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國會大樓的維修費，傳已升至一百五十億英鎊。到這個數字，問題其實已不再是「貴唔貴」，而是「點解一定要咁做」。位於泰晤士河畔的 Palace of Westminster，固然是英國民主的象徵，但象徵是否必須同時承擔一個二十一世紀國家的全部立法、保安與行政功能，這個前提從來沒有被真正質疑過。
事實上，國會大樓作為工作場所，早已嚴重過時。下議院六百五十名議員，議事廳只有四百三十個座位，重要辯論要有人站着，甚至在外面看轉播。委員會室不足，大型會議要東拼西湊。電子投票遲遲未能落地，議員仍要靠步行點票。這些問題不是制度設計，而是建築本身無法配合。越想保留「原貌」，工程就越貴，系統就越複雜，風險就越高。
所謂全面翻修，其實有一個隱藏前提：國會必須繼續在原址全天候運作。正因如此，才需要把十九世紀的建築，硬生生改造成現代高密度機器。若這個前提被拿走，成本立刻斷崖式下降。把西敏寺修復為博物館、典禮與象徵空間，按同類歷史建築經驗，三十至六十億英鎊已足夠，根本毋須一百五十億。
問題於是變成：國會放在哪裡。答案未必那麼瘋狂。若 HS2 Phase 2a 落實，把高鐵延伸至克魯 (Crewe)，造價約六十至九十億英鎊，克魯將成為全國交通樞紐。在這裡興建一座全新、為立法而設的現代國會，連同保安與基建，二十至四十億已可解決座位不足、會議空間、電子投票等長年痼疾。
帳面合計，新國會加上舊國會文化修復，再加 HS2 Phase 2a，總數約一百一十至一百九十億英鎊，與單純在倫敦維修一座「仍要勉強運作」的舊國會相差未必很遠。但前者換來的是一套可用百年的現代化國會大樓，後者只是延長一幢不合用建築的壽命。
更關鍵的是，國會搬遷並非孤立工程，而是重整國家權力地理的起點。一旦議會離開倫敦市中心，唐寧街與白廳不再是唯一舞台，中央政府隨之分散，公共高薪職位外移，才有可能真正撬動長期失衡的經濟結構。這不是象徵工程，而是制度選擇。
其他國家早已示範過，政治中心不必等於經濟中心。德國把議會設於柏林，美國的政治核心在華盛頓，澳洲選擇坎培拉，目的都是避免權力與資源過度集中。英國不是不能做，只是不肯想。
一百五十億英鎊，其實逼迫英國回答一個早該回答的問題：我們是在保育歷史，還是在死守一套過時的運作方式。當代價高到這個程度，遷都不再是激進，而是理性。問題只剩下，政客有沒有勇氣承認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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