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政府支援可再生能源或能源轉型，反對者總會提出一個看似務實的說法：如果沒有補貼，市場根本不會動。這個論點的前提，是把能源市場描繪成一個原本中性的空間，只是最近才被政策扭曲。事實恰恰相反。至少在英國，能源產業數十年來一直活在制度性保護之下，而最大、最持久、風險最高的支持，正正落在化石燃料身上。
先看最受注目的暴利稅。為了回應能源價格飆升，英國政府引入針對北海油氣的暴利稅，把名義邊際稅率推高至75%以上。表面上，這是一項向油氣「暴利」徵稅的措施；實際上，稅制同時設計了投資免稅額，令政策訊號變得兩面。政府在推出時的官方說法是，配合八成的投資免稅額，企業每投資一英鎊於合資格油氣項目，整體可獲約91便士的稅務節省。換言之，所謂暴利稅並非單純回收超額利潤，而是透過稅制，把「繼續鑽井」變成一條清楚的減稅路徑。
比暴利稅更具長期影響的，是退役安排，以及缺乏預先保證金的制度設計。北海油氣設施最終必須拆卸、清理和復原海床，這是一筆確定會發生、而且金額龐大的成本。近年的官方估算顯示，英國大陸架剩餘油氣設施的全面退役總成本約為440億英鎊，而在未來十年內便需要動用約270億英鎊。在現行稅制下，退役支出通常可獲得約四成的稅務減免或保障。換一個說法，油井仍在營運、賺錢時，利潤主要歸私人投資者；一旦進入無利可圖、只剩清理責任的階段，約四成成本卻由納稅人承擔。
更關鍵的是，這套制度並非要求企業在開採初期就為退役責任預先鎖定資金。英國並未以同等力度強制油氣項目建立全面、足額的退役基金或保證金，政府實際上成為隱形擔保人。這與其他高風險行業形成鮮明對比。例如核能，營運期間一般必須預先建立退役基金，把未來拆卸與清理成本前置鎖定，確保即使營運商日後退出，資金亦已存在。油氣則更接近先開採、後善後的模式，把最昂貴、最不確定的尾部風險推遲並部分轉移給公眾，系統性地壓低了資本成本。
除了暴利稅與退役安排，油氣行業還享有一整套較少被討論、但同樣重要的稅務與制度性好處。北海油氣被置於獨立的環形稅制之內，規則高度專門化，令投資者對回報環境更可預期；資本開支在稅務上可較快反映，提高項目現值；虧損可在制度下作出前後期處理，改善現金流；再加上政府長期強調稅制穩定，市場對政策風險的定價往往被壓低。這些安排單獨看或許只是技術細節，合起來卻實實在在地抬高了化石燃料投資的吸引力。
把這些制度性支持，與可再生能源的支援相比，差距一目了然。家庭層面的潔淨能源政策，不論是免稅還是補貼，年度影響通常只是數億英鎊級別，而且預算清晰、可以逐年收緊或終止，其設計目標是隨技術成熟而退場。相比之下，化石燃料的支持集中在產業最昂貴、最不確定、卻無法逃避的尾部成本，並且缺乏同樣清晰的退場機制。兩者在金額與風險性質上，並不對稱。
因此，說「沒有補貼就沒有人願意做能源轉型」，其實是倒果為因。市場之所以長期願意投資化石燃料，並非因為它天生具競爭力，而是因為政府早已為它承擔了最大、最難定價的風險。所謂暴利稅，並沒有改變這個結構，只是在高油價年份回收部分現金流，同時又把繼續開採的誘因寫進制度。
而且，這並不只是英國的問題。放眼全球，化石燃料補貼的規模更加驚人。按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廣義口徑，將直接補貼、稅務優惠、價格扭曲以及未被計價的環境與健康成本一併計算，全球在2022年對化石燃料的支持約為七萬億美元，約佔全球本地生產總值的7%。在這樣的背景下，把有限、會退場的能源轉型支援描繪成市場干預，卻對化石燃料的長期托底視而不見，本身就是一種選擇性失明。
真正值得討論的，從來不是政府是否應該介入能源市場，而是介入的方向與尺度。能源轉型不是第一次補貼能源，而是第一次嘗試，把支持由一個明知將退場、卻仍被制度保護的產業，逐步移向更符合長期公共利益的選項。若連這個現實都不承認，那麼所謂「沒有補貼就沒有人願意轉型」的說法，本身就難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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