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是自來水，英國人打開水喉就飲，香港人卻從小被教要「煲滾先安全」。不少移英港人初到時仍然堅持煲水，但生活一段時間後，往往開始動搖：身邊的英國人一世飲生水，沒事；自己在外用餐，也早已天天飲生水。問題不在水，而在制度。
英國的供水系統，從設計之初就假設水是「即飲」。水務公司須長期符合嚴格的微生物與化學標準，抽樣、監測、責任歸屬都清楚。氯的使用講求抑菌而非過量消毒，目標是安全而非製造氣味上的安心感。風險被前移，由整個系統承擔，而非交給用戶自行處理。
香港的制度邏輯相反。水廠本身的處理水平並不低，但系統默認水進入大廈後，住戶會再煲煮。這個前提一旦成立，後段風險便被容許存在。樓宇老化、內部水管物料混雜、水在天台或地下水缸停留時間不一，管理質素參差，這些問題不靠制度解決，而是靠家庭用一個電熱水壺去「兜底」。
因此，香港人煲水，並非因為源頭水必然不安全，而是制度把最後一道責任留給住戶。煲水能殺菌，卻去不了金屬或化學物，但在長期經驗與公共教育下，「煲滾」被簡化為萬用答案，慢慢成為本能反應。
但這個本能，其實每天都被我們自己否定——在餐廳。英國無論 café、pub 還是正式餐廳，只要你開口要 tap water，端上來的就是直接來自水喉的冷水，沒有煲過，也不會特別處理。英國人如此，移英港人亦然。很少人會追問水有沒有煲過，因為在公共場所，大家已經默默把風險交給制度。
這一點很殘酷，也很誠實。如果你能接受在餐廳、在由第三方控制的環境飲用水喉水，那理性上，其實很難再堅持「在家一定要煲水先安全」。餐廳的水管未必比你家新，水經過的距離未必更短，唯一差別只是心理位置——你信不信這個制度。
說到底，煲水與否，早已不是單純的健康問題，而是信任問題。英國把風險制度化，香港把風險家庭化。當你在日常生活中已經反覆用行為承認某套制度可信，習慣遲早會改；若不改，留下來的，就只是情感上的慣性。
制度，決定的不只是水能不能直飲，也決定人是否願意放下那個電熱水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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