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禁止工作到征用酒店:英国庇护制度的「自我实现」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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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英国庇护制度的矛盾,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政策愈收紧,问题却愈难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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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要从 2002 年说起。当时贝理雅政府在政治压力下取消了寻求庇护者在等待审批期间工作的权利。此前,如果申请超过六个月仍未有决定,寻求庇护者可以合法工作。政策改变后,他们基本上只能依赖政府提供住宿与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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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决定原本是为了减少政治争议。政府希望避免被指吸引移民,也希望化解「抢走本地工作」的舆论压力。但长远效果却截然不同。一旦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工作,他们在整个审批期间都必须依赖政府。只要审批速度一慢,住宿需求就会迅速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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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年,英国主要依靠「分散住宿」制度安置寻求庇护者。所谓分散住宿,是指政府透过承包商在全国不同城市租用住宅,把寻求庇护者分散安置在普通社区之中,而不是集中在大型难民营。然而当全球冲突增加、申请数字上升,而审批速度又下降时,制度弱点开始显现。当分散住宿不足时,政府只能寻找临时方案。酒店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大量使用,并逐渐成为主要安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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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政策也带来另一个副作用。当寻求庇护者被禁止工作、长期住在政府安排的住宿中,社会很容易把他们视为负担。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容易滋生不满与敌意。当社会情绪转为愤怒时,政治人物往往再以更强硬的政策回应。于是形成一个循环:限制愈多,怨气愈大;怨气愈大,政策再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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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发生。英国离开欧盟后,也退出了「都柏林规则」。这套制度原本规定,庇护申请应由寻求庇护者首次进入的欧洲国家处理,因此英国可以把部分人送回欧洲大陆,同时亦能透过欧洲指纹资料库查核他们是否曾在其他国家提出申请。脱欧后,英国失去了这些机制,不但更难把人送回欧洲,也更难确认他们在欧洲其他国家的纪录。经英伦海峡的小艇偷渡如今成为政治焦点,但在脱欧之前这条路线其实几乎不存在。制度改变后,跨海偷渡逐渐增加,并迅速成为媒体与政治辩论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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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压力在近年进一步恶化。保守党政府在执政后期曾刻意放慢庇护申请的审批速度,理由是希望减少所谓的「吸引力」。政策假设是,如果寻求庇护者知道制度困难、等待漫长,便会减少来英国。然而实际效果却是案件迅速积压。等待时间愈长,需要住宿的人愈多,政府支出也随之增加。原本试图用严格政策达到阻吓效果,结果反而令系统更昂贵、更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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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保守党政府提出另一种阻吓方式。卢旺达方案的核心,是把部分寻求庇护者送往卢旺达处理申请,希望借此阻吓偷渡。政府已向卢旺达支付数亿英镑,但整个计划原本只能处理数百人,与每年数以万计的申请相比几乎无关痛痒。更重要的是,卢旺达是一个独裁国家,把庇护制度外判给这样的政权既带有道德风险,也可能在未来被对方利用为政治筹码。一旦当地政权出现动荡甚至崩溃,被送往当地的人又将何去何从。最终方案在法律与政治层面都遇到重大阻力,并未真正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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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现任工党政府又提出新的措施,向部分被拒的庇护申请者提供现金,鼓励他们自愿离境。政策的计算是,与其长期支付住宿费,不如一次性付钱离境。然而在政治气氛已经高度对立的情况下,这类措施很容易被解读为「用纳税人的钱送走移民」,只会进一步激化社会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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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英国相比,欧洲多数国家的制度走向另一条路。许多国家仍然允许寻求庇护者在三至六个月后工作,让部分人可以自力更生。住宿方面,多数国家长期维持大型接待中心,而不是临时酒店。欧盟亦逐步把制度标准化,例如把寻求庇护者进入劳动市场的最长等待时间缩短至六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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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这条政策轨迹,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历届英国政府,不论政党,都在反移民舆论压力下作出决定。每一次政策收紧,都被视为政治上较安全的选择。然而累积起来,这些决定往往把制度推向最昂贵、最低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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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工作使寻求庇护者无法自立,脱欧削弱跨国合作,放慢审批制造巨大积压,再到卢旺达方案浪费公帑而未能解决问题。这些政策看似互不相关,其实都源于同一个政治逻辑。当制度不断以「阻吓」为目标设计时,结果往往反过来强化了问题本身,形成一个自我实现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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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真正恢复制度秩序,答案或许并不复杂。欧洲许多国家的制度并非完美,但至少承认一个现实:寻求庇护者在等待期间需要工作机会,而跨国合作对于管理边境同样不可或缺。英国若要走出今天的困局,与其继续寻找更严厉的政策,不如回头看看邻近国家如何处理同样问题。长远而言,重新回到欧洲制度与合作框架,或许才是把制度带回理性运作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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