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常被包裝為精簡政府、減少規管的契機，但不到十年，現實卻完全相反。自2016年公投前後計算，英國中央政府公務員全職等值人數由約38萬，增加至超過51萬，淨增逾13萬人。多個研究機構在扣除疫情因素後指出，約有十萬個職位與脫歐後新增的制度、邊境、監管與談判工作直接或間接相關。這並非行政效率提升的結果，而是退出共同制度後，必須以人手彌補的結構性成本。
問題不只在於「多了人」，而在於這批人帶來的是一筆永久性的經常開支。以公務員的全額成本計算，除了薪金，還包括僱主國保供款、退休金責任、辦公室租用、IT 系統、網絡安全、培訓與管理成本。即使採取相當保守的假設，每名公務員每年成本約五萬至六萬英鎊。若以十萬名與脫歐相關的人手計算，每年額外增加的經常性開支已達五十至六十億英鎊，而且並非一次性，而是年復一年地鎖定在政府支出結構之中。
其中一個最昂貴、也最難逆轉的範疇是邊境與移民。脫歐前，英國並不需要對來自歐盟的貨物與人員進行完整的第三國檢查；脫歐後，海關申報、原產地規則、動植物檢疫、邊境 IT 系統、港口基建，以及額外的邊防與移民官員，全部成為常態。內政部與稅務海關部門的人手長期維持在高位，用以處理新的簽證制度、居留審批、海關清關與合規執法。這些成本不但體現在薪金上，也體現在昂貴的邊境系統建設與維護上，成為脫歐後公共財政中最沉重的一塊。
另一個被低估的支出來源，是食品、藥物與農業監管。過往由歐盟集中處理的食品安全評估、藥物審批、農業補貼與環境合規，在脫歐後全面回流國內。藥物方面，英國必須建立與歐盟平行的審批與監管能力，即使最終結果往往與歐盟一致，也仍然需要一整套獨立人手與程序。食品與農業亦然，動植物健康檢查、補貼制度管理、標準制定與執法，都需要額外人力長期支撐。這些工作並非政策選擇的擴張，而是制度分裂後不可避免的重複。
除此之外，還有一整層較少被提及、卻同樣耗費資源的脫歐相關開支。法律層面上，大量原屬歐盟的法規需要被轉化、修訂並長期維護，涉及專門的法律與政策人手。貿易層面上，英國必須自行維持原產地規則審核、貿易救濟、補貼監管與爭端處理機制，即使實際案件不多，制度本身仍需完整存在。此外，政府亦要持續為企業提供脫歐合規指引、支援熱線與過渡安排，這些看似零散的工作，累積起來同樣構成長期人力與財政負擔。
把這些支出攤到家庭層面，輪廓會更清楚。英國約有二千七百萬戶家庭，若以每年五十五億英鎊的脫歐相關人事開支計算，等同每戶每年約二百英鎊。這筆錢不會以「脫歐費用」名目出現在稅單上，而是透過稅負壓力、公共服務資源被攤薄，或其他預算項目被擠壓而間接承擔。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往往把公務員人數上升歸因於疫情，卻淡化脫歐的長期影響。疫情帶來的是暫時高峰，理論上可以回落；脫歐帶來的卻是永久重複。只要英國選擇在制度上單飛，就必須長期以更多人手與財政資源，去完成原本可以在共同體系中分攤完成的工作。
脫歐是否值得，仍然可以是政治立場的分歧；但在行政與財政層面，帳其實已算得相當清楚。約十萬名新增公務員、數十億英鎊的年度經常開支，最終平均落在每一個家庭身上。這或許不是脫歐宣傳中最響亮的一頁，卻很可能是最持久、也最難忽視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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