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地方治理的最大問題，並非地方政府做得不好，而是它們從制度上就被設計成做不好。權力與資源高度集中在西敏寺，地方只負責承擔責任，卻沒有相應的控制權，久而久之，制度自然失靈。
地方議會其中一個最根本的限制，在於它們背負大量法定責任，卻無法控制相關資源。社會福利、成人照護、兒童服務、特殊教育需要，全部是法律規定必須提供的服務，需求隨人口老化與社會變化不斷上升，但地方政府卻沒有足夠的財政工具回應，只能依賴中央政府的撥款結算（settlement）。而這些撥款，在過去廿年實際上持續收緊。結果是，地方政府被迫在法定服務之間「拆東牆補西牆」，而所有長遠有益、但非即時急需的投資（如交通、文化與經濟發展）則最先被犧牲。
2004 年，工黨政府曾嘗試在英格蘭東北設立區域議會，作為英格蘭第一個民選的區域層級政府。結果在公投中以接近 78% 的反對票遭否決。這次失敗，經常被簡化為「英格蘭人不想要地方自治」，但實際原因更直接：那個議會沒有實權，沒有穩定財政來源，卻要取代原有的郡議會。選民看不見換來什麼，只看見多一層政治架構，拒絕並不意外。
其後，英國轉向推動 combined authorities（聯合權力機構）。多個地方政府被拼合成更大的行政單位，由中央授權部分職能，並引入民選市長。這種安排表面上務實，實際上仍然沒有觸及權力結構的核心。
以英格蘭東北為例，整個地區現時基本上由兩個 combined authorities 覆蓋：North East Combined Authority 及 Tees Valley Combined Authority。表面上，它們與當年被否決的東北區域議會並無二致；問題仍在於，它們只是行政安排，而非政治主體。它們沒有自己的議會，沒有獨立立法權，也沒有穩定、可預期的財政基礎。
更奇怪的是其決策機制。combined authority 的重大決定，往往需要民選市長與所有成員地方議會領袖之間反覆協商，只要無法達成共識，決策便停滯不前。這既不是議會民主，也不是單一行政首長制，而是一種高度協商、低度問責的混合體。當政策失誤時，選民很難判斷究竟應該向誰問責。
倫敦是少數的例外。倫敦除了有市長，還設有倫敦議會（London Assembly），具備審議、監察與公開辯論功能，至少形成一個基本的民主制衡結構。但這套制度，並沒有在英格蘭其他地區複製。
另一個結構性問題，是地方與區域政府必須不斷向西敏寺「競標」。無論是交通、住房、技能培訓還是城市更新，地方政府都要撰寫計劃書，參加中央主導的資金競逐，像參加選美比賽一樣，迎合當屆部長的政策口味。資源分配不是基於地方長遠需要，而是取決於中央當下的政治優先次序。
如果地方真正掌握資源，問題本可簡單得多。它們可以自行決定預算比例，平衡交通、教育、公共衞生與經濟發展，而不是被動執行白廳的指令。地方政治的核心，本來就應該是取捨與責任，而不是不斷寫標書、等批示。
因此，真正合理的改革方向，不是再修補 combined authorities，而是完成英格蘭遲來的憲制安排。依循既有的英格蘭區域邊界，設立 8 個新的英格蘭區域議會，在制度地位上與倫敦、蘇格蘭、威爾斯、北愛爾蘭並列。清楚界定其立法權、財政權與責任範圍，把資源與權力一併下放。
這不是激進改革，而是制度補課。當英格蘭終於擁有與其規模相稱的政治架構，地方治理才有可能真正成熟，西敏寺亦可從事無鉅細無遺的地方事務中抽身。英格蘭的問題，從來不是地方不行，而是中央管得太多、太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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