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家庭史,往往也是一部迁徙史。祖父母从广东逃难南下,父母在香港成家,子女再往英国、加拿大或澳洲生活,同一家人的落脚点可以跨越几个大洲。有人把离开视为失去,有人把抵达看成重生。同一个香港,在不同人的人生里,可以是避风港,也可以是准备离开的地方。这种流动早于英国开埠,并在殖民港口形成后不断扩大。香港人的身份,正是在一代接一代的抵达、定居、离开与回流之间,逐渐累积而成。
开埠以前,新界已有本地宗族、客家村落及沿海水上社群,各有不同的迁居历史。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岛后,港口贸易、码头搬运、建筑及商业带来工作,吸引广东居民前来谋生;太平天国及华南战乱,又把避难人口推向香港。与此同时,香港成为华工前往美洲、澳洲及东南亚的中转站。有人在这里留下,有人只在码头停留,便踏上另一段旅程。印度及其他地方的商人、军人与劳工亦陆续抵港,让城市从早期便连接不同族群与海外网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尤其1938年广州沦陷后,大批居民逃到香港。边界两旁的安全差距,把人口迅速推向当时仍由英国管治的地方。但避难地的身份可以突然倒转。1941年香港沦陷,粮食短缺、经济崩溃,加上日军强迫疏散,大批居民转往中国内地及澳门。到1945年8月,香港人口只剩约60万。这次剧烈收缩包含逃亡、驱逐及战争死亡,反映人在战争中连选择居所的能力也可能失去。几年前奔向香港的人,几年后又要设法逃离。
战后香港恢复运作,离港居民陆续返回,随后又遇上中国内战及1949年前后的政权更替。这一波人口流入,既有回家的人,也有首次南下的难民、商人、工人与知识分子。上海等地的企业家带来资金、机器、技术及商业联系,普通移民则提供庞大的劳动力。两者与香港原有的港口及贸易网络结合,推动战后工业发展。但人口增加亦远快于房屋与公共服务供应,许多家庭只能栖身木屋及挤迫住所。工业起飞与居住困境,是同一波移民潮的两面。
1950至1960年代,中国内地接连经历政治运动、经济困难与饥荒,香港继续吸引南下人口,1962年更出现大规模逃港。有人投靠亲属,有人翻山越岭,也有人冒险渡水。对他们而言,边界另一边代表食物、工作及重新安排人生的可能。香港工厂需要人手,政府却要面对房屋、学位与粮食供应的压力,接纳与管制之间一直存在拉扯。今天不少家庭记忆中的「上一代挨过苦」,背后正是这段历史:父母先求活下来,再以长时间劳动,替下一代换取稳定生活。
香港人向外移居,也早于回归问题。战后部分新界居民循亲友网络前往英国,从事餐饮等行业,形成连锁移民:一人站稳脚步,再协助亲属落脚。到了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及炸弹威胁,加上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部分家庭对前景失去信心,移居海外的意愿上升。较有资源的人可以调动资产、寻找接收地;更多居民则继续留下工作。移民从来需要目的地愿意开门,也需要家庭付得起代价。面对同一场危机,不同阶层能选择的出路,相差很远。
1970年代,内地居民继续以合法或非法途径来港。政府一度实施「抵垒政策」,部分成功进入市区并符合条件的非法入境者可以留下;1980年取消政策后,非法入境者面对即捕即解。身份证逐渐成为居留、求职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凭证。边界政策因而可以切开两种人生:较早抵达的人取得身份、工作及成家的机会,较后抵达的人则可能被遣返。同样的出身、相近的求生动机,结果可以因抵达时间而完全不同。「香港人」这个身份,也在制度划定的界线中逐步形成。
另一股浪潮从海上抵达。1975年越战结束后,香港接收越南船民,其后仍有大批人口到来,当中包括越南华人。他们有人逃避政治迫害,有人经历族群排斥,也有人希望寻找较好的生活。香港成为暂时收容及等待海外安置的地方,难民营、甄别与遣返遂成为长期公共议题。部分人获第三国接收,部分人返回越南,亦有人最终留港。对香港社会而言,收容牵涉人道责任、公共开支与接收能力;对营内家庭而言,却是孩子在哪里长大,以及何时才能重新开始生活。
1980年代,中英谈判把1997年由遥远年份变成家庭需要处理的期限。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主权移交安排后,部分港人开始申请移民加拿大、澳洲、美国及其他地方。这一波离开者包括不少专业人士及中产家庭,他们重视子女教育,也担心法律、自由及生活方式能否延续。1989年六四事件进一步打击信心,令移民决定更为迫切。有人提早退休,有人转换职业,也有人接受收入下降。海外生活的代价可以立即计算,香港未来的风险却难以估量。
这一波移民亦催生了典型的「太空人」家庭:配偶与子女在海外生活,另一人留港工作,两地往返。家庭把教育与居留保障放在海外,把收入来源留在香港,代价则是长期分隔及重复生活开支。其后亦有移民取得外国身份再回港,因为香港仍有工作、人脉与较熟悉的生活。同一时期,内地配偶及子女循单程证来港团聚,新的家庭继续形成。有人移出、有人回流、有人迁入,这几股流动可以同时发生;城市人口的总数,难以呈现每个家庭经历的分离与重聚。
2019年社会冲突及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再出现一波移居海外的浪潮。英国开设BN(O)签证途径,加拿大及澳洲亦提供相关安排,让部分原本缺乏传统技术移民资格的家庭获得出路。这次离开的考虑,往往包括子女教育、公共生活的改变,以及对未来制度的信任。有人整家搬走,有人先让子女离开,也有人保留香港的工作或资产。疫情期间的出入境限制又令迁徙更加复杂,申请签证、实际搬家及长期定居,可能分别发生在不同年份。
近年香港又透过高才通等计划吸引外来人才,家庭团聚及求学亦继续带来新居民。对部分离开的人,香港的前景已不足以支持留下;对部分抵达的人,香港仍提供收入、教育与发展机会。两种判断可以同时成立,因为各人的起点、资源与期待不同。香港一直是一座移民城市。借用钱锺书《围城》的比喻,「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一座城市的吸引力,最终要靠人们愿意在这里安排长远生活。你或你的家人,曾经历哪一波迁入、离开或回流?欢迎留言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