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家庭史,往往也是一部遷徙史。祖父母從廣東逃難南下,父母在香港成家,子女再往英國、加拿大或澳洲生活,同一家人的落腳點可以跨越幾個大洲。有人把離開視為失去,有人把抵達看成重生。同一個香港,在不同人的人生裡,可以是避風港,也可以是準備離開的地方。這種流動早於英國開埠,並在殖民港口形成後不斷擴大。香港人的身份,正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抵達、定居、離開與回流之間,逐漸累積而成。
開埠以前,新界已有本地宗族、客家村落及沿海水上社群,各有不同的遷居歷史。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島後,港口貿易、碼頭搬運、建築及商業帶來工作,吸引廣東居民前來謀生;太平天國及華南戰亂,又把避難人口推向香港。與此同時,香港成為華工前往美洲、澳洲及東南亞的中轉站。有人在這裡留下,有人只在碼頭停留,便踏上另一段旅程。印度及其他地方的商人、軍人與勞工亦陸續抵港,讓城市從早期便連接不同族群與海外網絡。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尤其1938年廣州淪陷後,大批居民逃到香港。邊界兩旁的安全差距,把人口迅速推向當時仍由英國管治的地方。但避難地的身份可以突然倒轉。1941年香港淪陷,糧食短缺、經濟崩潰,加上日軍強迫疏散,大批居民轉往中國內地及澳門。到1945年8月,香港人口只剩約60萬。這次劇烈收縮包含逃亡、驅逐及戰爭死亡,反映人在戰爭中連選擇居所的能力也可能失去。幾年前奔向香港的人,幾年後又要設法逃離。
戰後香港恢復運作,離港居民陸續返回,隨後又遇上中國內戰及1949年前後的政權更替。這一波人口流入,既有回家的人,也有首次南下的難民、商人、工人與知識分子。上海等地的企業家帶來資金、機器、技術及商業聯繫,普通移民則提供龐大的勞動力。兩者與香港原有的港口及貿易網絡結合,推動戰後工業發展。但人口增加亦遠快於房屋與公共服務供應,許多家庭只能棲身木屋及擠迫住所。工業起飛與居住困境,是同一波移民潮的兩面。
1950至1960年代,中國內地接連經歷政治運動、經濟困難與饑荒,香港繼續吸引南下人口,1962年更出現大規模逃港。有人投靠親屬,有人翻山越嶺,也有人冒險渡水。對他們而言,邊界另一邊代表食物、工作及重新安排人生的可能。香港工廠需要人手,政府卻要面對房屋、學位與糧食供應的壓力,接納與管制之間一直存在拉扯。今天不少家庭記憶中的「上一代捱過苦」,背後正是這段歷史:父母先求活下來,再以長時間勞動,替下一代換取穩定生活。
香港人向外移居,也早於回歸問題。戰後部分新界居民循親友網絡前往英國,從事餐飲等行業,形成連鎖移民:一人站穩腳步,再協助親屬落腳。到了1967年,香港左派暴動及炸彈威脅,加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衝擊,使部分家庭對前景失去信心,移居海外的意願上升。較有資源的人可以調動資產、尋找接收地;更多居民則繼續留下工作。移民從來需要目的地願意開門,也需要家庭付得起代價。面對同一場危機,不同階層能選擇的出路,相差很遠。
1970年代,內地居民繼續以合法或非法途徑來港。政府一度實施「抵壘政策」,部分成功進入市區並符合條件的非法入境者可以留下;1980年取消政策後,非法入境者面對即捕即解。身份證逐漸成為居留、求職及日常生活的重要憑證。邊界政策因而可以切開兩種人生:較早抵達的人取得身份、工作及成家的機會,較後抵達的人則可能被遣返。同樣的出身、相近的求生動機,結果可以因抵達時間而完全不同。「香港人」這個身份,也在制度劃定的界線中逐步形成。
另一股浪潮從海上抵達。1975年越戰結束後,香港接收越南船民,其後仍有大批人口到來,當中包括越南華人。他們有人逃避政治迫害,有人經歷族群排斥,也有人希望尋找較好的生活。香港成為暫時收容及等待海外安置的地方,難民營、甄別與遣返遂成為長期公共議題。部分人獲第三國接收,部分人返回越南,亦有人最終留港。對香港社會而言,收容牽涉人道責任、公共開支與接收能力;對營內家庭而言,卻是孩子在哪裡長大,以及何時才能重新開始生活。
1980年代,中英談判把1997年由遙遠年份變成家庭需要處理的期限。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確定主權移交安排後,部分港人開始申請移民加拿大、澳洲、美國及其他地方。這一波離開者包括不少專業人士及中產家庭,他們重視子女教育,也擔心法律、自由及生活方式能否延續。1989年六四事件進一步打擊信心,令移民決定更為迫切。有人提早退休,有人轉換職業,也有人接受收入下降。海外生活的代價可以立即計算,香港未來的風險卻難以估量。
這一波移民亦催生了典型的「太空人」家庭:配偶與子女在海外生活,另一人留港工作,兩地往返。家庭把教育與居留保障放在海外,把收入來源留在香港,代價則是長期分隔及重複生活開支。其後亦有移民取得外國身份再回港,因為香港仍有工作、人脈與較熟悉的生活。同一時期,內地配偶及子女循單程證來港團聚,新的家庭繼續形成。有人移出、有人回流、有人遷入,這幾股流動可以同時發生;城市人口的總數,難以呈現每個家庭經歷的分離與重聚。
2019年社會衝突及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香港再出現一波移居海外的浪潮。英國開設BN(O)簽證途徑,加拿大及澳洲亦提供相關安排,讓部分原本缺乏傳統技術移民資格的家庭獲得出路。這次離開的考慮,往往包括子女教育、公共生活的改變,以及對未來制度的信任。有人整家搬走,有人先讓子女離開,也有人保留香港的工作或資產。疫情期間的出入境限制又令遷徙更加複雜,申請簽證、實際搬家及長期定居,可能分別發生在不同年份。
近年香港又透過高才通等計劃吸引外來人才,家庭團聚及求學亦繼續帶來新居民。對部分離開的人,香港的前景已不足以支持留下;對部分抵達的人,香港仍提供收入、教育與發展機會。兩種判斷可以同時成立,因為各人的起點、資源與期待不同。香港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借用錢鍾書《圍城》的比喻,「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城外的人想衝進去」。一座城市的吸引力,最終要靠人們願意在這裡安排長遠生活。你或你的家人,曾經歷哪一波遷入、離開或回流?歡迎留言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