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反对移民的声音，有时不是来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而是来自那些自己也刚刚上岸的移民。昨天还在排队，今天就急着关闸。这种看似矛盾的姿态，从十九世纪的旧金山到今日的伦敦反复上演，剧本惊人地相似。与其急着评断道德，不如先看清楚他们站在什么位置。
一个人辛苦渡河过桥进了城，桥的价值在过桥那一刻就已兑现。此后桥若继续为后来者敞开，对他不再是恩惠，而是竞争。于是他开始盘算：当初我交的过路费、受的盘查、等的年月，凭什么后来者走得更轻松？拉起吊桥，既守住已经到手的位置，也让当初的付出显得更有份量。配合这套心理的，是一套现成的说辞：我循正当途径而来，学了语言，找了工作，守了规矩。个人的努力就这样被升格为一道门槛，再用来衡量后来者，跨不过的，活该被挡在外面。
更微妙的是群体内部的算计。已经适应主流、操一口流利当地话的移民，回望仍在适应期的同乡，眼神有时比本地人还苛刻，因为自己的身份认同正建立在「我已经做到了」之上。而反对移民本身，更可以是一张入场券。新移民急于摆脱「外来者」的标签，渴望被接纳为「当地人」，而对移民的戒心，本就是许多社会本地论述的底色。于是喊得比本地人更响，就成了证明自己融入的捷径：我数落新移民，正是为了说明我不再是新移民。
但真正驱动这一切的，是资源的算术。新移民与既有移民争的，往往不是高位，而是同一批低技术工作、同一批公屋、同一条医疗轮候队。距离越近，竞争越直接。一个律师不会担心新来者抢走饭碗，一个还在底层挣扎的移民会。所以反对最烈的，常常不是站在最高处的人，而是刚刚站稳、最怕被后浪推回水里的那一层。一旦地方经济反过来依赖移民劳动，这份敌意又会悄悄软化，可见立场从来跟着利益走。
时间则把人推向保守。住得越久，政治倾向越向当地共识靠拢，昨日的新移民慢慢学会用本地人的口吻，谈论今日的新移民。把这些拼起来就会发现，移民之间的对立，本质上不是关于来自哪里，而是关于排在哪里，决定态度的不是血缘或文化，而是位置与稀缺。这也解释了制度设计为什么如此关键：当政策明确规定新来者须等待若干年才能动用公共福利，既有移民的敌意往往随之下降，因为威胁被制度推远了。对刚在英国落脚的香港人，这面镜子尤其值得一照，今天急着拉桥的手，昨天才刚攀着同一道桥上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