有甚么「正本」可言,因为任何人只要付几镑,便能随时购买同一份土地登记副本。你手上的那几页纸,只是方便查阅的纪录,而不是业权存在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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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巨大反差,令不少香港人误以为英国「没有楼契」。但严格而言,英国不是没有契,而是不再需要靠一叠契约文件去证明业权。真正的分别,不在文件多寡,而在制度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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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沿用的,是文件注册制度。政府负责的,是登记与土地有关的文书,主要作用是决定已登记文件之间的优先次序,却不为业权本身提供保证。业权是否成立,取决于一条能否完整追溯、而且没有瑕疵的文件链。于是每一次交易,律师都必须由早年的批地、转让、抵押等文件逐一追查,确保没有断裂、没有矛盾、没有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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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制度的后果,在香港楼市其实非常具体。所谓「无契楼」或「影印契楼」,即缺乏完整正本契约的物业,在市场上确实存在,而且并非只是理论问题。由于银行在审批按揭时会更加审慎,甚至拒绝承造,买家群往往被压缩至现金买家,流通性明显下降。结果是,这类物业在成交时,往往需要较同区、同类、契约齐全的单位作出价格折让,幅度视乎情况而异,但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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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香港才会出现一种极具本地特色的安排:即使业主有足够资金一次过付清楼价,仍刻意向银行做一笔极小额的按揭,只为把整套正本契约交由银行代为保管。银行的角色,不是借钱,而更像一个制度化的保险箱。这种做法,本身已说明文件在制度中的分量有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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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以及今日世界上大部分已发展经济体,行的则是业权注册制度。国家设立具法律效力的土地登记册,清楚记录谁是业主、权利范围为何。一旦完成注册,法律便直接承认该登记结果。旧文件仍可存在,但多属辅助资料;即使个别旧文件不在手上,也通常不会动摇已注册的业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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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英国并非百分之百所有土地都已完成注册,确实仍有极少数物业属于未注册业权,需要依赖历史契据证明所有权。但这些情况在今日已属少数,而且制度设计本身有一个关键分别:在出售或按揭时,未注册业权通常会被法律程序「触发」要求先完成注册。换言之,文件问题会在交易过程中被吸收、被解决,而不是长期留在市场上,变成一个普遍压价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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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放眼世界,仍然主要依赖文件注册制度的地方,其实已不多,而且多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印度是常被引用的例子,不少地区只登记交易文件,而非由国家直接保证业权,土地纠纷极为普遍,法院长期积压案件。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地情况相近;在非洲,尼日利亚部分州份仍存在文件、地方习惯法与行政批文并行的状况,业权清晰度不足,争议亦较常见。这些地方延续文件制度,往往不是因为制度特别严谨,而是因为历史包袱沉重,转型成本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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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英国、澳洲、加拿大、新西兰等地,早已在二十世纪完成转轨,由国家承担业权确定的责任,大幅降低交易风险与成本。文件仍然存在,但不再是压在业主身上的关键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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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为甚么英国的业权资料只需几镑便可取得」,而是「为甚么香港至今仍然需要那一大叠正本契约」。答案并不神秘。香港并非没有改革方向,亦早已就业权注册制度立法;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庞大的历史业权,以及谁来承担转制过程中的风险。工程艰巨,又缺乏即时政治回报,制度便长期停留在过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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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一个金融、法律与科技高度现代化的城市,仍然要求每一位业主,为数十年前的一纸文件承担终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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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契之重,很多时不是保障,而是历史留下来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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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香港 #买楼 #楼契 #法律制度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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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在 12 月 25 日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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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到了十二月,城市亮起灯饰,歌声响起,很多人自然会以为,圣诞节定在 12 月 25 日,是因为那天正是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也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它接近冬至,象征黑暗退却、光明回来。这些理解并非毫无道理,但若细看教会的历史,会发现 12 月 25 日的由来,其实更像一段缓慢形成的信仰叙事,而不是一个被精确记录的历史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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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期教会的世界观中,时间并不是零散而偶然的。犹太传统与早期基督信仰普遍相信,天主在历史中的作为具有内在的和谐与对称。其中一个今日已较少被提起的信念,是所谓「完整年龄」的观念:天主所拣选的重要人物,其在世使命的起点与终点,会落在同一个日子。受孕与受难,开始与完成,在天主的安排中彼此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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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早期教会真正努力尝试理解的,并不是耶稣的诞生日期,而是祂的受难时刻。四部福音都记载,耶稣是在逾越节前后,被罗马总督般雀彼拉多判处十字架刑。彼拉多的任期,罗马史料可以大致确定为公元 26 年至 36 年之间;而逾越节则依犹太历法,必定落在满月。对当时的基督徒来说,这已是难得而珍贵的时间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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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二、三世纪,西方教会逐渐形成一个传统看法,认为耶稣基督是在 3 月 25 日受难。这个日期并非精确到可以当作历史证据,而是一个在信仰理解中显得完整、庄重、合乎救恩叙事的日子。若按照「完整年龄」的信念,耶稣也应是在同一天受孕。再加上九个月,人们自然得出 12 月 25 日,作为祂降生成人的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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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往前追问,耶稣究竟诞生于哪一年,历史反而能提供较清楚的轮廓。《玛窦福音》记载,耶稣诞生时,犹太地仍由黑落德王统治;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黑落德王已于公元前 4 年去世。因此,耶稣不可能出生于公元元年,而更可能诞生于公元前 6 年至 4 年之间,部分研究甚至推前至公元前 7 年。这也意味著,我们今日所用的「公元」纪年,本身已与耶稣真正的诞生时间有数年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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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窦福音》中提到的「那颗星」,也常被后世称为「白冷之星」,历来引发不少想像与推测。有学者留意到,公元前 7 年,木星与土星曾在双鱼座出现罕见的三次合相;在古代占星的语境中,这样的天象容易被理解为王权与以色列民族相关的象征。另一些研究则提到,中国史书在公元前 5 年记录过一次可能的新星或彗星现象,时间上与耶稣诞生的推算年份相近。这些推测固然引人入胜,但它们始终只是后人的尝试,从未成为教会定立圣诞日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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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代基督徒而言,星辰更多是一种叙事的语言,而不是用来计算年月的工具。真正重要的,是天主如何在历史中进入人间,而不是精确到哪一个夜晚。正因如此,东方教会同样运用相同的神学思路,只是把受难与受孕的日期理解为 4 月 6 日,结果自然落在 1 月 6 日,成为今日的主显节。方法相同,日期不同,重点始终不在精确,而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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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2 月 25 日从来不是耶稣的「出生证明」。它是一个在祈祷、默想与神学理解中慢慢成形的日子,后来又恰好靠近冬至,使「光进入世界」的象征更加动人。它提醒的,不是历史学上的确定性,而是信仰如何看待时间,如何在岁月之中辨认天主临在的节奏。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圣诞节成为了一个超越日期本身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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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 Wales Metro: Reviving Productivity in the Valleys

南威尔斯地铁:把生产力接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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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斯地铁(South Wales Metro)服务的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整片被历史卡住的郊区:South Wales Valleys。这些山谷城镇位于 Cardiff 以北,包括 Merthyr Tydfil、Rhondda、Treherbert、Aberdare、Pontypridd、Caerphilly、Rhymney。它们随煤业兴起而繁荣,也随煤业衰落而被遗留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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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地方长期被标签为「低生产力地区」,但问题不在人,而在交通。班次疏落、误点代价高,令雇主不愿招聘「住得太远」的人,员工亦不敢跨区找工。直线距离不远,通勤时间却可以很长,结果是劳动市场自然收缩,机会被时间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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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斯地铁的出发点,正是把这些山谷重新视为 Cardiff 都会圈的一部分。它不像伦敦或曼彻斯特,只围绕单一城市向外放射,而是尝试把一整条松散、断裂的郊区网络重新缝合。重点不在极速,而在高频与可预期。当铁路可靠得像地铁一样,人便可以放心把时间投放在工作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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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改变,会直接反映在生产力上。通勤半径扩大,企业面对的人力资源自然变大;人力流动增加,职位与技能的配对效率提升;对中小企而言,准时与稳定本身就是竞争力。生产力从来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每天能否准时到位的累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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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的改变同样重要。拍卡入闸令搭火车不再需要事前研究票种与时段,上车、下车、自动计费。当铁路由「要计划」的交通,变成随手可用的日常工具,实际使用率自然上升,劳动市场的流动性亦随之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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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电火车(tram-train)的引入,让这套系统不只停留在连接城镇,而具备深入社区的可能。它既能行走在既有铁路,也可延伸至城市活动区,减少最后一段距离带来的摩擦。对山谷城镇而言,这往往正是能否真正释放劳动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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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项目能够走到今天,也有其历史背景。在英国仍属欧盟期间,南威尔斯地铁的前期规划与部分基建,已获得结构性资金支持。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若要提升地区生产力,交通基础设施必须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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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斯地铁并非一日完成,而是分阶段推进。新列车、班次加密与票务整合,已在近年陆续落地;随着电火车投入服务,整个系统的关键能力,预计在 2026 年前后才算真正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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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通了,南威尔斯是否真的翻身,仍要时间回答。但至少,这一次,问题不再被归咎于个人,而是开始被当成结构问题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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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斯 #SouthWalesMetro #生产力 #公共交通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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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不太平安的平安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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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夜,本应是收起武器、点起烛光的时刻;但在 2025 年的世界地图上,红点依然密集。战火没有因节日而停歇,仇恨也没有因祝福而降温。这一年,冲突不只延续,还在多个角落交织、扩散,构成一幅令人不安的全球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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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战争仍未收场。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的消耗战进入第四个冬天。前线推进幅度有限,代价却愈来愈高。军事上是拉锯,经济上是拖累,政治上则是耐性考验。制裁与反制裁并行,欧洲能源安全不再只是价格问题,而是供应与风险的长期阴影。这场战争早已不只是两国之争,而是对整个欧洲安全秩序的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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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伤口更为撕裂。加沙问题未完全解决,停火窗口短暂而脆弱,重建谈判屡屡被新一轮冲突打断。红海航道的安全风险把战火外溢到全球贸易:船公司改道,时间与成本上升;保险费抽高,市场以最坏情境定价。战火集中于一隅,却把成本推向世界各地的企业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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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的动荡,未必以坦克呈现,却同样牵动大国对峙。委内瑞拉的内部合法性争议未解,经济长期失血,政权更倾向以对外强硬转移内部压力。更关键的是它与美国之间的长期对峙:制裁与豁免反复调整,能源议题被高度政治化,外交沟通时冷时热。这不是一场传统战争,却是一种低烈度冲突:资本却步、风险溢价上升、难民外流,足以拖累整个地区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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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战火,往往最少被看见,却最残酷。苏丹内战令国家机器几近停摆,粮食短缺、疾病与流离失所交叠,构成结构性人道危机。外部势力的角力,令停火更难;武装团体的碎片化,令和平更远。这不是「内战」两字可以概括的悲剧,而是治理崩塌后的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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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地区亦在恶化。卢旺达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长期紧张仍在,东部武装冲突周期性升温,矿产利益与族群恐惧交缠。当这类冲突被视为「可长期忍受的常态」,平民的苦难就会变成被管理的悲剧,世界只在数字跳升时才短暂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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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同样不平静。缅甸的内战在多方武装之间反复拉扯,社会基础被持续消耗,平民承受的成本年年累积。同时,泰国与柬埔寨之间的边境冲突在 2025 年出现实质升温,历史纠纷叠加民族情绪与国内政治,令原本可控的摩擦更难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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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的冲突,还有一个共同特征:战争不再只在战场上进行。网络攻击、资讯战、制裁工具化,让非军事手段成为常态。前线与后方的界线被抹平,能源、粮食、航运与金融一起被卷入,没有任何社会能真正置身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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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平安夜的意义,正在于不向现实低头。历史一再提醒我们,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和平也不是天降恩赐。它需要制度、耐性与诚实的妥协。2026 年能否更好,不取决于祝词是否动听,而取决于各方是否愿意把降级视为勇气,把停火当作起点,把重建视为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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烛光很弱,但能指路。愿 2026 年,少一条前线,多一张谈判桌;少一份仇恨,多一份克制。平安不是口号,而是一项需要被反复选择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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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局势 #战争与和平 #平安夜 #2026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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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itical and Architectural Allegory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苏格兰议会的政治与建筑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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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政治版图上,伦敦从来不是唯一的中心。在爱丁堡东端、亚瑟王座山脚下,荷里路德宫(Holyrood Palace)对面,一座外形怪诞、线条破碎却极具象征性的建筑,静静承载着苏格兰对「自治」二字长达三个世纪的追索。那里不是普通的地方议会,而是一个获宪制承认、权力清晰界定的国家级议会——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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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成为英国一部分,并非一夕之事。1603 年,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六世继承英格兰王位,形成「共主联邦」,两国仍各自保留议会与法律。真正的合并发生在 1707 年,《联合法案》通过,苏格兰与英格兰议会合并为大不列颠议会,主权集中於伦敦西敏寺。苏格兰保住了自己的法律制度、教会与教育体系,但政治决策权自此远离爱丁堡。这种「制度被保留、权力被抽走」的状态,构成了往后三百年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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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 20 世纪末,这种张力终于被重新正视。1997 年,工党政府举行公投,询问苏格兰是否应设立自治议会,以及是否赋予其有限税务权。结果清楚而强烈:支持设立议会者超过七成,支持税务权者亦接近六成。翌年,《苏格兰法案》通过,1999 年,苏格兰议会正式重返爱丁堡。这不是独立,而是「权力下放」(devolution)——一种在单一主权国家之内,承认多层治理现实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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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议会的权力逻辑,与英格兰地方政府截然不同。它不是「中央授权可以做什么」,而是「除保留事项外,皆属下放事项」。保留事项(reserved matters)包括外交、国防、移民、宏观经济、货币政策等核心主权领域;其余如教育、医疗、交通、房屋、地方政府、环境、刑事司法,均由苏格兰自行立法与执行。正因如此,苏格兰得以推行免费大学教育、处方药免收费,以及一套不同于英格兰的公共卫生与能源政策。这不是象征式自治,而是实质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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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这套制度的,是一座同样拒绝传统的建筑。荷里路德议会大楼由西班牙建筑师 Enric Miralles 设计,于 2004 年启用。它没有宏伟圆顶,没有古典柱廊,而是以不对称结构、破碎线条,以及木材与石材交错构成。外墙的「窗格」被形容为倒置的船只、抽象的人影,象征人民;整座建筑向城市敞开,而非高踞其上。批评者曾指它昂贵、混乱、难以理解,但正如苏格兰的宪制地位,它本来就不打算讨好习惯简单答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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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议会,并非遥不可及。它长期提供免费导览,由受训导赏员讲解议会运作、建筑理念与政治背景。你可以走进辩论厅,坐在观众席,近距离观察一个下放政体如何讨论公共事务。这些导览不只是观光,而是一堂具体而诚实的公民教育。对任何关心英国未来、理解「自治」与「统一」如何共存的人来说,都值得花上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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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路德议会提醒人们:英国并非单一节奏的国家,而是一个由历史妥协撑起的复合体。权力不是只有集中或分裂两种状态,中间仍有制度设计的空间。问题不在于制度是否完美,而在于是否容许不同地方,用自己的方式回应自己的问题。这座建筑站在山脚,不高,却很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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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 #荷里路德 #权力下放 #英国政治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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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百人只剩六个曾孙:南韩已出事,香港其实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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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社会走到「今天每一百人,四代之后只剩六个曾孙」这一步,问题已经不再是生育率偏低,而是人口结构正在崩塌。南韩正处于这个状态。但真正值得香港人警惕的,不是南韩有多极端,而是香港的生育率其实已经与南韩站在同一水平,而背后的成因,出奇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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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的问题,说穿了并不神秘。不是年轻人突然厌恶孩子,也不是价值观集体崩坏,而是制度把生育变成一项高风险行为。对女性而言,生孩子往往意味著职涯中断。长工时、加班文化、升迁以「全时间投入」为前提,使育儿与专业发展几乎无法并存。一旦成为母亲,收入、前途与退休保障都可能出现长期损失。这不是短暂的不便,而是一条被制度预先写好的下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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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养育成本则把风险进一步放大。南韩的升学竞争高度集中,名校名额有限,回报却极高,结果是补习与资源投入演变成军备竞赛。家长即使明知整体而言未必提升社会效率,也不敢退出,因为退出的代价只会落在自己孩子身上。在这种环境下,生一个已经吃力,生第二个便等同主动分薄资源。少子化不是道德选择,而是理性计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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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急速萎缩,令情况更雪上加霜。南韩的生育高度依附婚姻,当年轻世代对婚姻的经济与性别风险却步,生育自然随之跌穿底线。再加上过去数十年官方反生育政策留下的人口惯性,即使政府近年推出补贴,也难以扭转整体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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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对香港而言并不陌生。因为香港今日的生育率,已经与南韩几乎一样低,而香港在不少关键条件上,甚至比南韩更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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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职涯惩罚同样存在。香港工时长、节奏快、竞争激烈,对照顾责任极不友善。表面上谈家庭友善,实际上可持续的弹性工作与托育支援极为有限。对不少女性而言,生育同样意味著收入下降、前途不明,甚至被市场边缘化。制度没有为育儿留位置,个人自然只能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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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与教育的压力,则是香港的放大器。长期高企的楼价与租金,使居住空间本身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先天削弱养育意欲。教育方面,虽然没有南韩式通宵补习的极端情况,但名校制度、区校差异、课外活动与「不输起跑线」的文化,令家庭同样被迫投入大量金钱与时间。生一个尚可勉强支撑,生两个便迅速变成风险管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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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与生育在香港亦高度绑定。当婚姻意味著长期财务承诺、住房压力与生活质素下降,而制度又未能分担育儿风险,年轻人自然选择延后甚至放弃。这不是对家庭价值的否定,而是对不确定未来的理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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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无论在南韩还是香港,养育几乎被视为完全的私人责任。托育、照顾、教育、住房,主要由家庭自行承担,政府的角色多停留在零散补贴,而非结构重整。结果是,每一个家庭都要独自承受全部风险,而在这样的制度下,少生或不生,反而成为最安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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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不是特例,而是一面放大镜。它让我们看到,当制度长期忽视生育的真实成本,人口不是慢慢下降,而是会在某一刻突然塌陷。一旦跌破临界点,学校关闭、社区老化、年轻人外流,便会形成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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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今日已与南韩站在同一生育率水平,却仍然倾向把问题归咎于个人选择或价值观,这才是真正危险之处。人口从来不是情绪问题,而是制度结果。如果不正面处理工时、住房、育儿与职涯惩罚,南韩的今天,很可能只是香港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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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韩 #少子化 #育儿政策 #职场文化 #教育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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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工党重臣倡议重返欧洲关税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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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坛近日再次传出一个脱欧后被刻意搁置的词:关税同盟。卫生大臣施卓添 (Wes Streeting) 公开表示,英国不应再把重返欧盟关税同盟视为禁区,这番话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它点破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工党现行的三条红线之下,英欧之间的制度性摩擦,根本无法获得真正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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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高层亦非首次释出相近讯号。副首相兼司法部长林德伟 (David Lammy)曾指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是务实选择。他特别提到土耳其的例子:土耳其虽非欧盟成员,但身处关税同盟之内,「似乎正从中受惠,经济亦持续出现增长」。话说到这里,言外之音已经相当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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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仍会反问:英国不是与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吗?问题正正在此:自由贸易协定处理的是「有没有关税」,却处理不了「如何过关」。原产地规则、重复报关、合规文件、边境检查,构成一整套看不见却昂贵的非关税壁垒。对汽车、化工、食品、医药等依赖即时物流的产业而言,这些摩擦才是真正拖慢投资、逼使企业重新布局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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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同盟的实质好处,在于把这些制度性摩擦一次过移除。成员之间毋须原产地证明,货物毋须反复报关,边境几乎退回为形式。这不是抽象制度,而是每天在多佛港、在仓库、在供应链帐簿上反映出来的时间与成本。制度愈简单,竞争力就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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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重返关税同盟并非毫无代价:英国将失去独立关税政策空间,可能要与澳洲、纽西兰、美国、印度等国已签署的贸易协议重启贸易谈判。但从规模、距离与产业结构看,欧盟仍然是英国最大、最接近、也最互补的贸易伙伴,其整体份量远胜任何单一国家。近年英国自行签署的多数贸易协定,经济利益有限,难以抵消与欧盟贸易下滑所造成的长期损失。制度摩擦的成本,每日在现实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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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要员并非最早提出这条路线。自由民主党一直主张英国应重返欧盟关税同盟;而绿党更进一步,公开倡议重新加入欧盟。过去这些主张被视为边缘声音,如今却逐步向主流靠拢,原因并不复杂:政客终于追上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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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同盟重新浮上水面,并非政治怀旧,而是制度修复的尝试。它未必是终点,却很可能是唯一能在不重启公投、不全面回到单一市场的情况下,实质改善英国经济运作的中途站。英国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才是真正值得观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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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治 #工党 #脱欧 #欧盟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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