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反對移民的聲音，有時不是來自土生土長的本地人，而是來自那些自己也剛剛上岸的移民。昨天還在排隊，今天就急著關閘。這種看似矛盾的姿態，從十九世紀的舊金山到今日的倫敦反覆上演，劇本驚人地相似。與其急著評斷道德，不如先看清楚他們站在甚麼位置。
一個人辛苦渡河過橋進了城，橋的價值在過橋那一刻就已兌現。此後橋若繼續為後來者敞開，對他不再是恩惠，而是競爭。於是他開始盤算：當初我交的過路費、受的盤查、等的年月，憑甚麼後來者走得更輕鬆？拉起吊橋，既守住已經到手的位置，也讓當初的付出顯得更有份量。配合這套心理的，是一套現成的說辭：我循正當途徑而來，學了語言，找了工作，守了規矩。個人的努力就這樣被升格為一道門檻，再用來衡量後來者，跨不過的，活該被擋在外面。
更微妙的是群體內部的算計。已經適應主流、操一口流利當地話的移民，回望仍在適應期的同鄉，眼神有時比本地人還苛刻，因為自己的身份認同正建立在「我已經做到了」之上。而反對移民本身，更可以是一張入場券。新移民急於擺脫「外來者」的標籤，渴望被接納為「當地人」，而對移民的戒心，本就是許多社會本地論述的底色。於是喊得比本地人更響，就成了證明自己融入的捷徑：我數落新移民，正是為了說明我不再是新移民。
但真正驅動這一切的，是資源的算術。新移民與既有移民爭的，往往不是高位，而是同一批低技術工作、同一批公屋、同一條醫療輪候隊。距離越近，競爭越直接。一個律師不會擔心新來者搶走飯碗，一個還在底層掙扎的移民會。所以反對最烈的，常常不是站在最高處的人，而是剛剛站穩、最怕被後浪推回水裡的那一層。一旦地方經濟反過來依賴移民勞動，這份敵意又會悄悄軟化，可見立場從來跟著利益走。
時間則把人推向保守。住得越久，政治傾向越向當地共識靠攏，昨日的新移民慢慢學會用本地人的口吻，談論今日的新移民。把這些拼起來就會發現，移民之間的對立，本質上不是關於來自哪裡，而是關於排在哪裡，決定態度的不是血緣或文化，而是位置與稀缺。這也解釋了制度設計為甚麼如此關鍵：當政策明確規定新來者須等待若干年才能動用公共福利，既有移民的敵意往往隨之下降，因為威脅被制度推遠了。對剛在英國落腳的香港人，這面鏡子尤其值得一照，今天急著拉橋的手，昨天才剛攀著同一道橋上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