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以來，不少新獨立國家在建國之初，把美國憲法視為民主成功的藍本。三權分立、總統制、聯邦架構與成文憲法，看起來理性而現代，也帶着成功的象徵光環。然而歷史一再顯示，這條路往往未能通向穩定民主，反而更容易滑向威權。問題並不在於美國憲法寫得不好，而在於它被誤解為一套可以直接移植、即插即用的民主制度。
在拉丁美洲，這種「制度移植」尤其明顯。墨西哥1824年憲法在聯邦架構與行政設計上吸收了美國經驗，形式上建立共和國，但其後一個多世紀卻反覆經歷強人政治、軍事干政與憲政中斷。阿根廷1853年憲法更是公開以美國為範本，設計出權力集中的總統制度，結果卻是長期的政變循環與軍政府統治。制度存在，民主卻始終未能穩固生根。
到了二十世紀，照抄仍然持續。菲律賓在美國影響下建立總統共和體制，憲法條文完整、選舉制度齊備，卻未能阻止馬可仕以「憲政」之名實施戒嚴，將制度轉化為個人統治工具。巴西同樣採用與美國高度相似的制度設計，但長期在民選政府與軍方介入政治之間擺盪。這些國家的共同點，不是憲法不夠進步，而是支撐民主運作的制度能力與政治文化並未同步建立。
憲法終究只是權力的框架，而不是民主本身。美國憲法能夠運作，並非因為條文本身具有神奇力量，而是因為它建立在長期累積的政治習慣之上。地方自治的傳統、對權力的本能警惕、司法與官僚體系的專業化，以及敗選者願意接受選舉結果的自我約束，這些關鍵條件都不是寫進憲法就會自動出現。當這些基礎薄弱時，憲法反而容易被操弄，成為權力擴張的合法外衣。
總統制本身亦帶有結構性風險。行政權與象徵權力集中於一人，選舉往往呈現贏者全取的零和競爭。在政黨體系薄弱、社會高度撕裂、國會與司法尚未成熟的情況下，總統極容易把「民意授權」等同於無限權力，視反對派為敵人而非合法競爭者。制衡一旦失效，政治危機便迅速演變為非常手段，甚至為軍隊介入政治提供藉口。
這些失敗經驗並非只是他國的故事。即使是美國本身，也並非天生免疫於威權滑坡。若制度被視為理所當然，若政治規範持續被侵蝕，若人民不再主動捍衛法治、制衡與選舉結果，那麼總統制同樣可能成為權力集中的通道。二百五十年的民主歷史，既可以被視為深厚的制度積累，也可能只是一次又一次幸運避開崩潰的結果。
正如十八世紀政治家 John Philpot Curran 在 1790 年的演說中所言，自由得以存在的條件，是永恆的警惕。後世常把這句話濃縮為 Eternal vigilance is the price of liberty：自由的代價，是永恆的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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