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關於永久居留（Indefinite Leave to Remain，ILR）的辯論，於 2026 年 2 月 2 日在英國下議院西敏廳（Westminster Hall）舉行。這並非法案審議，也沒有即場表決，而是一場由請願觸發的專題辯論，其實際作用只有一個：迫使政府就永久居留制度的方向，在國會紀錄中作出清楚、可被引用的回應。
當日共有 66 名議員具名發言，在西敏廳辯論中屬於相當高的參與度。辯論的直接背景，是政府諮詢文件提出，考慮把一般永久居留年期由 5 年延長至 10 年，並引入所謂「earned settlement」框架。表面上，這是制度改革；實際上，議會討論的核心問題卻更為根本：政府是否可以在他人已依既有規則作出人生選擇後，重新界定承諾的內容。
來自工黨、自由民主黨、綠黨及蘇格蘭民族黨的共識
在辯論中，對制度提出系統性質疑、反對追溯性改動的聲音，主要來自工黨、自由民主黨、綠黨及蘇格蘭民族黨。這些議員在意的並非是否需要移民政策，而是制度如何對待已經身處路線之中的人。
多名議員反覆指出，對現時在英國生活的移民而言，5 年不是抽象的政策符號，而是已繳付的簽證費與移民醫療附加費、已承擔的租約或按揭、已開始的學業與職涯規劃。若在路程中途延長年期或提高門檻，等同把原本應由政府承擔的政策不確定性，轉嫁到個人與家庭身上，這在制度上既不公平，也不理性。
技術工人與專業人士：政策自相矛盾的受害者
辯論中另一條反覆出現的主線，是技術工人（skilled workers）的處境。多名議員指出，政府一方面承認英國長期存在勞動力短缺，需要吸引並留住具技能的人才；另一方面，卻在永久居留階段提高門檻，形成明顯的政策張力。
不少技術工人初到英國時，需要時間轉換專業資格、累積本地經驗，甚至接受短期的向下流動安排。若在這個過渡期內，以單一年薪或短期收入作為永久居留的關鍵判準，實際效果不是鼓勵貢獻，而是懲罰那些正努力融入英國勞動市場的人。多名議員警告，這樣的制度設計，最終只會加劇人才流失，與政府宣稱的經濟目標背道而馳。
保守黨與 Reform UK：立場與缺席
代表保守黨的影子內政團隊成員 Matt Vickers 在場發言，並清楚支持延長年期與提高門檻。他主張永久居留不應被視為完成既定年期後的自然結果，而必須透過語言能力與收入水平持續證明「貢獻」。這番發言的重要性不在於其是否佔多數，而在於它反映了保守黨影子內政團隊在定居制度上的價值取向。
相比之下，Reform UK 在這場辯論中無人出席，亦無人發言。一個長期以移民議題作政治動員的政黨，在真正討論永久居留制度細節、門檻設計與家庭影響的國會辯論中選擇缺席，本身已是一種政治表態。
政府回應：原則確認，細節仍然懸空
代表工黨政府回應的內政部政務次官 Mike Tapp 在辯論中確認，英國國民（海外）簽證持有人將繼續享有 5 年折扣路徑，這一點不在諮詢之列。然而，他同時表示，收入計算方式、家庭資產是否納入、語言要求等細節仍在研究中，尚未作出最終決定。多名議員指出，正是這種不確定性，已對家庭與社區造成實質影響。
談及香港與 BNO 的議員
Mike Martin（自由民主黨，Tunbridge Wells）
Mike Martin 的發言為整場辯論定下基調。他以自己剛與 Paddock Wood 約 200 名香港居民會面的經驗為例，指出這些家庭並非為福利或投機而來，而是基於英國政府明確作出的承諾而遷移。他詳細說明語言與收入門檻對三代同堂家庭的衝擊，尤其是對年長家庭成員的實際排斥，並直接質疑政府是否已充分理解這些後果。
Will Forster（自由民主黨，Woking）
Will Forster 把香港人與烏克蘭人並列，指出兩者同樣是英國基於政治與道義原因接納的群體。他質疑在五年節點臨近時改變規則，是否等同在制度層面背棄承諾，並指出 earned settlement 對學生、退休人士及照顧者尤其不利，會扭曲家庭原本的定居安排。
John Milne（自由民主黨，Horsham）
John Milne 以 Horsham 的實際情況為例，指出大多數 BNO 家庭已在當地置業，顯示他們並非短暫停留，而是以長期定居為目標。他認為永久居留的評估，理應考慮家庭資產與穩定性，而非只看某一時點的個人收入，否則將嚴重低估這些家庭對社會的實際投入。
Carla Denyer（綠黨，Bristol Central）
Carla Denyer 從制度設計角度批評 earned settlement，指出當標準愈來愈依賴主觀與可裁量指標，最容易受傷的往往是守規則、卻缺乏資源與談判能力的人。她提到 BNO 路線時，強調制度應該以穩定與可預期為優先，而非不斷加碼條件。
Emma Lewell（工黨，South Shields）
Emma Lewell 強調制度確定性的重要，指出追溯性改動會把風險不成比例地轉嫁到個人身上。她在談及 BNO 與其他移民路線時，警告模糊與未定的標準，會削弱人們對英國制度的基本信任。
Victoria Collins（自由民主黨，Harpenden and Berkhamsted）
Victoria Collins 描述她接觸到的香港社群情緒，指出他們面對的不是憤怒，而是一種無法規劃未來的焦慮。她認為，即使政府聲稱原則不變，只要細節懸而未決，實際效果已足以阻礙家庭作出長遠決定。
Mark Sewards（工黨，Leeds South West）
Mark Sewards 把焦點放在家庭評核機制上，指出若只以個人條件決定去留，將令照顧者與非全職工作的家庭成員長期處於不穩定狀態，這在社會政策上並不合理。
Ian Sollom（自由民主黨，St Neots and Mid Cambridgeshire）
Ian Sollom 直言，不確定性本身就是傷害。即使政府日後作出豁免，只要未被清楚寫入制度，信任已經開始流失，這對因政治原因而來的人尤其如此。
Gareth Thomas（工黨，Harrow West）
Gareth Thomas 代表 Harrow 的香港社群發聲，指出他們追求的並非特殊待遇，而是一條穩定、可預期的定居路徑。他強調，這正是當初政策向他們承諾的內容。
Uma Kumaran（工黨，Stratford and Bow）
Uma Kumaran 指出，制度若忽略照顧責任與家庭角色，只會迫使已融入社會的人退出，最終削弱社區本身的穩定性。
Gideon Amos（自由民主黨，Taunton and Wellington）
Gideon Amos 從國家聲譽的角度切入，指出長期不確定性不僅影響個別家庭，也會損害英國作為守信國家的國際形象。
Matt Vickers（保守黨，Stockton West）
Matt Vickers 在辯論中支持延長年期與提高門檻，並把永久居留定義為一項需要持續證明的資格，而非完成既定年期後的制度結果。這一立場在辯論中屬於少數，但因其影子內政身分而具有指標性意義。
這場辯論揭示的，不只是移民制度的技術調整，而是英國是否仍願意為自己說過的話負責。當永久居留由一條清晰路徑，變成一組隨時可變的條件，動搖的不是移民的信心，而是制度本身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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